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浮士德精神”影响了后来的整个资本主义的西方世界，渗透到了全部的西方现代文明之中，此话听来似乎有些夸大，似乎难以自全其说。但是，只要认真仔细地作一番考虑、分析，它又并非不可理解。为此，我们首先必须明确：所谓影响，可以是正反两个方面的，可以是直接的和间接的；所谓渗透，则多半隐晦而曲折，必须细加清理和辨识。就这个问题，无疑可以写一部厚厚的专著。笔者没有这样的精力和功力，只能抛砖引玉，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或者说甚至只是感觉；深入的探讨、论证，就留给我们希望还会出现的新一代歌德研究者吧。
请看，一个半世纪以来，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成功后的西方资产阶级，他们并未“躺上软床”，而是仍然一个劲儿地创造财富，积累财富，没有一天停止，没有一刻餍足。他们并且不断改进创造财富的手段，革新技术，优化管理，进行科学实验和发明创造。他们进而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不但使地球的面貌日新月异，而且开始探索和开发宇宙，比起浮士德的上天入地、围海造田来，实在尤有过之。他们无止境地追求生活的享受，可谓竭尽舒适、豪华、奢靡之能事，浮士德博士的那些享受——不管是金钱、权力和美色的拥有，还是事业的成功——与他们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浮士德》中那些看似神奇的事物，例如魔女“巫厨”中能窥见裸体美女的“宝镜”和使人恢复青春的汤药之类，在他们老早已变成生活中的现实和掌中的玩物……
所有这些比《共产党宣言》例举的人间奇迹更加伟大的奇迹，当然有其产生的经济基础、物质技术条件和社会前提，但是，就上层建筑而言，上述以“浮士德精神”为代表的永远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不是仍然对其产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么？何况，经济基础和物质技术条件乃至制度前提，也同样是人的创造，同样是某种人生态度的产物。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浮士德精神”的影响和作用发生了变化。有意无意地，它某些部分被夸大和绝对化了，某些部分被忽视了、阉割或者曲解了，[250]以致产生出消极和反面的影响。到了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进入晚期，以我为中心，自视为超人，利己唯我，声色犬马，纵欲无度，贪得无厌，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殖民掠夺，无度地利用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这些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和资产阶级的恶行，也同样隐隐约约地投影出被夸大、扭曲、和滥用了的“浮士德精神”来。
这种现象，不只可以用“真理跨前一步即成为谬误”进行解释，而且也反映出资产阶级世界观本身所固有的矛盾和缺陷。浮士德不是自谓：“我的胸中，唉！藏着两个灵魂，一个要与另一个各奔西东”吗？“浮士德精神”也和世间的万事万物一样具有两面性；它在后世继续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产生某些消极影响，应该讲并不为怪。
四
对于西方近现代文明的特征和根源问题，解答很是不少。例如，德国近代大思想家和宗教社会学的创立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一生研究西方近代文化和近代人的特性和产生的原因，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他的答案曰根本原因系所谓“资本主义精神”。在他的名著《基督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他又把这“资本主义精神”本身的根源归之于基督教新教，特别是新教中的加尔文教派所奉行“前定论”教义（Pr？destination）。该教派的教徒坚信自己的尘世祸福尚在生前已被上帝决定了，他们作为被上帝挑中了注定享受其恩宠的所谓“选民”，在世上只能以努力进取，证实上帝的挑选正确，既以此荣耀上帝，同时也承受、体验上帝的恩宠。因此，资本家们的克勤克俭，兢兢业业地经商办工厂，聚敛财富、发展事业，都超越了功利的考虑，而仅仅出自于对永恒的天国之福的追求和希冀。
我们所讲的“浮士德精神”，显然与韦伯源于基督教新教教义的“资本主义精神”南辕北辙，大异其趣。请听在诗剧结尾年已百岁的浮士德面对灰衣女子“忧愁”的一番夫子自道：
我只匆匆奔走在这世上，
任何欢乐都抓紧尝一尝，
不满意的立刻将它抛弃，
抓不住的干脆将它释放。
我只顾追求，只顾实现，
然后又渴望将人生体验，
用巨大心力，先猛冲蛮干，
而今行事却明智、谨严。
对于尘世我已了如指掌，
对于彼岸我不再存希望；
只有傻瓜才会盯着云端，
以为有同类居住在上面！
强者应立住脚，放开眼，
世界对他不会默默无言。
他何须去永恒之境悠游！
凡能认识，便可把握拥有。
他该如此踏上人生旅途，
任鬼魅出没而我行我素，
于行进中寻找痛苦、幸福，
他呀，没有一瞬感到满足！[251]
在这段概括地描绘和总结他一生行事和思想、对“浮士德精神”加了一个很好注脚的自白中，老博士明确地宣示的是一种无神论的、现实而积极的人生观。他认为“只有傻瓜才会盯着云端”，“强者”应立足现世，无须寄希望于彼岸，去所谓的“永恒之境”寻求幸福。
我国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先生，在他著名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把人类的处世态度和人生观概括为了三个类型：一，西方的，遇到问题都正视它，努力解决它，积极进取，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二，中国的，遇到问题不求解决，得过且过，自满知足；三，印度的，根本无视问题的存在，消极出世，唯望来生之福。
对梁漱溟大师的东西文化分类和分析定性，早有学者提出异议，它是否完全准确，是否能涵盖人类丰富多采的文化类型，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252]我这儿引述他，就像上面提到韦伯有关“资本主义精神”和西方文化的理论一样，只是想提供一个从侧面来观察“浮士德精神”及其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的参照。同时我也想说，梁漱溟先生的上述分类和分析，似乎还更加地切合以“浮士德精神”为代表的西方处世哲学和人生观的实际。
五
“浮士德精神”尽管植根滋生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文化历史中，发育成长在其兴盛发达的近代和现代，但是它所代表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并非一直为西方的资产阶级所专有，而是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例如东方的日本，在实行“明治维新”之后不久，歌德的《浮士德》已经由著名作家森鸥外译成了日文，“浮士德精神”便也在日本西化即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产生积极影响。
上世纪中叶，大清朝闭关锁国的藩篱外国列强的船坚炮利击碎了，开始了“西学东渐”。继而以“中学为用，西学为体”为纲领的洋务运动，以革新政体为目标的戊戍变法和辛亥革命，都遭到了失败，中国的有识之士这才感到在精神领域革故鼎新的必要和重要。德国大汉学家魏礼贤一针见血地指出，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就在于主事者们把西方的先进科技错误地当成了“一个随随便便的没有灵魂的东西”（ein beliebiges seeleloses Gebilde）；这所谓“灵魂”，指的显然就是西方的精神，就是西方的人生态度和世界观。[253]总结改良和革命失败的教训，陈独秀、胡适等五四运动，提出“文学革命”和“文学改良”的主张，大声疾呼“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并且将《浮士德》的作者桂特（歌德）列为了中国文化人应当努力学习的榜样。此后不久，歌德的《浮士德》便开始引起重视，对此田汉、宗白华、郭沫若的通信汇编《三叶集》（1920）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又过了两年，张闻天在他由《东方杂志》连载的长篇论文《哥德的浮士德》中，更详细地对这部杰作的方方面面作了分析，高度地评价它宣扬的“活动主义”即有为哲学，并于结尾时发出一声意味深长的感叹：“唉！保守的，苟安的中国人呵！”
也就是说，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的新文化运动时期，我们知识分子中的先知先觉者已开始学习“浮士德精神”，企图利用它所代表的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来革新我们失于“保守、苟安”的精神文化传统，推进社会的进步、发展。而事实上，从此，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里，“浮士德精神”也确实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人身上，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例如1932年尽管已经是国难当头，为纪念歌德逝世一百周年，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仍举行隆重纪念活动。在沙面的广州俱乐部，连演了两个晚上的《浮士德》片断；在观看演出的六百多人中有不少的军官和士兵，而在纪念会的请柬上，印着的正是引自《浮士德》中的著名诗句：“只有每天去争取自由与生活权力的人，才配享受自由与生活”。显然，主办者希望用这句体现着“浮士德精神”的名言，激励自己同胞去为争取和捍卫民族自由和生存权力而战斗的勇气。[254]
这儿我还要提到一篇十年前刊载在《文学评论》上的一篇长文，以作为“浮士德精神”在我国影响深远的例子。此文题目就叫《刘再复现象批判——兼论中国文化思潮中的浮士德精神》，文中毫不含糊地把从五四时期的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到当代的刘再复在内的一大批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称之为具有浮士德的精神和性格的理想主义者。[255]
六
综全文所述，在《浮士德》中，歌德提出和阐明了一系列堪与同时代的大哲学家媲美的思想，在继承西欧优秀的文化哲学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塑立起了光照千秋的“浮士德精神”。这实在难能可贵，然而同样并不偶然，而是他出身市民之家，自幼受到很好的教养和文化熏陶，享有八十三岁的高龄，饱尝人生悲欢苦乐，历经时代风云变幻，目睹科技日新月异，以及他既有天才的头脑又勤于实践、敏于思考的结果。歌德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精神代表，在他用毕生心血创作的《浮士德》中，为自己理想的人和人生，提供了一个富于启发性的样板。
我们高度评价《浮士德》丰富、深邃的哲学内涵，特别地推崇体现在它主人公身上的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浮士德精神”，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哲学思想完美无缺。应该看到，《浮士德》的哲学思想，它所表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仍然属于资产阶级精神文化的范畴，其中特别是它的政治哲学，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多方面的局限性。
例如，诗剧主人公尽管对腐败的封建朝廷并不满意，却仍然去适应它，为它效力，替它解决经济危机出谋划策，以举办化装游行满足它无聊的需求。在封建朝廷的生存受到“伪帝”的威胁时，他甚至效命疆场，打败“伪帝”，为的只是得到一块海边的封地。就在实现他的造福众生的理想时，他更多地还像个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开明封建主，充其量是位施恩于民的仁爱贤良的统治者罢了。一句话，他那大方向积极和进步的政治哲学，还有保守、妥协的一面，明显地带着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改良主义性质，离时代所提出的革命要求之间尚存在相当的距离。
这儿我们当然不想跨越时代，奢求诗剧认同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张和理想；而仅仅是不满于它对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态度冷漠。《浮士德》的政治哲学，说穿了也就是歌德的政治哲学。在实际生活中，歌德就像诗剧主人公浮士德一样，也曾效力于封建宫廷，也是个政治上的改良主义者，也对革命（指法国大革命）在行动中和思想感情上都缺少理解和热情。在他的另外一些作品如剧本《市民将军》、《激动的人们》以及某些篇《威尼斯警句》中，歌德对暴力革命和随之而引起的社会动乱的反感表现得更加明显。
歌德政治哲学的保守性，恐怕主要源于他自己的世界观，主要由于他在自然哲学方面是个进化论者。以进化的观点看待人类社会，只相信渐变和改良，他因而厌恶暴力、混乱和革命。其次，德国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和缺少革命性，也是造成歌德及其《浮士德》的政治哲学局限的原因。还有，歌德一生几乎都生活在小小的魏玛，已成为魏玛宫廷中的统治阶级的一员，所受的保守乃至反动的政治影响也不容低估。考虑到如此多的不利因素，我们对歌德和《浮士德》政治哲学的上述局限，也许就感到奇怪了。
然而，瑕不掩瑜，《浮士德》所蕴涵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它的整体精神取向，毫无疑问却是积极的，乐观的，进步的。在光芒四射的“浮士德精神”面前，包括上述政治哲学的局限在内的种种不足，可说微乎其微。
何只“自强不息”！
——“浮士德精神”别解与反思
“自强不息”这四个字，在中国差不多已成了“浮士德精神”的同义语。一百年来，中国的歌德学者乃至文学爱好者几乎都用它，或者与它意义相近的词语和说法，诸如永不满足啊，奋发向上啊，不断进取啊等等，来定义、诠释“浮士德精神”，尽管在不同时代和不同人的具体的解说中，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侧重和差异。
众所周知，“自强不息”一语出自堪称我国最古老典籍的《易经》。《周易·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还有后来的《孔子家语·五仪解》也道：“笃行信义，自强不息”。也就是讲，“自强不息”一语不论是语源或是语义本身，都反映着儒家哲学精神，带有中国传统思想的醒目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