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乌龟井塾师毛简臣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向埃德加·斯诺谈起青少年时代的往事时，曾说：“（辍学后）《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我到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在那里读了半年书。以后我又在一位老先生那里读了更多的经书，也读了许多时论和一些新书。”
这里提到的那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就是指的家住在韶山冲乌龟井的毛岱钟，他的父亲毛简臣，就是毛泽东的塾师。毛泽东在毛简臣门下读过半年书。
然而，在有关毛泽东生平传记的书籍和资料中，一般认为毛泽东曾拜毛岱钟为师。如《毛泽东成长的道路》一书中提到：“……在辍学两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一边劳动，一边抽空读书学习。1909年，他不顾父亲的反对，又先后到乌龟井和东茅塘私塾读书。乌龟井的塾师毛岱钟，毕业于法政学堂，当过律师，以笔讼著称于韶山一带……”
其实不然，毛岱钟并非毛泽东的老师。
据韶山《毛氏四修族谱》载：毛岱钟，派名毛贻禧，学名毛宪，字岱生，号亚超，生于1890年12月28日。曾担任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调查专员。他比毛泽东仅大三岁，到1909年他19岁，在外求学。在乌龟井，当时能够教毛泽东书的只有毛岱钟的父亲毛简臣。
乌龟井又名乌龟颈，倚山面田，坐北朝南，为“一担柴”式的普通农舍。屋后树木葱茏，屋前良田片片，是理想的读书场所。乌龟颈的取名还有一段来历：屋后这座山像一只乌龟，乌龟之颈向前延伸，其头、嘴伸入田垅中，私塾就建在这个颈上，故得名“乌龟颈”。因田中有一口井，且“颈”与“井”谐音，故人们又称“乌龟井”。
私塾左边为茅草盖的厢房，厢房由木板分隔为两间，一间为私塾授课之所，一间为学生自习之所。
毛简臣系清朝乡村秀才。父亲毛相才，派名毛祖南，是毛泽东的曾祖父毛祖人（字四端）的嫡堂兄弟，乡村中医出身。据毛岱钟之孙毛远定回忆，毛简臣幼承家学，得到父亲栽培，熟读《三字经》、《幼学》、《论语》等。青年时代，外出谋生，投左宗棠部，给一个钱粮师爷当差。由于好学上进，他很快学会了记账、打算盘等。其珠算本领尤为出色，能左右开弓，无论数目多么复杂，均无差错，因而深得上司赏识。后来，左宗棠率部远征新疆，打败阿古柏，毛简臣也随之抵达新疆，当上了钱粮师爷。左宗棠不顾年老体衰，勇御外侮，捍卫民族尊严的爱国主义精神，使毛简臣深为感奋，他决心跟随左宗棠卫国戍边。不幸的是，家里两个弟弟相继病逝，父亲毛相才年老多病，身边无儿无女，无人照料，于是奉命回家成亲，生儿育女，以延宗嗣。
由于长期在外行役，毛简臣不善耕种和经营，家里只有少量水田和山土，加之常年歉收，难以维持生计，生活十分艰难。为了维持生活，1900年后他在家中办了一个私塾——当地人称之为“学堂”，一般课读未发启蒙的本族子弟，有时也招收一些发过蒙的弟子。
私塾课堂设在靠路边那间房的木楼上。在此之前，上韶山冲没有办过学堂，识字的人不多，像毛简臣这样的“秀才”是难得的。学生大多家境贫寒，一般只读完《三字经》、《百家姓》、《论语》等，就得辍学在家砍柴、放牛谋生，这些知识是比较浅显的。因此，毛简臣尽管读书不多，但读得比较活，在乌龟颈一带来讲算是一个有学问的“秀才”了，对付一般子弟还是能应付自如的。
毛简臣擅长书法。韶山当年修引凤亭时，毛简臣应邀为之写过“引凤亭”的匾额，字迹刚劲有力，劲健流畅，对少年毛泽东习书不无影响。
1907年春夏，毛泽东在井湾里私塾毛宇居先生手下读了一段时间的书后，因与父亲毛顺生发生冲突，辍学回家，参加生产劳动达两年多。在这段时间里，他利用夜间读了《盛世危言》一书，从而激起了他继续读书的愿望。他向父亲申述读书的要求和理由，却遭到了父亲的反对。他们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最后，毛泽东从家里跑了出来，跑到乌龟颈，找到堂叔祖父毛简臣，要求拜师。毛简臣见其求学心切，便欣然收纳他为弟子。这时已是1909年秋了。
毛泽东在这里读书时，每逢授课后，先生即令学生到东头木楼温书，规矩甚严，不到背熟课文则不准下楼。学生认为先生非常严厉，都很惧怕先生。唯独毛泽东一点不怕，他把课文背得滚瓜烂熟，先生难不住他。同时，他是一个“调皮”学生。每逢读书口渴了，肚子饿了，他常常能想出办法解决难题。有天温书时，一只螳螂从窗外飞到阁楼里，毛泽东见了，将其捉住，用线拴在桌子下。见先生在讲台上正襟危坐，神态严肃，他想了一个办法：把拴在螳螂腿上的线接长，将其吊到楼下去。楼下有先生家晒的红薯片子，可以充饥。螳螂用钳子一样的脚爪将红薯片子钳住，一片一片的红薯片子就吊了上来，毛泽东把这些成果匀给大家分享。同学们对此称赞不已，敬佩毛泽东聪颖过人。毛简臣发现后，责怪道：“毛润之，你温书不认真，偷东西却有一套！”毛泽东分辩道：“我没偷，是螳螂偷的。先生，我们肚子饿了，只想吃点东西！”毛简臣无可奈何，没有责罚他，但他从内心里欣赏毛泽东，背后常与家人称道他。
毛简臣性情耿直，刚直不阿。乡里人都称简臣五阿公的性子是“抹直的”。“抹直的”是韶山土话，意思是耿直。他的这种秉性与他在军队多年有关。此外，毛简臣为师严厉，对学生要求严格。他教课认真，要求学生课文每课必背，描红写字一丝不苟。他所教少年儿童多系本族子弟，他既是塾师又是长辈，学生如有嬉戏，不好好完成功课者，即会受到严厉训斥。因此，课堂气氛十分严肃。
毛简臣教毛泽东点读过《史记》，这使毛泽东由此养成了对中国历史的兴趣，并为开阔他的胸襟打下了思想基础。
毛简臣生活朴素，勤俭自持，受过苦，尤以勤俭为本，绝不奢靡。他有几亩水田和山土，在教私塾时，还时常下地干活，劳碌奔波，连衣服也常是自己浆洗。毛简臣学过法律，口才好，富于雄辩，好打不平。他的这些特点，对少年毛泽东影响很深。
但是，毛简臣仅有的一点经学底子，面对毛泽东日益强烈的求知欲，他显得力不从心，难以满足这位学生的要求。毛泽东时常向先生提一些疑难问题，每每令先生犯难，答非所问。毛简臣觉得自己捉襟见肘，已不再能应付这位学生了，便劝毛泽东另择高明。
1909年冬，毛泽东告别塾师毛简臣，离开乌龟颈，来到了东茅塘，拜他的堂伯父、韶山冲唯一的秀才毛麓钟为师。
1925年2月，毛泽东与杨开慧回到韶山开展农民运动，曾去乌龟颈看望这位老师。此时，毛简臣因患病久治不愈，卧床不起，家里人决定以“冲喜”为其治病。于是，叫独孙子毛泽敷与肖姓女子成亲，并特地派人去请毛泽东夫妇前来帮助办喜事。毛泽东对这位塾师平素很敬佩，即与妻子杨开慧赶到乌龟井，祝贺毛泽敷成亲，并帮助他们举行了热闹的婚礼。
然而，“冲喜”是一种旧俗和迷信，当然治不好毛简臣的病。不久，毛简臣病殁于乌龟井。他的儿子毛岱钟当时旅居贵州，未能回家奔丧，家里一片凌乱，无人料理。毛泽东帮助毛泽敷一家料理了塾师的丧事。丧事办得很隆重，来了很多乡亲吊唁，据说摆了108个台子，全围上白布，十分肃穆。毛泽东给塾师送上一份奠仪，还写了一份祭文和一副挽联，表达对老师的怀念之情。可惜这祭文和挽联均已散佚。
四、堂伯父兼塾师毛麓钟
1967年，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到达长沙，在接见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黎原、华国锋等人时，谈到韶山的情况，询问了许多乡亲。问到戈楷的情况时，黎原说：“戈楷在省科委任副主任。”黎原担任过47军军长，当时是省委书记，对戈楷比较熟悉，他接着问及戈楷与毛泽东的关系：“听说是主席的亲属。是您的侄子还是弟弟？”毛泽东笑着说：“不是侄子，是堂弟。他原来叫毛泽普，比我小二十多岁，但论辈分我们是同一辈的，他父亲叫毛麓钟。过去我们韶山只有一个秀才，就是戈楷的父亲，这个秀才是我小时候的塾师。”毛泽东说完这句话后，陷入了沉思。
毛泽东说的毛麓钟，是他的堂伯父和私塾老师。毛麓钟对毛泽东的少年时代产生过重要影响。
毛麓钟（1866—1921），派名毛贻训，学名绍芳，字麓钟，号云阁，又号韶山小隐人。生于同治五年（1866）十二月二十四日，家住韶山冲东茅塘，出身书香门第，但家境贫寒。其祖父毛兰芳乃地方绅士，以诗文见长，丕振家声，清朝时曾做过九县的县丞官，既有文才，又擅长辞令，乡里发生纠纷均请其调解。父亲毛鼎臣，生有四子，毛麓钟为次子。他从小受到祖父的熏陶，专攻诗书，为人品格优良，勤俭朴实，学绩超群，颇受乡邻赞誉。
据韶山《毛氏族谱》记载，清光绪十八年（1892），毛麓钟年方26岁，应考“经柯学使甄拨补入郡庠”，成为韶山毛氏家族中唯一的秀才。不久，毛麓钟应聘游幕江南，襄办军务。继走武陵，为“何参军梅岭之书记”。中日甲午战争后，因对清政府丧权辱国、腐败无能深为不满，愤然辞职回乡，闭门隐居，自号“韶山小隐人”。
随着时局的变化，特别是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毛麓钟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满清政府的态度由愤慨转为反抗；由主张君主改良转而赞成推翻满清帝制，建立民国。他曾对人讲：“旷观宇宙竖画天地，前因后果，无一可恃，而可恃者在我横画山川；古往今来，一无可恋，而可恋者惟在目前，目前之事维何？即美雨欧风向我神州冲激，惟有迎头赶上，才能自树立于世界之林。”他主张废科举，兴学堂，办新学，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坚船利炮，富国强兵，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他开始联系地方绅士在韶山兴办学堂，开启民智，接着又与族人倡办团练，训练民众，维持地方秩序，以反对军阀混战。
1911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不久，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篡取，接着军阀混战，全国人民奋起讨袁。毛麓钟对时局十分关心，对袁世凯的窃国行径异常愤慨，乃与毛国翘、毛宇居一道参加蔡锷领导的云南讨袁起义军。在蔡锷所属将领何海清部下担任文书，为护法护国转战云南、四川、广东、广西诸省，备受征战之苦。不久，毛麓钟不得不引疾而归。1921年病逝于韶山东茅塘，享年55岁。临死前，曾嘱咐妻子张氏：“一定要送儿子读书，莫丢了书本子。”
1909年，毛麓钟受维新思想的影响，开办中西合璧式的私塾。接收韶山冲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年入学。私塾设在东茅塘面山楼。学生中有刘伯庚等十余人。这一年，年方16岁的毛泽东在乌龟井塾师毛简臣手下读了半年书后，因仰慕毛麓钟的声望和学识，特地背着书囊来到东茅塘，拜毛麓钟为师。毛麓钟喜爱这个资质俊秀的后生，欣然收纳他为弟子。在十余名学生当中，毛泽东禀性最聪明，记忆力最强，诗文做得最好。毛麓钟对他十分赞赏，认定这个学生极有发展前途，十分关心他的学习。一有闲暇，毛麓钟先生便向他介绍祖国的大好河山，把自己在外的经历和见闻告诉毛泽东，教他热爱名山大川，胸怀广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毛麓钟还悉心地给毛泽东点读《史记》、《纲鉴类纂》和《日知录》及历代著名诗词辞赋。由于毛泽东记忆力超人，课堂的授课不能满足他的要求，毛麓钟先生常常给他开“小灶”——单独授课。因此，毛泽东在这里学习半年时间比别人所学的东西都多，收益不小。毛泽东后来在《讲堂录》中写道：“（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认为司马迁将其游览四方所得山川浩然之气，一发为文章，故气势奔放，雄视百世。毛泽东嗜读《史记》，司马迁的文章及其品行，都使他深为折服。《纲鉴类纂》是明人王世贞依据朱熹的《通鉴纲目》而编写的一种通俗历史课本。这本书使毛泽东对中国历朝史事有所了解。《日知录》则是顾炎武经身精绪之书。顾氏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提倡实地考察，遇事穷源探本，其治学态度对毛泽东后来的思想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可见，毛麓钟给毛泽东点读的这几本书，大大地拓宽了毛泽东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知识，使之获益匪浅，对他一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与毛麓钟是五服内的堂兄弟，家庭来往比较密切。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原来也住东茅塘，后来才迁到南岸上屋场。1910年，毛泽东停学在家，父亲毛顺生叫他到湘潭城里当学徒，毛泽东表示反对，要求继续读书，遭到父亲的责骂和追打，而跑出家门到东茅塘找堂伯父毛麓钟“告状”。二人谈了一整夜，商量了对策。第二天，毛麓钟将毛泽东送到家里，与毛顺生交换了看法，肯定读书是件好事，应该让润之读书深造。经其他长辈们再三劝说，毛顺生认为送毛泽东去“洋学堂”继续读书是一件名利双收的好事，终于同意了儿子的请求。
1910年秋，毛泽东离开韶山，踏上了通往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的山路，走进了一个广阔的新天地。
五、“激进派”老师李漱清
有这么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照片中央，是身着呢子大衣的毛泽东，站在他身边的是他青少年时代的三位老师——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原历史教员罗元鲲，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原校长张干，少年时代的老师李漱清，还有一位是他幼年时的同学、启蒙塾师邹春培的儿子邹普勋。
这张珍贵的照片摄于1952年，地点是北京中南海瀛台。
这里所要叙述的是毛泽东的“激进派”老师李漱清。
李漱清先生又名李劼，生于1874年7月，比毛泽东年长近20岁，家住韶山冲下的清溪湖堤涧下的陈家桥李家屋场（今属韶山乡韶山村），距毛泽东家上屋场仅三华里路。他虽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教书先生，却是一位思想开明、博学多才、充满爱国热情的进步知识分子。他毕业于湘潭师范和地方自治法政专门学校，较早地接受了维新思想，曾在湘潭县西二区上七都都校和韶山李氏族校执教多年。在乡间，他常给人们讲述各地见闻，劝说人们不要求神拜佛，坚决反对封建迷信，反对封建礼教；主张废庙宇，兴学堂，让农家子弟都能进学校读书，普及文化科学知识，开启民智，振兴国家。他的这些维新主张，却遭到了当地不少人非议，尤其是遭到了豪绅们的激烈反对甚至诽谤，他们污蔑他是“过激派”。但毛泽东却敬重他的为人，钦佩他的学识，拥护他的行动，经常到他家去借书请教，听他讲述时事，讲述维新救国的道理和爱国志士的动人事迹，受到民主思想的启蒙教育。
毛泽东好学上进，深受李漱清的喜爱和器重。李漱清热情地向他推荐新书让他阅读，灌输新思维，并帮助他修改作文。因此，他们之间逐渐形成了比一般师生更为亲密的关系。这种真挚的情谊，一直保持到晚年。
1906年，刚满13岁的毛泽东，因与老师发生冲突而被勒令退学。这天，毛泽东从井湾里私塾挑着行李和书箱回家，迎面走来了一个秀才模样的人，问道：“润之，你这样急急忙忙做什么去呀？为什么把行李和书箱都挑回来了？”
毛泽东见是李漱清先生，连忙放下担子，热情地和他打招呼。两人在绿荫下坐下来，毛泽东向李先生倾诉了他被勒令退学的经过：井湾里私塾学的全是《四书》、《五经》，教书先生虽然有些学问，但很守旧，只知道崇拜孔夫子，认为只有圣人的书才有用，其余都是杂书。毛泽东因为厌读经书，加之经书也难满足他求知的欲望，他便在课堂躲着看《三国演义》、《水浒全传》之类的小说，被先生认为是“反叛”。毛泽东据理争辩，更触怒了先生，因而被勒令退学。
李漱清听了毛泽东的倾诉，深有感慨，自言自语地说：“封建的教育方法，实在误人子弟，误人子弟啊！”
“他们为什么要把小说当做杂书呢？看小说又有什么过错？”毛泽东茫然地问。
李漱清叹了口气，说：“这是我们国家的怪现象，西洋人是十分推崇小说的，俄国的托尔斯泰，英国的狄更斯，都是写小说的，也是很有社会地位的大学问家，只有我们国家把小说看成杂书，写小说的人也成了‘下三等’。先生们只晓得崇拜孔夫子，不晓得如今世界上出了什么事，还在那里大骂洋鬼子是‘化外之民’。唉！再这样搞下去，有一天真会亡国灭种的！”
毛泽东认真地听着，又问道：“李先生，你办的洋学堂怎么样了？我到你那里去读书好吗？”
李漱清苦笑了一声，说：“还没有一点眉目，谁晓得能不能办起来呢？你暂时还是回家一边劳动，一边读点书吧！”
毛泽东点点头，挑起担子，向上屋场走去。
李漱清望着毛泽东的背影，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想：毛泽东的天赋很高，已经读了几年私塾，若是有一所好学校让他继续深造的话，完全可以培养成一个杰出人才。
毛泽东回到家里。白天带着大弟弟毛泽民跟父亲一起参加田间劳动，夜晚躲在蚊帐内读些书籍。他等着李漱清把那个“洋学堂”办起来。可是管理祠堂寺庙的“老板”对李漱清的提议根本不予理睬。
1908年，毛泽东15岁了。有一天，他到李家屋场去见李先生。李漱清问他：“这两年，你收获如何？”
毛泽东答道：“我读了很多小说，有的还能背了，这些书对我的影响，比经书大得多哩！”
“好啊！”李漱清对学生夸奖道，“你比我的收获大！”
“可这些小说为什么不写种田人的故事呢？”
李漱清摇摇头：“那些写书的人，多半是没搞过田里工夫的。”
“将来有一天，要是我能写一本书，我一定要把种田的、打铁的、挖煤的等等，都写进去，并且都写成英雄豪杰。”
“能！一定能！”李漱清对这位学生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又过了一年，毛泽东16岁了，他先后到乌龟井和东茅塘读了私塾，系统地读了《史记》、《纲鉴》和《日知录》，还读了一些“杂书”。
正是夏天的一个傍晚，毛泽东放学回家扯完了田里的稗子草，便跑到李家屋场去找李漱清。他此时刚刚读完了《盛世危言》一书，心里有许多话，很想向李先生倾诉。
李漱清正在禾坪里乘凉，见毛泽东来了，连忙高兴地招呼他坐下。毛泽东说明来意之后，李漱清说：“润之，你有什么话，只管讲嘛！”
毛泽东说：“我总在想，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到底要做些什么？”
李漱清沉默了，摘下眼镜轻轻地擦拭着。
毛泽东说：“这几年，我每天夜里读杂书，产生了许多感慨。杂书上那些英雄豪杰、忠臣义士，都是十分了不起的人物！他们或者血洒疆场，为国立功；或者公正廉明，为民除害，很受后人钦佩。如今国家多难，外侮频凌，处在民族危亡之时，我们这些学子怎能株守家园？”
李漱清脸上一片愧赧，说：“是呀！像我们这样的七尺男儿、一介书生，本当为国尽忠，可眼下奸臣当道，劣绅横行，我们求学无门，报国无路，有什么办法呢？”说完不停地咳嗽起来。
毛泽东安慰道：“李先生不要伤心！您在家办个维新的私塾，收几个学生，别人也不会干预。您的愿望不是也能实现了吗？”李先生点点头，赞许道：“见解不错！”
毛泽东接着说：“我读了《盛世危言》之后，深感自己学问不够，要继续进学校读书，要趁年轻时学好本领，将来为国立功、为民造福。”
李漱清鼓励道：“十五六岁年纪，正是风华正茂、立志向上的时候，你要争取外出求学，这样才能实现你的愿望和志向。”
不久，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决定送长子去湘潭一家米店当学徒，毛泽东把此事告诉李漱清，李漱清听后，连忙赶到上屋场，对毛泽东的父亲说：“顺生大哥，你怎么不让润之继续读书呢？”毛顺生说：“石三为人聪明，我想让他学经商。”李漱清说：“润之会读书，有志向，你还是让他进学堂继续深造好！”毛顺生不置可否。后来，李漱清和毛泽东的塾师毛麓钟、毛宇居、表兄王季范等人又分别去找顺生公说项，终于说服他送儿子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
1911年至1921年毛泽东在长沙读书和从事革命活动期间，每次回家，总要去看望李漱清先生。
此后，毛泽东与李漱清虽然天各一方，但时常书信往来不断，互通音信，互诉衷肠，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25年2月，毛泽东由上海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李漱清亦随后回到韶山协助毛泽东开展工作。他将自己的儿子、当时担任小学教员的李耿侯介绍给毛泽东当秘书。李耿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参加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还在农民夜校担任教员，成为农会骨干。不久，他在毛泽东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韶山第一个党支部的五名党员之一。
1925年8月，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离开韶山去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并主编《政治周报》，特地邀请李漱清去协助办报。此时李漱清虽已年过半百，仍告别妻儿欣然前往广州，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图书室工作，帮助毛泽东主编《政治周报》。
1927年初，李漱清到长沙，在湖南省清查逆产委员会工作。这个委员会主管没收一切军阀及其党羽、贪官污吏的财产，为抚恤老弱残废士兵之用。“马日事变”后，李漱清回到家乡，仍任小学教员。
后来，由于戎马倥偬，时局动荡，毛泽东一度中断了与李漱清的联系，但他时常思念着这位老师。
1936年秋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娓娓地谈起童年时的往事。当谈到对自己影响最深的事情时，他深情地回忆道：
还有一件事对我有影响，就是本地的一所小学来了一个“激进派”教师。说他是“激进派”，是因为他反对佛教，想要去除神佛。他劝人把庙宇改成学堂。大家对他议论纷纷。我敬佩他，赞成他的主张。
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接着谈道：
这些事情接连发生，在我已有反抗意识的年轻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在这个时期，我也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
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这里提到的小册子叫做《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大概就是李漱清介绍给毛泽东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当上了党和国家主席，仍然没有忘记这位“激进派”老师。1949年11月17日毛泽东复信给李漱清的儿子李介侯：“尊翁（指李漱清）健存，可为庆贺，尚祈转致问候之意。”他还多次给李漱清先生写信，询问其生活情况，问寒问暖，表达党和政府对李先生的关怀。
1950年8月23日，毛泽东亲笔致信李漱清：
漱清先生：
惠书收到，极表同情，已将尊件转寄湘潭县人民政府酌量办理矣。此复，顺致
敬意
同年11月12日，毛泽东又一次致信李漱清：
漱清先生：
毛泽东
八月二十三日
李耿侯、李贡侯、李德深三人为革命牺牲，均应发给光荣纪念证件，请持此往湘潭县府洽办为荷。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二日
1952年8月21日，毛泽东致信堂兄兼塾师毛宇居：“李漱清先生及邹普勋兄前曾表示，希望来京一游。我认为可以同意，借此了解乡间情况。”并嘱咐，“介绍信一件，请予转致李、邹二位。”同年9月，李漱清与邹普勋应邀赴京，受毛泽东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一同进京的还有毛泽东早年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校长张干及历史教员罗元鲲。
1952年11月，经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介绍，湖南省人民政府聘请李漱清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后改任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月薪40元。
1953年8月27日，毛泽东致信李漱清：
漱清先生：
别后来信久已收到，甚谢。乡间情形，便时尚希告我一二。并望保重身体。此复。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同年10月16日，毛泽东再次致信李漱清，说：“惠书敬悉。承告乡情，甚感……”
1957年，李漱清先生在韶山湖堤涧李家屋场病逝，享年8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