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已知的最早泥活字本是南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周必大刊刻的《玉堂杂记》。在他写给好友程元诚的信中，他说“近用沈存中（括）法，以胶泥铜版移换摹印，今日偶成《玉堂杂记》二十八事”，只是可惜没有实物流传。虽然之后元代的姚枢也曾用泥活字刊印过很多书籍，但是也没有实物传世。今天能够见到的最早泥活字本是清道光十二年，苏州人李瑶在杭州“仿宋泥板印法”刻印的《南疆绎史》和《校补金石例四种》。李瑶的成功无疑是对那些毕昇怀疑者们最有力的打击。
读书切勿读一半
都说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那剩下的半部他拿去做什么了？
先贤有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确实，知识广博无垠，典籍浩若烟海，而生命又短暂如白驹过隙，所以很多人读书时往往只把书读了一半。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北宋开国功臣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故事几乎是家喻户晓，其实细翻历史书，赵普读的又何尝只是半部《论语》。
据《宋史》卷二百五十六《赵普传》记载，“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他们恩师平时言行的语录体著作。早年有三种版本，即《齐论语》、《鲁论语》、《古论语》。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合三本为一本，整理出了《张侯论语》二十篇，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能够见到的这版《论语》。
《宋史》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也就是说赵普死后，家人打开它的书箱，看到的是《论语》二十篇。既然是二十篇那又何来的半部《论语》？
但这半部《论语》之说也并非空穴来风。赵匡胤死后，由于赵普居相位时与新任皇帝赵光义存在过节，于是很快被排挤出朝廷。后来老谋深算的赵普看准时机借助“金匮之盟”重新获得新皇帝的信任。
初见面时，君臣二人有一番对话，赵普说：“臣有《论语》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后人读书不慎，遂将此话曲解了，然后以讹传讹就成了今天我们经常听到的“半部《论语》治天下”了。
同样是《论语》，有两个被现代人奉为经典的成语也多半是误读的衍生物。一个是“以德报怨”，一个是“三思而行”。
“以德报怨”出自《论语·宪问》篇第十四，原文为：“或曰：
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几句话通俗易懂，意思很容易理解。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怎么样？孔子没有正面回答，先是用了一个反问，然后引出自己的观点。他不赞成以德报怨，而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但现在我们很多人往往把以德报怨当成了孔子的意思，更有些人甚至把它当成了儒家的核心思想，让人唏嘘。
“三思而行”则出自《论语·公治长》第五，原文为：“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文子即鲁国大夫季孙行父，以慎重著称。据《左传》记载：鲁文公六年（公元前621年），季文子奉命出使晋国，待一切都准备得妥当贴切的时候，他忽然想起忘了准备遭丧之礼。也就是假如到晋国，刚好碰到晋国王室死人，需要备用的礼节。对于这一想法，当时就有人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准备这东西毫无必要，因为事情不可能这么凑巧。季文子则说，古人教导我们，有备无患，准备了没用上确实徒劳无功，但是我们事事小心，准备得万无一失又有什么不好呢？季文子的态度在当时很有些市场，所以才会有人跑去咨询孔子。孔子立场鲜明地说，凡事思考两遍就够了，想得太多往往有过求之嫌，反而不利于实际行事。认真分析孔子的话，确实很有道理，事情的发展常常带着很大的偶然性，俗话说，计划不如变化，如果每件事都要等到想得天衣无缝再去做，那就几乎什么事也做不成。但现在我们中的很多人曲解了孔子的原意，把“三思而行”奉为圭皋，并广为流布，害人害己。推究起来，这都是读书不完全，只读了一半惹的祸。
大宋梁山事件
很多人直到今天还在为宋江惋惜，为梁山惋惜，可历史上的宋江和梁山真有那么厉害吗？
《水浒传》中，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而以宋江为中心，宋江就像一根麻绳，把这群零散的咸鱼串在一起，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可以说，没有宋江就没有水泊梁山，也就没有了《水浒传》。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宋江事件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历史上有无宋江其人这是所有考证宋江事件的人都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如果历史上本无宋江，而纯粹是小说家的杜撰，那么接下去的论证就变得跟中世纪的神学家论证上帝创世纪一样无聊。
宋江的事迹最早在宋元之间就以重大旧闻的形式在街头巷尾广泛流传。罗烨的《醉翁谈录》，无名氏的《宣和遗事》都有这方面的记载。南宋末年的画家龚开曾为宋江等人作过画像，他在《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中写到：
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状其人，欲存之画赞，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为。及异时见《东都事略》载侍郎侯蒙传，有书一篇，陈制贼之计云：“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
从龚开的话里，我们知道史书对宋江事件是有记载的。侯蒙在《宋史》有传，其中关于宋江的事与龚开引《东都事略》的话大体相同。在《宋史》中还有其他两处提到宋江。
“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讨之。”——《宋史·徽宗本纪》“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宋史·张叔夜传》其他史书如李的《十朝纲要》，陈均的《九朝编年备要》，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徽宗皇帝宣和元年的诏书，以及毕沅的《续资治通鉴》都有类似记载。另外，在已发现的宋人梁圆、王师心、折可存等人的墓志铭中都提及与宋江的战斗，北宋末年殉国的李若水在其《忠愍集》卷二也有一首涉及宋江的诗。这样看来，在宋朝历史上还真有宋江这么一号人。
宋江跟梁山泊有关吗《水浒》中的八百里水泊就像一道天然的护城河，拱卫着这群枭雄的根据地，进可攻，退可守，成功地五次反围剿，三败高俅，两赢童贯，无疑都得益于水泊地利。那么，历史上的宋江是否曾真的在梁山落草生根呢？
梁山泊是五代时因黄河决口，将大小湖泊连成一片，而成为汪洋沼泽的，北宋时的梁山泊《宋史·杨戬传》有载，“梁山泊，古巨野泽，绵亘数百里，济、郓数州赖其捕鱼之利。”苏辙（苏轼的弟弟）亦有诗云：“近通沂泗麻盐熟，远控江淮粳稻秋。”可见梁山泊作为绵亘数百里的大湖和南北交通的枢纽，在经济上有着极为重大的作用。而这恰恰使它成为北宋历史上官匪争夺的焦点。梁山泊多盗，素有“盗薮”之称，《宋史·蒲宗孟传》说：“梁山泊素多盗，宗孟痛治之。虽小偷微罪，亦断其脚筋。盗虽为衰止，而所杀不可胜计。”
《宋史》中《江几传》、《任谅传》也有“梁山泊多盗”，“梁山泊渔者习为盗”的说法。但宋江究竟有没有立足梁山泊，竖起“替天行道”的杏黄大旗呢？元人陈泰在他的《所安遗集·补遗》“江南曲序”写道：
“余童卯时，闻长老言宋江事，未究其详。至治癸亥秋九月十六日，舟过梁山泊，遥见一峰，雄跨，问之篙师，曰：此安山也，昔宋江起事处，绝湖为池，阔九十里，皆蕖荷菱芡，相传以为宋江妻所植。宋之为人，勇悍狂侠，其党如宋者，三十六人，至今山下有分赃台，置石座三十六所，俗所谓‘来时三十六，归时十八双’，意者其自誓之辞也。”
描写得绘声绘色，煞有其事。有趣的是，关于宋江啸聚梁山一说，不仅有文字记载，还有实物地图为证。康熙初年的《寿张县志》卷首有所谓的“梁山图”一张。此图所绘为梁山全景，中有虎头崖、宋江寨、湾山、黑风口、青龙山、雪山、平山，又有莲台寺、法兴寺、天齐庙、玉皇阁等。宋江寨有寨垣，全景四周又有一大圆形墙，有“梁山北门”、“馍馍台门”、“茶庄门”、“宋家胡同门”、“玉皇集门”、“张家垓门”、“邵家楼门”、“张家坊门”等门十五座。
现在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些都是后人的附会。陈泰的文章写得很明白，他信息的来源是“问之篙师”。而篙师（撑船的熟手）本人根本没有进行过求证，极可能是道听途说，或许还加了自己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小故事。康熙初年的《寿张县志》，离宋江生活的年代实在是太远了，这中间，宋江的“精，气，神”在难以计数的作者添加下已趋于完备。更重要的是，那个时候，署名施耐庵的《水浒传》已经面世很久，那张地图的绘制不可能不受流传甚广的《水浒传》的影响。
不说宋江一伙从来没去过梁山泊，但至少他们没有在梁山泊安营扎寨，赖着不走，把这“八百里水泊”当作永久的“革命根据地”。
相反，他们一直积极奔走，自然不是为了传播革命的火种，而是劫掠财富。《宋史·张叔夜传》说“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同样的记载见宋人梁圆的墓志铭，“宋江啸聚亡命，剽掠山东，一路州县大震”。可见，宋江一伙从来都是流窜作案。能攻则攻，不能则走。颇有点游击战的味道。而且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分析，宋江也不太可能具备后世革命家建立根据地，推翻朝廷的素质与实力。掠夺是比生产更直接、更便利的积累个人财富的手段，不管我们如何看待历代的农民起义，我们都无法否认，战争本身就是对生产的破坏。宋江的所作所为绝对不会超过早年的李自成。而李自成向来以农民起义的领袖而著称。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宋江在梁山泊的故事纯属子虚乌有，套用港版连续剧的话就是“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宋江的军事实力《水浒传》中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更有众喽号称数十万之众，声势浩大，有与宋朝皇帝争夺天下，逐鹿中原的实力。而据各种文献记载，宋江向来以三十六人著称，南宋的龚开和元初的《宣和遗事》也都只提到宋江三十六人，所谓“三十六小伙，七十二大伙”完全是后人添上去的枝叶。从另一方面说，宋江横行齐魏，空间跨度之大，应该属于运动作战，量其规模，也不会超过千人，从《宋史·张叔夜传》我们可以窥其端倪：“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张叔夜以区区“死士”、“壮卒”数千人就“擒其副贼”轻松搞定宋江。可见宋江在当时也只是一般的小毛贼，与朝廷出动数十万大军，国防部长童贯亲自带队，并有韩世忠等名将参加，花一年多时间才平息下来的方腊根本就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而且宋江也并不是战无不胜的中国乒乓球梦之队。宣和二年到宣和三年的战斗中，宋江先后败于梁圆、王师心、张叔夜之手，宣和三年四月之后，折可存只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让宋江从历史上彻底消失。可见，宋江的军事实力甚是一般，《宋史·张叔夜传》所谓的“官军莫敢婴其锋”，以及侯蒙上书中说的“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分析起来，原因可能有三：
第一，宋江等人作案的手段很可能十分残酷，令人望而生畏，加上流传过程中的放大，使得他们被越描越黑，官军在气势上首先就输了几分。这一点李若水的诗可以作为旁证：“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杀人纷纷翦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今年杨江起河北，战阵规绳视前作。嗷嗷赤子阴有言，又愿官家早招却。我闻官职要与贤，辄啖此曹无乃错。招降况亦非上策，正诱潜凶嗣为虐。
不如下诏省科徭，彼自归来守条约。小臣无路扪高天，安得狂词裨庙略。”在招安之后，站在城头的士女看到三十六人鱼贯而入，尚且感觉恐怖异常，估计宋江等人在当时人们的心中就跟今天美国人民心中的本·拉登和基地组织差不多。
第二，宋朝因为经历了太祖陈桥兵变，弄出心理阴影，生怕一不小心，重蹈大周的覆辙。于是采用兵将分离的制度，造成“积蓄已久，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兵士战斗素质低下，在战场上常常发生一哄而散的场面。
第三，在宣和三年之前，中央政府根本没有出动过正式部队围剿宋江，所谓的“官军数万”要么是侯蒙夸张的说法，要么是综合宋江所到各州县的兵力相加所得出的统计数字，绝非一场战斗中的确切数据。从另一方面说，如果宋江真的“官军数万无敢抗者”，那么等不到侯蒙上书，宋江早就像方腊一样被剿灭了。朝廷绝对不会容忍这样的人活着看到第二天的太阳。
招安与征方腊《水浒传》前七十回把梁山好汉描写得个个英雄了得，天罡地煞，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当朝廷的硬实力不能正常地镇压他们的时候，等待他们的结局只有一个——招安。
招安历来是个令人丧气的话题，不单一般的读者，就是很多专家都为宋江的选择而痛惜，以至于金圣叹像所有的愤青一样把《水浒传》拦腰截成两段，说后三十回是后人的伪作。那么宋江到底有没有受招安呢？
《宋史·张叔夜传》记载得很明确“擒其副贼，江乃降”，同样的记载也见于毕沅的《续资治通鉴》。时任大名府（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元城县尉的李若水在他的《忠愍集》卷二中曾写道受招安的宋江等人，“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这样看到，宋江确确实实是受了招安的。招安之后的宋江等人又去干了什么呢？陪徽宗皇帝画画？还是跟着蔡京学写毛笔字？显然，这些都不符合宋江的性格。宋江是一个舞枪弄棒的人，像《水浒传》里做个“刀笔小吏”玩笔杆子不是他的强项。对于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睡在领袖身边的敏感人物，朝廷又该如何安置他呢？
第一种说法是杀降说。有人说宋江投降之后，被朝廷残酷地杀害了。宋代学者洪迈在他的《夷坚乙志（六）·蔡侍郎》中说：“宣和七年，户部侍郎蔡居厚罢，知青州，以病不赴，归金陵，疽发于背，卒。未几，其所亲王生亡而复醒，见蔡受冥谴，嘱生归告其妻云：
‘今只是理会郓州事。’夫人恸哭曰：‘侍郎去年帅郓时，有梁山泺贼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诛之，吾屡谏，不听也。……’”有人据此推测所杀的就是宋江等人，但这也仅仅只是推测，在时间上经不起推敲。《宋史》记载的宋江投降时间在宣和三年，而洪迈叙述的事发生在宣和六年，很明显蔡侍郎杀害的决非宋江等人。
第二种说法是征方腊说。《宋史·侯蒙传》记载有候蒙在方腊起义的时候向皇帝老子提的“以盗御盗”的策略。李的《皇宋十朝纲要》也说，宣和三年二月宋江投降张叔夜，于当年随大军出征方腊。
并在“六月辛丑，辛兴宗、宋江破贼上苑洞”。杨仲良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载：“（征方腊攻帮源洞）王涣统领马公直并稗将赵明、赵许、宋江，既次洞后。”而且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也曾引用《中兴姓氏奸邪录》和《林泉野记》中有关宋江征讨方腊的记载。但是《宋史》和《续资治通鉴》在述及征方腊时都没宋江什么事。另外一条相左的材料来源于1939年出土的宋将折可存的墓志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