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你能替我保密……”这时于尔根急忙说是因为那些老鼠。
罗圈腿退了一步：“因为老鼠？”
“是呀，它们吃死人，吃人，它们靠这活命。”
“谁说的？”
“我们老师。”
“那你就留神起老鼠来了？”那人问。
“才不是呢！”接着他用很低的声音讲道，“我的弟弟，他就躺在下面，就在这儿。”
于尔根用棍子指着倒塌的墙垣。“我们的房子遭到了轰炸，地下室里的亮光一下子没有了，他也不见了，我们还大声叫过他。他比我小好多，才四岁。肯定他还在这儿。他比我小好多。”
那人俯看着他乱蓬蓬的头发，突然说道：“那，你们老师就没有告诉你们，夜里老鼠要睡觉吗？”
“没有，”于尔根轻声说，一下子显得很不耐烦，“这个他没有说过。”
“哟，如果他连这个也不知道，还算什么老师，”那人说，“夜里老鼠是要睡觉的，夜里你可以放心回家，夜里它们总睡觉，天一黑就睡下了。”
于尔根用棍子在瓦砾堆里戳出一个个小窟窿。这儿全是它们的小床，他想，全是小床。
“现在你明白了吧？”那人又说（他的罗圈腿显得很不安静），“全是小兔子，白的，灰的，灰白的。我现在赶紧去喂我的兔子，等天一黑我就来接你。或许我还能带一只来，一只小的。还是……”你说呢？
于尔根在瓦砾堆里戳出一个个小窟窿。“我不知道，它们夜里是不是真的睡觉。”他轻声说着，看着罗圈腿。
那人翻过一堵堵断墙到了街上。当然，他还在那里说：“你们老师应该卷铺盖滚蛋，要是他连这个都不知道。”
于尔根站了起来，问：“我真能有一只兔子吗？一只白的，成吗？”
“我找找看，”那人边走边喊，“可你一定要等着我，我带你回家，懂吗？我得告诉你父亲怎样做兔子笼。这事你们可得懂。”
“好，”于尔根喊道，“我等着。天黑前我还得留意老鼠。我一定等着。”他又喊：“我们家里还剩有些木板。箱子板。”他叫道。
可是那人已经听不到这些了，他圈着两条弯腿朝太阳跑去。黄昏把太阳染得血红，于尔根还能看见阳光从那两条腿当中照射过来，两条弯弯的腿。还有那只篮子兴奋地摇晃着，里面是兔子草。青青的兔子草，因为瓦砾片而变得有些发灰。
笑者
〔德国〕海恩里克·波尔
每当有人问起我干哪一行时，我就窘态毕露，满面通红，口吃起来，而原本人家都觉得我是个挺镇定的人的。我很羡慕那些能说“我是个泥水匠”的人。我羡慕理发师、记账员及作家这些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出来的人，因为他们的职业不言自明，无需冗言解释，而叫我回答这类问题，却感到十分局促：我是个笑者。一旦招认了，我在回答第二个问题——“你是这样谋生的吗”时，又得老老实实地再招认一次：“是的。”
我的确靠发笑维生，而且笑得很好，套用一句商业用语来说，我的笑声是供不应求的。我是个优秀的笑者，没人笑得跟我一样好，也没有人能如此发扬我这行艺术的精粹。有很长一段时间，为了避免没完没了的解释，我会称自己为演员，但是我的才华在滑稽剧与朗诵术的领域中实在显得过于差劲，我觉得用这个名称是太离谱了；我喜爱真理，而真相是：我是个笑者。我既非小丑，又不是滑稽演员。我并不使人们开心，我表演开心；我像罗马帝王一样地笑，或者笑得像个敏感的小男生；我发出十七世纪的笑声，与发出十九世纪的同样自在；如果场合需要，我一路笑尽所有的世纪，所有的社会阶层，所有不同的年龄，就像修皮鞋的，这不过是我练出的一种技能。在我的心胸中，怀抱了美洲的笑声，非洲的笑声，白种、红种与黄种的笑声——只要报酬合适。在导演的要求之下，我的笑声就能轰然而出。我已经变得不可或缺了；我在唱片里笑，在录音带中笑，电视导播对我也蛮尊重的。我凄惨地笑，适度地笑，神经地笑。我笑得像个电车上的检票员或像杂货店里的帮工。清晨的笑声，晚间的笑声，子夜的笑声与黎明的笑声，简言之，无论何时需要何种笑声——我都得笑。这样一种行业，不必我说，自然是十分令人厌烦的了，特别是我还有一项专长——擅发传染性的笑声，这对三四流的滑稽演员而言，我更是不可缺少的帮手了，这级演员很怕——也难怪他们——观众会错过他们说的关键性笑话，因此晚上我多半都在夜总会里不露声色地充当捧场者，我的职责就是在表演节目嫌弱的当儿，发出传染性的笑声。这种笑声必须小心地在时机上扣得很准；我的放声纵笑不能来得太早，也不可来得过迟，必须恰是时候。在事先排练好的节骨眼儿上，我放声一笑，整个观众的哄笑也会响彻全场，台上说的笑话也才给救了起来。至于我呢，则拖着疲惫的身心来到衣帽间，穿上大衣，庆幸自己总算下班了。回到家中，总会发现有电报在等着我：“即刻需要你的笑声。星期二录音。”
数小时之后，我已经坐在暖气过强的特别快车上悲叹我的命运了。简直不必说，当我下了班或休假的时候，我是一点也不想笑的。牛仔巴不得能忘却牛群；泥水匠能忘掉灰泥也是一桩乐事；木匠家中的门常常是坏的，要不然就是抽屉开不开。卖糖果的喜欢吃酸黄瓜；肉贩子喜欢杏仁饼；烤面包的宁可嚼香肠，也不要啃面包。斗牛士养鸽子消遣；赛拳的看见自己的孩子流鼻血，脸都吓白了。我觉得这都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我自己工作之余就从来不笑。我是个严肃的人，很多人认为——或许十分正确——我是个悲观厌世的人。在我们婚姻生活的头几年中，我妻子常会对我说：“笑几声嘛！”但后来她就认清了我是无法满足她这个愿望的。我能在全然的肃穆中放松脸部紧绷的肌肉与磨损的精力，我就会觉得快乐。是真的，连别人的笑声我都受不了，因为那会令我想到自己的职业。所以说，我们的婚姻是十分静寂、安详的，因为连我妻子也忘了怎么笑了。偶尔我见她脸上挂着一丝微笑，我也回她一个浅笑。我们谈话声调很低，因为我痛恨夜总会里的喧嚣，还有录音间中不时充斥的喧闹声。不清楚我的人认为我沉默寡言。或许我是这样，因为我得常常张开口大笑。我一生都是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偶尔让自己也挤出一丝温柔的浅笑，我常怀疑自己是否真正笑过。我想没有。我的兄弟姊妹始终认为我是个老气横秋的孩子。不错，我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笑，但我却从没听过自己的笑声。
轻蔑的一瞥
〔德国〕库森别格尔
电话铃响了，警察局长拿起听筒——“喂！”
“我是克尔齐警长。刚才有一位过路人轻蔑地瞧我。”
“或许你弄错了吧，”警察局长要他考虑一下，“几乎每个碰上警察的人都感到心虚，不敢正视。这看起来就像是轻蔑。”
“不，”警长说，“不是这么回事。他轻蔑地打量我，从制服、帽子一直到皮靴。”
“你为什么没有把他抓起来？”
“当时我愣住了。在我想到这是侮辱的时候，那人已经不见了。”
“你还认得出他来吗？”
“肯定，他蓄的是红胡子。”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相当难受。”
“坚持一下，我叫人来换班。”
警察局长打开了话筒。他派出一辆救护车到克尔齐那个区去，同时命令把所有蓄红胡子的公民抓起来。配备有无线电话器的巡警队接到命令的时候，正在值勤。两个人正在试验哪一辆车跑得快，另外两个人在酒馆里庆贺店主的生日，三个人帮着一个同事搬家，其余的人在街上买东西。但一听到事情的经过，他们就急忙驱车直奔市中心区。他们封锁了一条又一条街道，逐户搜查。他们跑进商店、饭馆、住宅，只要找到一个红胡子，就把他拖走。到处交通停顿，警报的鸣叫声使居民惊慌不安，谣言风传：这次搜捕的目标是一个杀人犯。围捕刚开始了几小时，虏获可观：五十八个红胡子给带到警察总局来了。克尔齐警长，由两名护理人员搀扶着，在这批嫌疑人面前慢慢走过，但他却没有指认出嫌疑人。警察局长归因于克尔齐的健康状况，命令审讯被拘留的人。他说：“就算他们在这件案子里清白无辜，他们肯定也犯过别的错误，审讯总是会有收获的。”
对，审讯诚然会有收获，特别是在这个城市里，但不要以为受审的人受到了虐待。还不至于到如此粗暴的地步，所采用的方法是比较微妙的。长期以来，秘密警察不声不响地讯问了每个公民的亲属和仇人，从而建立了一套卡片，从这里面可以查到他特别憎恶什么：风钻的嘎嘎声，刺目的强光，石炭酸的气味，北欧民歌，剥皮老鼠的样子，狗叫等等。如果运用得彻底，这些办法大多可以奏效：它能从受审者嘴巴里逼出供词来，有真有假，视情况而定，而警察总是高兴的。对这五十八个人现在所用的就是这类办法。要搜捕的那个人早已回到了他的寓所。警察摁他的门铃的时候，他没有听见，因为他正往浴盆里放水。洗澡水准备好了之后，他倒是听见门铃声了，但那是邮递员送来一份电报。消息是可喜的，有人给他在国外准备了一个好职位——不过，条件是：他得立即启程。
“好，”这人说，“好，现在要做两件事：胡子要剃掉，因为我讨厌它了；要弄到一份护照，因为我没有。”
他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重又穿好衣服。为了庆贺这个大喜日子，他选了一条特别漂亮的领带系上。他打电话询问几点钟能搭上一架飞机。他离开寓所，跨过几条恢复了宁静的街道，走进一间理发店。这件事办完后，他到警察总局去，因为他知道只有在那里才能在很短时间内领到一份护照。说到这里，得补充一点：这个人事实上是轻蔑地瞧过那个警察的，原因是克尔齐的样子极像他的表兄艾贡。对这个不中用而且欠着他钱的表兄，这人感到轻蔑，这种感情在他见到克尔齐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地倾注于目光中了。所以，克尔齐的观察是正确的，他的报告是无可指责的。事有凑巧，这人走进警察局的时候，又碰上那位使他想起他表兄艾贡的警察了。但这一次，为了不得罪对方，他把目光迅速移开了。而且，那可怜的人显然健康状况不佳，两个护理人员正陪着他走向一辆救护车。申请护照的事并不如这人想象的那么简单。他身边带有一些证明文件，也出示了电报，这都无济于事，他申请出国的计划，匆促得没有分寸，吓坏了经管护照的警官。
“一份护照是一份重要文件，”他解释说，“办这么一份证明文件是需要时间的。”
这人点点头。
“按规章制度可能是这样。但每种规章制度都有例外。”
“这种情况我决定不了，”警官说，“只有警察局长才能决定。”
“那就交给他决定。”
警官把文件找到一块儿来，站起身来。
“您跟我来，”他说。
“我们抄近路——穿过办公室。”
他们穿过三四个房间，那里面坐的尽是蓄红胡子的人。
“真滑稽，”这人想，“我原先不知道蓄红胡子会有这么多人。我现在不归他们那一伙了。”
像一些独裁者一样，警察局长也爱摆出社交场上老手的样子。他听取了报告就把那警官打发走了，然后请客人就座。但客人要勉强装出笑脸却不容易，因为这位警察局长的模样长得像他同样厌恶的堂弟阿突尔。但是，掌管微笑机能的肌肉却尽忠职守——这可是关系到护照的大事啊。
“小官儿们胆小，”警察局长说，“他们避免做任何决定。没问题，您马上而且就在这儿可以领到护照。您到伊士坦布尔上任，是我们城市的荣誉。我祝贺您。”
他在护照上盖了个印，签上了名。他大大方方地把护照递给客人，好像那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什么小本儿。
“您系了一条特别漂亮的领带，”他说。
“一幅市区图，是吗？”
“不错，”这人回答说，“是伊士坦布尔的市区图。”
“妙极了的主意。好吧！”警察局长站起身来，把手伸向那人，“我祝您一路平安。”
他把客人送到门口，向他亲切地挥手致意，然后走进审讯拘留者的房间里。为了缩短自己受折磨的时间，那些可怜人已经承认了一些违法行为，但并没有承认指控的那一条罪行。
“继续审讯！”警察局长命令道，然后去吃午饭。他回来时，见那里摆着一份报告。一个理发师报告：他上午按照一个顾客的意愿，给他剃掉了蓄着的红胡子。这人的相貌他描述不出，但他记得衣着上的一个显眼之处：一条印有市区图的领带。
“我这匹蠢驴！”警察局长叫了一声。他一步跳两级，奔下楼梯。院子里，他的车正停着备用。
“到飞机场！”他朝着司机喊道，顺势一靠，坐在后排位子上。司机施展出全身本事。他轧死了两只狗、两只鸽子和一只猫，擦坏了一辆电车，轧坏了一辆装着废纸的手推车，吓坏了成百上千的过路人。在他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在外边老远的地方，只见飞往伊士坦布尔的飞机从跑道上分秒不差地起飞了。
如此警察
〔斯里兰卡〕古纳瓦尔特那
“抓小偷……抓小偷……快来人哪！……”突然，隔壁人家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喊。时间是下午四点半。左邻右舍闻声后，纷纷赶到出事地点。站在门边往里面瞧去，只见一个衣衫褴褛的家伙被人打翻在地，一人掐着脖子，一人骑在身上，使他半点动弹不得。英雄难找用武之地，值此机会，谁不想大显一番身手？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口吐秽言，推开人群冲杀上去。此刻，房东老板正在蔬菜店里营业。得知消息后，他立刻派人去报告了警察局。想到自己多年来被盗的失物今天终于有了追查的线索，老板顿时喜出望外，乐上眉梢。
“警察来了！警察来了！”有人在门口向老板报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