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这样说过：“我们要用建设去破坏。”这句话意在告诉我们，要用心建设生活中的真善美，努力与那些假恶丑作斗争。剑桥和牛津大学很多精彩的演讲也从不同层面诠释了这样的主题，他们告诉我们要消除人自身的恐惧，与那些邪恶斗争到底，让生活艺术化，去描绘生活中的美好。
我们所恐惧的只是恐惧本身——昂山素季在仰光集会上的演讲
导致腐败的不是权力而是恐惧。那些掌权者恐惧丧失权力及无权者恐惧权力的蹂躏，都导致了腐败。大多数缅甸人熟悉这四种腐败：（一）贪婪的腐败，由欲望导致的腐败，是由于受到诱惑或出于那些人们的喜好而背离了正确的道路；（二）褊狭的腐败，是采取错误方式去敌视那些心怀恶意者；（三）愚昧的腐败，是由于无知所带来的失常；（四）恐惧的腐败，这也许是四种腐败中最坏的一种，因为它不仅产生了恐惧，窒息并缓慢地摧毁了所有的是非观，大多数时候，它还是其他三种腐败的根源。
正如贪婪的腐败一样，不纯粹是贪婪，恐惧匮乏或恐惧失去他们所爱之物，都会带来这种后果。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恐惧被超越、被羞辱或受伤害，都是恶意的种子。因此，除非摆脱恐惧的枷锁、自由地去追求真理，否则无知将难以驱散。恐惧与腐败的关系如此接近，一点儿也不奇怪。在任何社会里任何一种恐惧都充满了腐败，它根深蒂固，难以根除。伯格·由克·昂山在被审讯期间，把自己看做一个不屈不挠地探索着缅甸问题之最佳答案的革命者。他激励人们鼓起勇气：“不要仅仅依靠别人的勇气与无畏。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作出牺牲，去成为一个无畏的、有勇气的英雄。只有到那时候，我们才能够享受到真正的自由。”
需要努力去保持一个没有腐败的环境，在那儿，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恐惧由于受到法律的控制，而不直接威胁人们的幸福。法律不只是通过对罪犯采取公平的惩罚从而防止腐败，它们也促进创造一个没有营私舞弊的、能够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保存人的尊严的社会。哪儿没有这样的法律，那儿维持正义与公共尊严的重担便落在了平民百姓身上。需要他们持续不变地努力与忍耐，才能把一个理性与良知由于恐惧而受到扭曲的民族，改变为一个法治的国家；在把人天性中的破坏力降低到最低点的同时，促进人民对于和谐正义的渴望。
在这个已经创造出致命武器、科技一日千里的时代里，它能够并且已经通过这种强大的、非人道的技术，控制了弱小与无助的人们。这时候，迫切需要在民族与国际水准上，建立起政治与道德之间的更为亲密的关系。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声明，全人类不分种族、国籍和宗教，每一个个体和社会机构都应该力争促进基本的人权和自由。但只要政府的权威是建立在强制而不是民意之上的，利益集团的短期利益是凌驾于长远的和平与繁荣之上的，那么，为保护与促进人权的国际性的协调性行为，将仍然是最可行的一部分斗争，将继续建立斗争的舞台。在那里，受压迫的被害者不得不依靠他们自己的内在力量去捍卫他们作为人类家庭中一员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革命的精髓是精神，它出自一种理性的信念。为塑造出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需要改变精神上的态度与价值观。革命的目标如果仅仅是瞄准在改善物质的条件上，改变官方的政策与制度，它就很少有真正成功的机会。如果没有革命的精神，那么产生了不公正的旧秩序的力量，将会继续不断地威胁改革与重建的进程。仅仅是呼吁与要求自由、民主和人权是不够的，必须万众一心地去坚持斗争，以不朽真理的名义去献身，去抵制由于欲望、憎恨、无知和恐惧的影响所带来的腐败。
据说，圣徒就是不断努力去尝试的罪人，因而自由人就是阻止自己继续做尝试的人，并且在这过程中，使自己适当地承担起维持一个自由社会所需要的责任与纪律。对于那些向往生命尽可能圆满与完整的人来说，免于恐惧的自由，既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目的的基本自由。
一个想要建立强大的、民主制的、并且坚定地确保反对国家滋生权力的民族，首先必须学习将自己的思想从冷漠与恐惧中解放出来。
为实践自己的思想，昂山自己总是坚持不懈地表现出勇气——不仅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的——使得他敢于说出真理、遵守诺言、接受批评、承认缺点、改正错误、尊重对手并勇于与敌人谈判，从而在人们的心中成了当之无愧的领袖。正是因为这种道义勇气，使他在缅甸永远值得人们去爱与尊敬——他不仅是一个好斗的英雄，还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源泉与良知。尼赫鲁用来描述圣雄甘地的话，正可以用在昂山的身上：“他基本教义中的无畏与真理，以及与此相关的行为，永远将被视为大众的幸福。”
甘地与昂山，一个是伟大的非暴力倡导者，一个是国家军队的创始人，两者的个性截然不同，但因为向独裁统治的挑战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里都不可避免地有着相同点，因而，在那些起来迎接挑战的人身上存在着内在本质上的相似处。曾认为甘地一项最伟大的功绩是给印度人民灌输勇气的尼赫鲁，是个现代政治家。但是，在对20世纪独立运动进行评价时，他发现并回顾了古印度的哲学：“一个个体或一个国家的最大的天赋……是勇敢，不只是肉体上的勇气，而且还是出自精神上的无畏。”
勇敢也许是天生的，但通过后天努力得来的可能来得更加珍贵。勇气来自习惯性地拒绝唯命是从。勇气可以被描述为“压力下的优雅”，所谓优雅，就是面对残酷、持续的压力不断地更新自己。
在一个否认基本人权存在的制度内，恐惧往往成为一种时尚——害怕坐牢，害怕拷打，害怕死亡，害怕失去朋友、家庭、财产或谋生的手段，害怕贫穷，害怕孤独，害怕失败。最为阴险的恐惧方式是化装为常识，乃至于至理名言，将有助于保存人的自尊与内在的人性高贵的日常的勇敢行为，谴责为愚蠢、鲁莽、没有价值或琐碎无用的。对由于恐惧而习惯于在铁幕统治下生活的人们来说，将他们从使人虚弱的恐惧的泥沼中解放出来，也许是不容易的。但即使在最为残暴的国家机器下，勇气也在不断地产生，因为恐惧不是文明人的自然状态。
面对肆无忌惮的权力，勇气与忍耐的源泉通常在于坚定地信仰神圣的道德原则以及身处逆境但仍然信奉精神与物质进步的历史观。人与纯粹的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他有自我改进和自我拯救的能力。人的责任的根源在于对完美的观念，欲望使之完成，理智使之发现面向它的道路。即使意志在这一条道路上无法到达终点，至少这段距离会产生超越个人局限与环境障碍的要求。这是理性的、文明人的世界观。它引导人们去挑战、去承受、去建设一个没有贫困与恐惧的社会。当真理、正义与同情的概念只是作为抵抗残暴权力的壁垒的时候，它们就仍然无法摆脱历史的陈词滥调。
【人物剪影】
昂山素季，1945年出生于缅甸首都仰光，父亲是领导缅甸独立的昂山将军。1947年昂山将军在缅甸政府成立的过渡时期遭到政敌暗杀，当时昂山素季只有两岁。1960年，昂山素季的母亲被缅甸政府任命为驻印度大使，她跟随母亲前往印度。在印度中学毕业以后，她去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学习政治、经济和哲学，之后又到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进修，学业完成后，任职于联合国、不丹外交部等处，在国外生活了28年。
1988年，昂山素季回国探望中风的母亲。当她踏入阔别多年的国土时，却看见了祖国处于漠视人权、腐败横生的境地，她再也不能无动于衷，开始参与政治活动并致力于缅甸的民主进程。很快，昂山素季就得到了缅甸人民的尊敬和响应，并当选为缅甸最大的政治反对派组织全国民主联盟的总书记，开始在缅甸巡回演讲，宣传民主。1989年昂山素季遭到军政府的软禁，但她为了能够继续留在缅甸斗争，拒绝军政府将她驱逐出境而获自由的条件。
1990年，缅甸举行大选，全国民主联盟在选举中赢得了绝对优势。按照法定程序，昂山素季理应成为缅甸政府的总理，但选举结果却被作废，军政府拒绝交出政权。国际社会对此产生了巨大反响。此间，昂山素季获得了萨哈罗夫奖和诺贝尔和平奖，她用奖金为缅甸人民的健康与教育建立了信托。此后，昂山素季被监禁、释放，直到再监禁、再释放，但她为了缅甸的前途始终没有放弃斗争，被国际社会誉为“缅甸的蝴蝶”。
【读·品·悟】
这是昂山素季在缅甸人民群众集会上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她向我们阐释了由于人自身对困难的畏惧导致了腐败，其实这仅仅是恐惧带来的危害之一。恐惧对我们人类自身来说，让我们畏惧自然灾害的来临，让我们在人际交往中变得多疑和嫉妒，恐惧让我们失去生活的信心，让自己生活在一个卑微的黑暗的角落。
恐惧是人性中难以抹去的弱点。我们每个人都有害怕的东西，有的害怕天黑，有的害怕野兽，有的自己也说不清究竟是害怕什么。实际上，我们恐惧的只是恐惧本身。恐惧让我们像一只受伤的鸟，即使猎人的弓上不放箭，也足以使我们从高空跌落，因为，心中的恐惧早已控制了我们。
我们要及时摆脱恐惧的状态。在生活中，长期处于恐惧中，就会形成一种情绪疾病，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长期的恐惧会让人形成一种紧张的情绪，适度的紧张有益，但过度的紧张将会对人体产生抑制作用，使人动作失调、行为紊乱、降低效率。人们在过度紧张的情绪下，脑神经的兴奋和抑制过程会失调，出现暂时性的不平衡。这时，人就会体验到一种难以自制的心慌、不安、激动和烦躁，从而出现一系列的行为紊乱、动作失调现象。长此以往，就会影响身心的健康。
因此，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锻炼我们的坚强意志，让坚强的意志来增强我们面对困难的能力，久而久之，就会消除恐惧给我们造成的不良影响。让恐惧远离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成就更加自信完美的人生。
【链接】
最精彩的、最令人感动的演讲往往出自追求真理之士的口。追求真理应该是每一个演讲者在演讲中所追求的目的，而也只有追求真理、弘扬真理的演讲才是最具有生命力的演讲，才会是名垂青史的演讲。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闻一多的《最后一次演讲》等演讲就如此。这一切都是将追求真理寓于演讲中的结果，如果没有对真理追求的内在思想品质，要想产生名垂青史的演讲传世之作是不可能的。
做人，就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布罗茨基在牛津大学的演讲
女士和先生们：
无论你们多么勇敢或谨慎，在你们的一生中，都一定会与所谓的恶进行实际的接触。我指的不是某本哥特式小说的所有物，而是，说得客气些，一种你们无法控制的可触摸的社会现实。无论多么良好的品性或精心的计算，都难以避免这种遭遇。事实上，你越是计算，越是谨慎，这种约会的可能性就越大，损害也就越深。这就是生命的结构，即我们认为是恶的东西可以说是无所不在的，仅就它老是以善的面目出现就能说明这点。你永远不会看到它跨进你的门槛宣布：“喂，我是恶！”当然，这表明了它的第二种属性，但是我们从这种观察所获得的安慰往往被它出现的频率所窒息。恶确实胜利了：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在我们自己身上。鉴于它的幅度和强度，尤其是鉴于那些反对它的人的疲累，恶今天也许不应被视为伦理范畴，而应视为一种再不能以粒子计算，而是在地理上进行划分的物理现象。因此，我对你们谈论这一切的理由与你们年轻、初出茅庐和面对一片洁净的页岩毫无关系。不，那片页岩是暗淡、肮脏的，很难相信你们有足够能力和意志去清理它。我谈话的意图只是想向你们说明一种抵制的方法，也许有朝一日用得上。这种方法也许可以帮助你在遭遇恶之后不至于弄得太脏，尽管不见得会比你们的前辈更出色。不过，我心中想的却是“把另一边脸颊也凑上去”这一盘有名的生意。
我猜你们已经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听过托尔斯泰、甘地、马丁·路德·金和其他很多人对这句来自“山上宝训”的话所做的解释了。换句话说，我猜你们都已经熟悉非暴力或消极抵抗的概念，这个概念的主要原则是以善报恶，即是说，不以牙还牙。今日这个世界之所以落到这个地步，至少表明了，这个概念远远没有受到普遍的珍视。它不能深入民心有两个原因：首先，实践这个概念需要有充分的民主，而这正是地球百分之八十六地区所欠奉的。其次，谁都知道，让一个受害者把另一边脸颊也凑上去而不是以牙还牙，充其量只能得到道德上的胜利，也即得到某种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出于本能地不让你身体的另一边遭受另一记重击是有其道理的，因为谁都会担心，这样做只会使恶得寸进尺；担心道德胜利可能会被宽宏大量的反面所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