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是《管子》，这是记录管仲思想、言论的总集。管仲，名夷吾，又名敬仲，春秋时期齐国颍上人。他在中国历史上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管仲早年经商，最初投奔在齐国公子纠门下，帮助他和公子小白争夺君位。小白得胜，即位为齐桓公，管仲被囚。经鲍叔牙保举，齐桓公不计前嫌，任管仲为卿。他辅佐齐桓公对内政外交政策进行全面改革，制定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策略，被齐恒公任为上卿，尊称仲父。执政四十年，齐国大治，齐桓公成为春秋时的第一个霸主。管仲死后，他的继承者和学生在临淄的稷下学宫将其生前言论编撰成书。原书564篇，除去重复的478篇，实为86篇。刘向编定86篇，后亡佚10篇，故今本《管子》仅76篇。全书16万言，为《论语》的十倍，《老子》的三十多倍，为最宏伟的中国先秦单本学术论著。《汉书·艺文志》列入道家类，《隋书·经籍志》改列法家类。司马迁说自己撰写《史记》时，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其书世多有之”。足见《管子》成书之早，流传之广。
《管子》的政治思想以顺民心、利民生为原则，在历史上最早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管仲认为，想使国家富强、社稷安定，必须先得民心。要得民心，应当先从爱惜百姓做起；国君能够爱惜百姓，百姓就自然愿意为国家出力。爱惜百姓就得先使百姓富足，百姓富足而后国家得到治理，那是不言而喻的道理。通常讲安定的国家常富，混乱的国家常贫，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国君“重赋敛、竭民财、急使令、疲民力”，百姓当然没有好日子过。但不这样做，国家又哪来的财力负担军队开支呢？如何既使百姓富足安乐，国家又有足够的财力呢？管仲在书里提出一系列的办法，如开发山林、开发盐业、铁业，发展渔业，以此增加财源。发展商业，取天下物产，互相交易，从中收税，这样国家财力自然就增多了。
《管子》的经济思想是很超前的，就当时条件来说，是很精湛而有洞见的。管仲提出“相地而衰征”，即按照土质好坏、产量高低来确定赋税征额。这样使赋税负担趋于合理，提高了百姓的生产积极性，这与马克思级差地租的思想完全一样。他把国家赋税分为两种：一种是强制性的，一种是自愿性的。强制性的，除了土地税之外，还有房屋税、牲畜税、人头税、果木税等。对于这种强制性的税，管仲认为应当尽量少征或免征。因为这些强制性赋税有一定的负面效应。那么，国家应该征收什么样的赋税来充实府库财力，以满足国家机器的各项开支呢？管仲认为，最好的赋税形式，是让民众只负担“见予之所形，不见夺之理”的间接税。也就是说，这种税收可以让百姓看到国家给予他们的好处，而看不到国家拿走的部分。这种税，民众不仅自愿交纳，而且还争着请求交纳。比如盐铁税、渔业税、山泽特产税等国家特许行业的税。
古代中国以农业立国，因此粮食政策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兴衰的关键。投机商人往往利用操纵粮价大发其财。管仲利用货币杠杆，抓住“币重则万物轻，币轻则万物重”的相互作用，在轻重、贵贱之间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控粮价。国家在粮价便宜时买入，贵时卖出。国家一旦插手其间，通过对粮食的买进卖出，就会使粮价向相反方向发展。本来是很便宜的谷物，国家一大量收储，价格就会上扬。相反，国家在谷物贵时大量抛售，价格又会下降。这样，国家便可以相机调控，在适当时机、适当地区“以重射轻”；或者是相反方向操作“以贱泄平”，以实现平抑物价、调剂余缺并增加国家收入的目的。《管子》记载，有一年，齐国西部因涝成灾发生饥荒，而齐国东部又因丰收而谷贱。国家就大量收储齐东之谷，散售于齐西之民。齐东因有国家的大量收储，谷价上扬，这样就可以解决谷贱伤农之害。而齐西又因有国家的平价谷物售卖，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
《管子》的一系列强国富民政策的出发点，或者说理论依据，概括起来说，就是利益趋动四个字。他在《禁藏》篇中说得很清楚：“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既然人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在于追逐利益，趋利避害，因而治理国家、强国富民的根本要务，或者说最有效的办法，就在于因势利导，用利益作杠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