毛泽东给斯大林写电报的时候，已经临近第五次战役尾声。第五次战役是6月10日结束的。这次战役共歼敌8.２万余人，是五个战役中歼敌最多的一次，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从此，朝鲜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保家卫国、入朝参战的同时，在国内，一个广大群众性的抗美援朝运动轰轰烈烈地、深入持久地开展起来了。这个运动有力地支援了志愿军的作战，推动了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决策一公布，中共中央即于1950年10月26日发出由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时事宣传的指示》。
随即，在全国掀起抗美援朝的宣传热潮，人民群众以游行、集会等多种形式，表达对美国侵略行径的义愤和对志愿军的坚强支持。宣传运动深入到每个街道，每个乡村，每个家庭，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党和国家的意志迅速地变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1950年11月4日，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等11个民主党派、团体，发表联合宣言，将抗美援朝运动推向高潮。
联合宣言指出：“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关联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不止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切身利害密切地关联着，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决定的。救邻即是自救，保卫祖国必须支援朝鲜人民。”
从11月起，天津、上海、北京、沈阳、重庆、广州、武汉、南京、杭州、桂林、青岛等地的工商界人士，先后召开抗美援朝大会，制定爱国公约，表示“不欠税、不逃税，不投机、不倒把”，“努力增加生产，沟通物资，保证供给”，为抗美援朝贡献力量。
11月30日，天津市工商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游行大会致电毛泽东，表示全国各阶层都已团结一致，共同为完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到底。
毛泽东12月2日复电天津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李烛尘等，对他们的爱国立场表示欢迎，对全国的抗美援朝运动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工商业家，凡属爱国者，一致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完全正确的。我希望全中国一切爱国的工商业家，和人民大众一道，结成一条比过去更加巩固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统一战线，这就预示着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神圣斗争中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
全国各界群众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情。当时，国家刚从长期战乱中复苏，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但是从1951年6月1日开始掀起全国规模的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以来，许多群众节衣缩食，积极捐款。到1952年5月底，全国人民在一年中捐款的总额，约合可购买战斗机3710架，充分显示了动员起来的中国人民的雄厚力量。
从1951年4月开始，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回国作抗美援朝报告，国内组织多批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志愿军的英雄事迹教育了全国人民，全国人民的慰问鼓舞了志愿军将士的斗志。
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这样地团结一致，从来没有这样地意气风发，从来没有这样高昂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
在长期曲折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形成了一个信念：在一定条件下，坏事能够变成好事。大敌压境，国难当头，往往能够成为唤醒民众、组织民众、推动各项革命事业加速发展的强大动力。全国规模的抗美援朝运动，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国民经济的恢复，不但没有被延误推迟，反而在抗美援朝运动以及同时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推动下，获得了新的生机。1951年10月23日，抗美援朝一周年之际，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宣布：“我们的金融和物价则继续保持着稳定，我们的经济建设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的工作，也已前进了一大步”。
1951年12月12日，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在西安隆重开幕。汉、回、蒙古、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等14个民族的代表451人出席了会议。毛泽东为有这样多的民族代表参加的团结盛会感到鼓舞，在同日的复电中说：“你们的这次代表会议，决定进一步团结各族人民，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开展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很好的。帝国主义过去敢于欺负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各民族不团结，但是这个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战胜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国家。”
七、“能战然后能和”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并肩战斗，共歼灭“联合国军”23万余人，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并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这种战役相持的局面，为迫使美国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创造了条件。
五次战役的反复较量证明，美国吞并朝鲜、把战火烧到中国大陆的战略图谋已无法实现。美国统治集团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在1951年6月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魏德迈承认：“朝鲜战争是一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军有胜利的希望。”另一方面，志愿军和人民军要想迅速完全击败“联合国军”，彻底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也是不可能的。从1951年6月开始，整个朝鲜战局出现了长期胶着的状态。
在侵朝战争的头一年，美国付出了8.8万余人伤亡的代价，相当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部损失的近1/3。侵朝战争给美国及其盟国带来的最大损失，还是战略上的。本来，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在欧洲，冷战的最终战略目标是对付苏联。但在侵朝战争中，它动用了陆军总兵力的1/3，空军总兵力的1/5，海军总兵力的1/2，并动员了英、法等欧洲国家的部分兵力。尽管如此，仍感兵力不足。美国的战略预备队，只剩下国内的6个半师和在日本的两个师，实际上已无兵可调。就美国而言，兵力拮据，是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重要原因。在侵朝战争中，美国的物资消耗平均每月达85万吨，相当于当时美国援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年半物资的总和。这种战略上轻重、主次倒置的状况，不仅损害了美国的战略利益，而且直接影响到它与同盟国的关系。在战争初期积极支持美国的英、法等国，也担心美国陷入朝鲜战争，而使以欧洲为重点的冷战政策受到损害。美国总统杜鲁门讲得很坦率，他说：“美国的主要敌人正端坐在克里姆林宫里；……只要这一敌人还没有卷入战场而只在幕后拉线，我们就决不能将我们再度动员起来的力量浪费掉。”
先前主张把战火烧过鸭绿江的骄横的美国侵略者，开始转向谋求停战谈判。
1951年5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杜鲁门提出争取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杜鲁门很快批准了这个建议。
5月31日，美国国务院顾问、前驻苏联大使凯南非正式地拜会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表示美国政府准备与中国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愿意恢复战前状态。
毛泽东敏锐地把握住这个机会，为即将来临的停战谈判作好多方面的准备。
1951年6月3日，毛泽东会见从朝鲜前线专程到北京的金日成，同他商谈了应对可能到来的停战谈判的方针及方案。
金日成在北京停留期间，6月5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提出了目前需要同他商量解决的一些问题：“我们感觉我们在朝鲜进行的战争，在财政方面，在正面作战方面，在敌人从后方海岸线有登陆可能性的威胁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们想派高岗同志于日内乘飞机去莫斯科向您作报告，并向您请示解决各项重要问题。同时，金日成同志现来北京，他愿意偕高岗同志一道去和您商量这些问题。”在6月9日给斯大林的另一份电报里，他还提出要商谈增订武器及其他军事物资的订货单、和战问题、志愿军聘请苏联军事顾问等问题。
在取得斯大林的同意后，6月10日，高岗和金日成乘斯大林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6月13日，斯大林同他们举行会谈。在了解到这次会谈的情况后，毛泽东在当天给高岗、金日成发了一个电报。电报里，谈了他对如何提出停战谈判建议问题的一些设想。电报说：“和谈如何提法，我们觉得在目前两个月内朝中军队取守势的时候，不宜由朝中两国提出，而宜用下列方式：(一)等待敌人提出；(二)由苏联根据凯南对马立克的谈话向美国有所表示。以上方式可以同时做，即一方面由苏联有所表示，另方面如果敌人提出时，朝中两国可以表示自己的态度。究以何种方式为宜，请你们和菲里波夫同志商量决定。”不久，斯大林采纳了毛泽东的后一个建议，由苏联出面对美国的试探做出反应。
毛泽东深深地懂得，要同美国侵略者进行谈判，使和平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没有雄厚的实力作后盾是万万不行的。在战场上稍有疏忽或者示弱，必定要吃亏，必定在谈判中使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如何巩固第五次战役的胜利，逐步提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攻防持续作战的能力，就成为毛泽东首先关注的一个问题。
6月11日，第五次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6、7两个月内如不发生意外变化(即登陆)，我们必须完成下列各事：甲、以积极防御的方法坚持铁原、平康、伊川三道防线，不使敌人超过伊川线；乙、迅速补充三兵团及十九兵团至每军4.5万人，并有相当训练；丙、十三兵团各军休整完毕；丁、加强各军师火力，特别是反坦克反空军炮火；戊、迅速修通熙川至宁远至德川的公路至少一条，最好有两条，并于熙川、德川、孟山地区屯积相当数量的粮食，以备万一之用。”
这时，在毛泽东面前，即将出现两条战线：军事战线和政治战线，一个是打，一个是谈。到6月中旬，一个新的指导方针在毛泽东的头脑里酝酿成熟，被及时地提出来了，这就是：“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在军事上则进一步概括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利用朝鲜的有利地形，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一面以积极防御的手段大量杀伤敌人有生力量，一面积极改善装备和加强训练，不断地壮大自己的力量，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最后战胜敌人，或迫敌知难而退。
当时，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一行5人正在北京，毛泽东把这些意见告诉了邓华，要他负责传达。
毛泽东的方针，对中朝军队在朝鲜战场上即将到来的长达两年之久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交错、边打边谈、又谈又打的局面下，牢牢掌握主动权，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这两条战线上，毛泽东各有一位最主要、最得力的助手：军事上是彭德怀；政治上(指导谈判)是周恩来。
从1951年6月下旬起，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前的各方接触，由非正式摸底进入公开倡议阶段。
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主张交战双方谈判停火与休战，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6月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奉美国政府之命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同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举行停战谈判。还提出会谈地点在停泊在元山港的一艘丹麦伤兵船上。
7月1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联名复电李奇微，声明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并建议以三八线以南的开城为谈判地点。
朝中方面的声明一发表，毛泽东和周恩来便投入紧张的谈判准备工作。首先决定由邓华、解方作为彭德怀的代表出席谈判会议。同时决定，从国内派出由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率领、包括外交部国际新闻局局长乔冠华在内的停战谈判工作组立即赴朝，协助指导谈判工作。
当时，美国方面对谈判的态度是，谈判不意味着立即休战，在停战协定签定以前，将不停止对抗行动。美国政府还授权李奇微，在停战谈判期间，可以进行陆地、两栖、空中、空降和海上作战，以支持谈判。
对美国的这一手，毛泽东是有充分准备的。为了防止“联合国军”借停战谈判的机会举行反攻，他于7月2日致电彭德怀等，对中朝军队在三八线的防线及时做出重要部署：一方面加强正面防御阵地第一线的兵力，防止敌军的大规模进攻；另一方面，加强侧后方的兵力，防止敌人从朝鲜半岛的蜂腰部东西两岸突然登陆。这是为准备谈判非采取不可的一个重大步骤。
7月5日，由李克农率领的停战谈判工作组从北京启程，前往朝鲜。行前，毛泽东同李克农、乔冠华作了长时间谈话，分析了停战谈判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对组织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提出意见。
7月7日，朝中停战谈判代表团到达开城。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大将为朝中方面的首席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表是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参谋长解方，朝鲜人民军的代表还有李相朝、张平山。代表中国政府在第二线指导谈判的李克农，以及协助他工作的乔冠华等，也一同到达开城。
“联合国军”的首席谈判代表是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中将，成员包括：美国远东海军副参谋长奥尔林·勃克少将，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劳伦斯·克雷奇少将，美国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亨利·霍治少将，以及南朝鲜军第一军团军团长白善烨少将。
停战谈判就要举行了，毛泽东几乎投入了全部精力，来指导谈判的准备工作。他亲自起草朝中方面致“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的多次复函，亲自审阅修改有关谈判接洽准备情况的新闻稿，亲自草拟朝中方面关于停战协定的草案，并征询金日成、彭德怀及斯大林的意见。许多具体而细微的准备工作，诸如谈判会议场所、对方代表团宿舍以及我方代表团宿舍的布置，各种用具、设备和食品的准备，以及李克农、乔冠华和我方代表团成员到达谈判地点开城的具体时间等等，毛泽东都样样关照到了。
开城，位于三八线以南，属中朝军队控制区域，是个新解放区，情况复杂，战争中双方都在这里埋设了不少地雷。在安全上，不论哪一方出了问题，后果都将是严重的。所以，毛泽东特别关注安全问题。7月2日凌晨四时，他致电彭德怀等前方同志，嘱咐他们要布置可靠的警戒，“务必保障会议的安全，不许出乱子”。但毛泽东还是放心不下，过了两天，4日凌晨4时，他又给彭德怀专门发了一个50来字的电报，写道：“开城地区如埋有地雷，须加撤除，特别是李奇微代表的飞机降落地，汽车通道及会场附近，必须撤除干净，保障安全，不出乱子为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