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皮斯编写的浮士德故事迅速流传开来，刚出版的1587年就有了英译本，紧跟着又有了法文和其他文字的译本。英译本被与莎士比亚差不多同时的剧作家克里斯多夫·马洛发现了。他将一段一段松散的故事精炼、加工，写成了一出扣人心弦的悲剧。剧中的主要情节虽说与故事书差别不大，但主人公浮士德博士不再是一个与魔鬼为伍的罪孽深重的狂徒和骗子，而是一位勇敢无畏的追求者：追求认识宇宙和权力。可以认为，马洛的浮士德就是一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博学多能、心性高卓的“巨人”。
和马洛一样，后一个多世纪包括莱辛在内的许许多多有眼光的浮士德题材处理者，都能透过神秘荒诞的雾幕，清除从当时的正统教会和道德伦理立场出发泼在浮士德这个人物身上的污泥浊水，发现他身上隐隐散发出来的精神光彩。从口头传说到民间故事书再到马洛的剧本，都有一个既体现浮士德的非凡性格、也最吸引不同层次读者的关键情节，即是主人公与魔鬼签约。因为这样做本身，就意味着向宗教和神权，向社会和传统，向个人自身存在的保守和狭隘，发起了挑战。这样做本身，就表现了那个时代一般人不敢想象的非凡的勇气。至于浮士德将灵魂抵押给魔鬼换来了什么，下场如何，都是次要的了。
歌德的浮士德，自然应该讲也是从两百多年来始终活跃在民间，始终游荡在欧洲各地的那个同名怪人脱胎而成的。他在创作诗剧之前，如上文所述，已读过施皮斯的浮士德故事书，看过又将马洛的悲剧反转移植过来的通俗木偶戏。特别是从前者，他确实受到不少启发，择取了一些情节。但是，他的浮士德又大大地超越故事书中的浮士德，两者几乎不可同日而语。为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具体介绍一下施皮斯笔下的浮士德其人其事。
《大名鼎鼎的魔术师和术士约翰·浮士德博士的故事》正文不过一百页多一点，译成中文大约七八万字，与歌德的诗剧相比，篇幅原本是很小的。主人公浮士德出生在魏玛附近罗德地方的一个农民家庭，自幼为一位住在威滕贝格的富有的堂兄收养，成了没有后嗣的堂兄的家业继承人。年轻的浮士德生性聪明，堂兄送他进当地的大学学习神学，他轻而易举便获得了硕士学位。
然而这家伙“长了个糟糕、荒唐而又自以为是的脑袋”，不愿当什么神学家和上帝的仆人，而成了一名占星术士、算术学者，并自称医学博士，干起了江湖郎中的营生来。他还擅长巫术，一天深夜在森林中念咒作法，招来了以修士模样出现的魔鬼靡非斯托，约魔鬼第二天午夜十二点去自己家里。靡非斯托勉勉强强同意了，但过了两夜才来赴约，因为他事先还须得到魔王的允许。经过了两三次讨价还价的会谈，他们终于用血签订了协议：魔鬼答应满足浮士德的一切欲望；浮士德则放弃基督教的信仰，并在二十四年后任随魔鬼将自己的肉体和灵魂掳去。
接下来，浮士德便在魔鬼的帮助下，干了一件件令世人震惊并被认为是亵渎神圣教会的事：他动了男女之念，魔鬼便将淫魔变成美女来满足他的情欲；他获得了飞行的本领，于是遍游欧、亚、非各国，到处用魔法为所欲为；在德意志皇帝卡尔五世面前，他让亚历山大大帝及其妻子显了灵；他喜欢与人恶作剧，让骑士头上长出鹿角，叫贪婪的犹太高利贷者自己锯掉自己的脚，使十二个大学生相互斗殴；他还经常与魔鬼讨论地狱和天堂的问题，并亲自上天入地，了解实际情况，等等。
在与魔鬼签约后的第二十二年，浮士德发现了一处宝藏，满足了对财富的渴望。第二年，他召来古希腊美女海伦与他同居，生了儿子欧福良；但不久儿子夭折，母亲也随之消逝。与魔鬼的契约行将期满，悔恨不已的浮士德博士立了一份遗嘱，让他的仆人瓦格纳做自己的继承者。满期的那天晚上，浮士德泪流满面地向学生们告了别。半夜里，从他房中传出巨大的喧嚣声和撕心裂肺的呼救声。第二天，人们发现他房里的墙壁上血迹斑斑；浮士德的眼珠和几颗牙齿被抠出来了，尸体扔在了屋外的粪堆上。
按照当时通行的新教信条，编者施皮斯确实经常不忘对浮士德的“恶行”进行批判，并且在最后让他受到了应得的惩罚，以儆诫世人。但与此同时，他又把浮士德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并且一不注意就流露出赞叹之情，比如说“堕落”的主人公“像雄鹰一样展翅高飞，欲知天高地广”等等，使浮士德这个人物事实上引起了民众的极大兴趣，受到无数有识之士喜爱。
我们的读者只要把上述故事书的内容和歌德的《浮士德》粗略地作一番比较，便可看出两者之间的明显渊源关系以及巨大的本质差异。与故事书相比，诗剧的内容显著地增加了，有了多得多的条理性、现实性，特别是哲理内涵。尤其在主人公浮士德博士身上。我们发现了质的变化。
简言之，故事书中的浮士德是个离经叛道者，是知识、权力、财富和世间享乐的追求者——这样的追求在文艺复兴时期当然是进步的，需要有巨大的勇气。术士、异人浮士德身上最重要的品格，正是他主动与魔鬼打交道的不惜一切代价的大无畏精神。但与此同时，他的性格中却有粗鄙和玩世不恭的成份，行动也常常表现出恶作剧的盲目性，像是真的让魔鬼附了体，成了妖人和魔法师。
歌德的浮士德呢，却始终是严肃、高尚的思想者，始终不曾满足世间能获得的一切享受和荣华富贵，一生不懈地追求的是形而上的真美的一瞬，是富于哲理性的人生的真缔。从本质上讲，歌德的浮士德已从某一时代的离经叛道者，发展成一位超越时代的，对人的存在和宇宙成因等种种根本问题孜孜以求索解的伟大哲人。
对于歌德塑造的浮士德博士这个人物，近两百年来真可谓莫衷一是，众说纷纷纭！
海涅在1832年写的《论浪漫派》中指出：“德国人民本身就是那位知识丰富的浮士德博士，就是那位理想主义者……”
尼采从嘲弄浮士德的地灵口中借去“超人”这个词语，创立他的“超人哲学”，在他眼中浮士德博士自然便是个“超人”。
《西方的没落》（1932）的作者施本格勒则以为，浮士德的形象象征着整整一个文化时代——当然指的是资本主义时代；浮士德可以说是“现代欧洲人”——也就是说资产者的典型。
还有学者以纯人性论的观点看问题，干脆称浮士德为“地道的人”，为最完美的人性的理想化身。反过来也有人从“左”的立场出发，把他斥为没有心肝的罪犯、冒险家和大地主、大资产者。
托马斯·曼和当代著名歌德研究家特龙茨等，则非常强调浮士德形象的两重性。
卢卡契等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评论家，却认为浮士德是整个人类的代表，称歌德的《浮士德》为“人类发展的缩影”。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不胜枚举！[220]众多往往反映一个侧面但却不无道理的分析，说明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形象的确有着巨大的魁力，说明他的精神品格的确丰富多彩，复杂而又充满矛盾。
浮士德这位诗剧主人公，在我们看来，一方面应该说他确实也是歌德所谓的“集体性人物”；因为，他的形象和精神品格，乃是从民间传说而民间故事书，从民间故事书而马洛的悲剧再到市集木偶戏，其间经过了两百多年的发展演变，才最后在歌德笔下成熟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承认，他仍然是诗人歌德天才的创造；因为经过歌德之手，浮士德这个人物不但形象和精神都极大地丰富了，都起了前边指出的质的变化，而且还深深打上了诗人自身经历、性格和精神的烙印。
基于这两方面的观察，再结合其在作品中的具体实际，笔者认为完全可以不拘一说，对浮士德这个世界文学中独特而伟大的形象作多层次的分析和认识：
第一个层次，浮士德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作歌德自己的化身，也就是浮士德即歌德。
歌德曾经说过，他的所有作品“仅只是一部巨大的自白的一个个片断”，又承认自己常常进行所谓“诗的忏悔”。他前前后后花了六十年才写成的《浮士德》，无疑是诗人总结自己一生的最长、最重要、最全面和最深刻的“自白”和“忏悔”。诗人虽然不像浮士德似的活了整整一百岁，但却同样地有过一次又一次的追求，体验了一个又一个的悲剧。具体地讲，诗剧第一部中的浮士德，体现了狂飙突进的精神，是青年时代的歌德；第二部中的浮士德，体现了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精神，是到了魏玛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不断变化发展的歌德。诗剧中的其他人物，物别是靡非斯托和格利琴，也是作者依据自己生活中的原型和所闻所见，再加工创造甚至完全创造出来的，与民间传说或故事中的人物已不可同日而语。
至于诗剧那看来曲折离奇的情节，除去改编民间故事书的成份之外，简直可以称作歌德漫长生涯的一面镜子：在诗剧开始时老博士对僵死的知识的诅咒和随后靡非斯托对大学课程的讽刺中，我们分明可以听出莱比锡的大学生歌德的声音。1768年8月至1770年3月，歌德在家养病一年多，不仅接触到神秘主义哲学，认真研读过《教会和异教徒的故事》以及《魔法与犹太神秘哲学和接神论大全》之类的书，而且也像浮士德博士一样进行过炼丹的实验，也曾经是个幻想能接神引鬼的异教徒和“魔法师”。在感人至深、摧人泪下的格利琴的悲剧里，不但有狂飙突进运动主将歌德对以教会为代表的封建伦理道德的喝斥，有维特式的对扼杀“人性中最神圣激情”的封建社会的抗议，而且还有负心的情郎歌德的自责和“忏悔”。[221]
诗剧第二部亦复如此：歌德在魏玛从政，也为使年轻懵懂的小公国国君开心而干过许多无聊的事，例如组织化装舞会、排演戏剧等等；也为改善公国的财政状况而出谋献策，主持矿山的开采，到后来也随公爵亲临反拿破仑战争的前线，虽然他本人是这位“伪帝”的景仰者。1786年夏天，厌倦了政务的歌德逃到向往已久的意大利，在古希腊罗马和文艺复兴的纯美氛围中获得了新生；1794年与席勒订交后，两人共同致力于美的王国的寻觅和营建，这些逃避现实的对古典美的浪漫追求，统统为如梦似幻、虚无缥缈的海伦悲剧的实际生活基础。诗剧最后一幕里的那位胸怀全人类的目光远大的老博士，可以讲正是阅尽了人世沦桑，为人类的现实和未来进行了苦心孤诣的思考，虽未找到有把握的答案却对光明前景充满着信心的老诗人和老哲人歌德的化身。
歌德笔下的浮士德这个人物变得无比地丰满了，高卓了；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历史上的浮士德与现实中的歌德自然地、艺术地融合为了一体。这是成功地塑造人物的诀窍之一。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这个真理，在人类屈指可数的伟大杰作《浮士德》中同样得到了验证。
第二个层次，浮士德是一位德国男子，或者说得更加具体，是一位德国哲人。
浮士德即德国人的观点，最早来自比歌德晚生一点的革命诗人海涅。他举出了浮士德以下特点来充实自己的提法：浮士德博士“知识丰富”，是位“理想主义者”，“他凭借精神最后理解到精神的不足，因而要求物质的享受，恢复肉体的权利”，等等。[222]海涅是早在1832年便作此说的。其时《浮士德》第二部尚未出版，因此他还不可能将自己的这一洞见阐发得十分透彻和全面。
浮士德这个人物诞生在德国的土地上，经受了宗教改革以后两三百年德国历史的凄风冷雨的吹打冲刷，最后成型在“最伟大的德国人”歌德笔下，因而身上自然地集中了德意志民族的一些最本质的特性。我们只要认真审视一下原著的这位主人公，便可以发现——
他尽管内心极不平静，尽管浑身热血沸腾，外表却总是严肃而深沉。全剧自始至终，我们几乎不见他有兴高彩烈的时候，他似乎根本不会笑。他似乎总是在深思，总是在捉摸着事物的本义，即使是他在热恋中本该沉浸于欢乐幸福中的时候，即使是他在主持化装游行本该得意忘形的时候，即使是他在统领千军万马本该颐指气使、在与海伦结合本该陶醉于美的享受的时候。是啊，甚至面对着征服大自然的宏伟业绩，他仍在思考，仍然忧心忡忡，以致瞎了眼睛。生长在北方阴郁的天空下的德意志民族，与南方的意大利人和法国人的一个显著性格差异，就是严肃深沉，富有思想，长于思辨。浮士德不正是这么一个严肃深沉的思想者的典型么？
浮士德身上的另一个本质特征，是德国民族一直引以为自豪的所谓“Gruendlichkeit”，即遇事一丝不苟的认真彻底精神。正是凭着这种精神，思想者浮士德才能锲而不舍，穷根就底，上下求索，敢于与魔鬼和地狱打交道，甘冒叛道离经之大不韪。历来人们——包括歌德自己都视自强不息地永远追求为浮士德的最重要品格，在诗剧里也确实是他得救升天的原因。在我看来，正是德意志民族的特性“Gruendlichkeit”，为浮士德这最重要的品格提供了“遗传基因”；它经过培养发育，便成为了自强不息地永远追求的浮士德精神。
一个彻底的、一丝不苟的思想者，面对着宇宙、人生和社会，面对着现实与未来、时间与空间、存在与虚无，总会发出无数的疑问，总会为求得这些疑问的解答而瞑思苦索，实践验证。这样的人，大多会成为哲学家，或者富于哲学思维的大科学家和大政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