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德意志民族产生的影响及于整个世界的哲学家、科学家、政治家多不胜举。在诗剧反映的历史环境中，浮士德可以说是一身兼为三者——像歌德本人一样——而本质上却主要仍然是位哲人。读者们请想一想，他的一生是不是始终都在探索自身存在的意义，探索宇宙万象的成因，探索人类未来的前景呢？浮士德的的确是一位德国哲人，是一位体现了德意志民族某些优秀品格的姣姣者。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上半叶，随着德国的统一和军国主义化，一些具有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倾向的学者也曾拿浮士德身上的德国人特性大做文章，把他英雄化和超人化，以证明德意志民族的优越，说浮士德的非凡之处在于“具有占有外界事物和不断扩张的意志”，以此作为侵略扩张的理论基础和精神支柱。这些当然是对歌德笔下的德国伟丈夫的滥用和歪曲。不过，在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中，浮士德这个独一无二的、民族色彩鲜明的形象，并未因此丝毫失去他原有的光辉。
第三个层次，浮士德是现代西方精神文化的象征，是新兴资产阶级的理想化身。
这个源于施本格勒的提法，本身应该说是并不错的，虽然他抹煞了文化和人物的阶级性质，称前者为所谓“德意志文化”，后者为所谓“现代欧洲人”。他把浮士德精神特征归纳为“积极的、奋斗的、克服的”，应该说也颇准确。在西欧走出黑暗中世纪之后的三百年，新兴的资产阶级正是凭着这样的精神，“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开拓了世界市场”，一百年中所造成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23]
德意志民族尽管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却与西欧其他民族同样处于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希伯莱文化持久而强大的影响之下；浮士德尽管成型于歌德笔下，产生和成长的过程却恰恰包括西欧资本主义萌芽和壮大的时代。由于这两大原因，浮士德就不仅体现了德意志精神文化，也并非什么“永恒的德国人”。反过来，近几百年西欧各国同样出现过许多“浮士德式的人物”，文学家们不断地反复地以这样的人物为主人公，就证明了他的超民族性。而在处于别的文化圈和社会形态的国家，中国也好，印度也好，都没有产生或很难发现浮士德一样的人物，又证明了他的特定文化属性和阶级属性。
我特别强调浮士德乃是新兴资产阶级的理想化身。因为，歌德在充分展示他“积极的、奋斗的、克服的”精神光采的同时，还将资产阶级初期的人道主义理想保留了下耒，而把冷酷无情、没有良心、寡廉鲜耻等等资产阶级的丑恶，尽可能转移到诗剧中的另一个人物——魔鬼靡非斯托的身上。正因此，浮士德身上就有远比普通资产者更多的人性光彩，才能真诚地爱格莉琴，为自己造成她的不幸痛悔不己；才能认识到他通过靡非斯托在围海造田时所行的种种不义，以致内疚、忧愁得瞎了双眼；才能在年满百岁之后还“为千万人开拓疆土”，在明亮的心中为人类的未来描绘“自由的土地上生活着自由的人民”这么一幅美景。理想化的资产者已经超越了资产者，浮士德由此又上升到——
第四个层次，他是杰出的人的典型，或如卢卡契所说的，是“人类发展的缩影”。
宏观地纵览人类发展的历史，浮士德曲折坎坷、上下求索、充满失望和痛苦的一生之于它，的确可以称作是一个象征或者缩影。我们在前面谈《浮士德》的时代精神时已详细分析过，诗剧主人公如何从中世纪挣扎出来，经历了封建社会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并在最后出于对眼前现实的不满而产生了对未来的空想社会主义似的预言和希冀。浮士德的的确确如卢卡契等人所说，几乎经历了——包括在思想上经历了现代人类发展的所有发展阶段。
笔者有一个不妨说是独创的看法，即认为还可以微观地把浮士德视为人类杰出个体的代表，把他的一生和五个追求、五幕悲剧，视为人的生命存在的五个阶段或者五种境界。
具体地讲，前三个阶段每个平凡的人都是要经历的：从呀呀学语，便开始求知：成年以后，便有男女之爱；再进一步，就要报效国家，服务社会，从事某种作为生存基础甚或博取荣华富贵的职业。一般人至此便心满意足了。杰出人物却还要上升到后两个更高的境界：他一是要追求精神上的美的享受，与美结合以实现精神的充实，人格的完善；二是要突破一己的小我，把目光射向全社会、全人类、全宇宙，要突破眼前和现在，预见和关心着人类的前途和未来。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说并非人人都是浮士德，但人人身上都有一些浮士德的因子，都可以努力做一个浮士德。这就是歌德笔下的人物对于我们的现实意义。这就是他可以使不同民族不同层次的读者产生亲近感的原因。
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他产生的原因和过程十分复杂；他具有的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异常丰富，因此几百年来吸引着一代一代学者去考证、研究、分析。这篇小文远远未能穷尽浮士德的方方面面，读者诸君大可深入细致地研读诗剧原著，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
“否定的精灵”和“恶”的化身
——《浮士德》人物考辨之二
除去诗剧的同名主人公浮士德，另外一个也贯穿全篇、影响全局的重要人物就是魔鬼靡非斯托。在歌德笔下，他的形象异常地鲜明生动，而且同样闪射着深刻而丰富的精神光彩，是诗剧《浮士德》获得得巨大成功，在同一题材的众多作品中独领风骚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认为，靡非斯托堪称天下之一魔；在世界文学宝库中，没有另外哪个魔鬼的形象能和他媲“美”。我认为，没有靡非斯托在剧中令人叫绝的精彩表演，歌德的《浮士德》便成不了出类拔萃的世界名著和杰作。
在施皮斯1587年出版的民间故事书里，已经存在一个魔鬼，而且名字也叫做靡非斯托非勒斯。不过，他出现时的形象还是一个修士，行事也缺少积极主动性，浮士德一再招他来，提出要与他签约，他都先去请示了鬼王卢齐弗才敢同意。总之，从表到里，民间故事书中的魔鬼靡非托比起歌德诗剧中他那位同名兄弟来，实在差劲儿得很，是个地地道道的配角。
冯至老师1943年初在昆明西南联大作题为《〈浮士德〉里的魔》的讲演，第一次在中国对靡非斯托的意义和作用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观察和研究。[224]他指出，靡非斯托非勒斯这个名字在希腊文里让人联想到靡非斯托非尔（Mephiztophel），意即“破坏者”或“说谎者”。他说，“《浮士德》里的魔从外表看来，是根据基督教的传统，附加上些北欧的传说”；《圣经》里的魔鬼“能诱惑天使和人，能试探人，控告人，惩罚人；又能引人犯罪，使人成为他的仆人”，因此又被称作“试探者”或“诱惑者”。
以上这些字源考察和民间传说、宗教传说，让我们看见了西方观念里的魔鬼的种种品格和面貌特征。可以讲，所有这些品格和特征，都体现在了《浮士德》的魔鬼身上，然而却又远远还不是他的外表和内涵的全部。正如冯至老师指出，靡非斯托主要“是歌德自己的创造”。
事实上，这个魔鬼形象的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都既独特而又异常丰富。这么讲，是因他的形象和性格大大超出了我们对于一个魔鬼的想象。他既像是魔，又像是或者讲更像是人；他身上既充满着魔性，又鲜明地表现出许多人性的特点；他既是一个血肉丰满、富于变化的形象，又是某种始终一贯的理念或精神原则的象征；他无可否认地代表着消极的力量，却又经常起着积极的作用。
先说他的外形，那真叫不拘一格，随机应变。他先后是黑色卷毛狗、漫游学士、容克贵族、宫廷小丑、老丑八怪福奇亚斯、海盗船长和工地上的监工，等等。但他的基本形象或者说本来面目，无论在诗剧中还是舞台上，仍然是一个人，一个嘴脸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魔鬼似的狰狞可怖，但却十分阴险狡猾、时时带着冷笑的老于世故的中年男子。除去身上散发着地狱里带来的硫磺味儿，有一条腿是马蹄子因而有点瘸以外，他的那副尊容，人世间原本也不难发现。
至于靡非斯托的性格，则突出地表现出冷酷无情、阴险狡诈、玩世不恭、尖酸刻薄、世故圆滑、淫邪贪婪，等等。同样地，他不具有一般人想像中的恶魔那种挖人心、吸人血的赤裸裸的凶残；他的恶劣品性，倒全都是我们人类身上存在着的。也可以讲，他虽然并末表现出人类的所有恶德，却集中突出了其中的主要之点，代表了人类恶的一面。因此，他在诗剧开始的“书斋”一场向浮士德作自我介绍的时候便简单干脆地讲，他的本质便是一个“恶”字。
进一步认真阅读原著，观察靡非斯托这个人物我们便可发现，他上述种种恶的表现并非彼此孤立，互相不相关，而是紧密联系，互为因果，互为表里。例如他那自以为是深谙世态人心的结果的玩世不恭，又决定了他待人行事的冷酷无情、尖酸刻薄和世故圆滑。而且，这些恶的表现，在不少时候还会产生好的作用，引出好结果，正如他向浮士德作自我介绍时所说的：“我是那类力量中的一种，它常常想要作恶，结果却行了善。”而这，正是靡非斯托这个人物在诗剧中的主要作用和意义。他时时处处都想破坏浮士德的努力向上和追求，引他走上邪路，结果却刺激和推动了他不息地努力追求，不达到自己的目的绝不休止。我们不可以把靡非斯托简单地、概念化地看成一般的恶魔或恶势力。他的性质要复杂得多，意义和作用也不仅是当作陪衬的配角或反面人物而已。
正因此，我们有必要结合着具体的剧情，看一看魔鬼靡非斯托的种种的恶的表现，以及它们所造成的正反两方面的结果。
首先，我们考察那最能表现他本质或者说他的魔性的大恶，也就是他对人世的任何痛苦和不幸都无动于衷、冷眼旁观甚而至于加以嘲弄的冷漠和冷酷。格利琴被他和浮士德害得家破人亡，身陷囹圄，神经已经失常，眼看就要被处决。面对着这一惨绝人寰的悲剧，他只以满不在乎的口吻冷酷地说了一句：“她并非头一个。”显示出他与悔恨交加、痛不欲生的浮士德的本质区别：他实在是一个毫无心肝，毫无人性的魔鬼。
又如诗剧第五幕浮士德命令他去说服一对老夫妇迁居，他竟干脆来一个杀人放火，斩草除根，冷酷无情到了没有一点人味。
然而，正是他这样的大恶、极恶的行径，强有力地震撼和刺激了浮士德，使他完成了发展中两个至关重要的转变。前者使他于悲痛中脱胎换骨，离开“小世界”进入大世界；后者使他因为“忧愁”而失明，于现实世界一片黑暗之时进入了更加光明的内心世界。在浮士德漫长的追求途程中，它们称得上两次质的飞跃。
对于魔鬼靡非斯托，玩世不恭是一个很能展示他个性特征，使他区别于其他坏人乃至恶魔似人物的“穷凶极恶”。这种恶，在他与格利琴的邻妇逢场作戏地调情时，在他冒充老博士戏弄虚心求教的年轻学子时，在他变作弄臣、操纵皇帝宫廷内的的化装游行、制造一场大火灾的虚惊时，是的，甚至就在他与上帝的赌赛中，都表现了出来。这种恶渗入了他的骨髓，渗入了他对宇宙、人生和社会的看法，使他成为了一个不辨是非、怀疑和否定一切价值的虚无主义者，一个上帝所说的“否定的精灵”。
作为否定的精灵和虚无主义者，靡非斯托冷酷无情地造成了许多的不幸和破坏，是酿制浮士德悲剧的重要因素或者说酵母。但与此同时，这个洞达世情的机灵鬼又极善于将自己的玩世不恭和虚无主义，轻轻松松地表现在说笑调侃和冷嘲热讽中，给浮士德的悲剧染上一些个喜剧的色彩。而且，他几乎是讽刺嘲笑一切。如冯至先生所说：“他嘲笑教会，嘲笑三位一体，嘲笑宫廷里的幸臣，嘲笑纸币，嘲笑女人的作伪，嘲笑地质学中的火成论者，嘲笑摹仿，嘲笑浪漫派的诗，嘲笑当时流行的骑士小说……”[225]
在第一部他与年轻学子对话时尽情地嘲笑大学的课程和学习方法，与前边老博士对学问和传授学问的失望诅咒正好呼应配合。他在奥厄尔巴赫地窖酒店唱的那支讥讽宫廷的《跳蚤之歌》，真是妙趣横生，入木三分。这样，便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十分赞赏的“靡非斯托式的辛辣讽刺”。马克思早年写过一个题名为《奥兰尼姆》的悲剧，主人公贝尔蒂尼据认为就是“靡非斯托非斯勒苍白无力、但仍可辨认出来的翻版”。[226]马克思还在自己的理论著作中引用靡非斯托的话，例如用魔鬼在《书斋》之二对浮士德作的金钱万能的生动解释，来说明财富的异化和导致邪恶等等。
客观地看，靡非斯托的调侃、讥笑、嘲讽，也构成了对于鄙陋的社会现实程度不等的批判——作者歌德无疑有此意图——，虽然他主观上是冷眼旁观，幸灾乐祸，站在魔鬼邪恶的立场上来看社会现实中的邪恶的。可是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嘲讽就格外辛辣，他的批判就切中要害，产生了以毒攻毒似的奇妙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