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问题是必须承认人民公社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发展过程（看来，当时问题的本质还是急，而没有实事求是地研究，农村要根本摆脱贫困落后状态，实现农村人民的富裕，究竟需要多少年，需要经历哪些发展阶段？如同现在估计的那样，实现农业的“两个飞跃”需要上百年的时间——编者注），而不是什么向农民让步的问题。事情是客观世界强迫我们一定要这样做，只能这样做，不许可别种做法，无所谓让步不让步，是如实遵守客观法则去办事，不可能违反它。
我们都钦佩毛主席驾驭全局的本领。以上的记述再一次说明，他看问题总是比我们站得高，看得深，一旦了解了真实情况，就毫不犹豫地果断决策，工作效率之高，行动之快，在党内是无与伦比的。如果不是毛主席从纷繁的事物中，找出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的事业就可能被“共产风”所葬送。有了上述的分析，问题就清楚了，就是人民公社在生产关系的变革方面超前了，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问题只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
症结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出来了（这是指当时的认识水平而言的，那时还很难设想，像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那样，尊重群众的创造，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生产责任制）。郑州会议根据毛主席的意见，规定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与第二次郑州会议同步召开的河南省五级（后来变成六级）干部会议，及时地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许昌地区反映：“主席看透了农村情况，看透了农民的心。我们成天在农村，看不见问题的实质。”“在下边遇到很多群众怕上调东西，就是没有办法处理，老认为是群众落后，资本主义思想严重，这次听了主席指示，心里才开了窍。”信阳地区反映：“公社化后出现的问题，到底也找不到什么原因，毛主席给找到根啦！”新乡地区反映：“咱想的和毛主席想的恰恰相反，咱们在批判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嫌农民不听话，主席正是批判这个问题。”洛阳地区反映：“主席摸透了群众思想，真说到群众的心窝里了。”郑州市反映：“主席在北京，给咱的心看得真透”，“瞒产私分——咱认为是本位主义，没了解事情的本质，这次毛主席指出是所有制问题，应该先批评平均主义。”当然，基层干部的这些反映，也还没有道出群众的真实心情——“包产到户”。
郑州会议之后，各省、市、自治区迅速召开五级、六级干部大会，把郑州会议的精神，一竿子插到底。毛主席因势利导，以“党内通讯”的方式，密切注视贯彻落实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提出指导性意见。其中属于带有决策性的意见，至少有三条：
第一条，基本核算单位放在大队还是队？3月15日，毛主席致信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
河南、湖南两省均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北、广东两省均主张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究竟哪一种主张较好呢？或者二者可以并行呢？据王任重同志说，湖=l匕大会这几天正辩论这个问题，两派意见斗争激烈。大体上，县委、公社党委、大队（管理区）多主张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即原高级社）支书绝大多数，或者全体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而在目前这个时期脱离群众，是很危险的，今年的生产将不能达到目的……
《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到终究是行不通的。尊重群众意见，适合群众的要求，这是党的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我们共产党人克服困难、走向胜利的法宝。
第二条，旧账要不要算？毛主席于3月30日、4月3日分别在陶鲁笳、王任重、谭震林同志的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
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
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清净；算账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账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第三条，小队要不要有部分所有制？3月17日，毛主席在致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关于召开县的五级干部大会和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问题”的信中提出：
应当讨论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三级所有、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王任重、陶鲁茄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
经过4月中央政治局上海扩大会议的讨论，在《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会议纪要中，作出了明确规定：“以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就是包产单位。为了提高这一级组织的积极性和责任心，作为包产单位的生产小队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
这样，人民公社的基本所有制，实际上就退回到了原来的高级社或部分初级社的规模，问题也就较好地解决了。
降低钢铁指标
“大跃进”提出“以钢为纲”；赶超英国，也是以钢的指标为标志的。因此，钢的指标成为党中央、毛主席关注的焦点之一。八届六中全会时，钢的指标虽然降下来了，陈云同志觉得还是难以完成，为慎重起见，建议以不公布为好（这个建议没有及时反映给主席，毛主席直至4月2日上海会议期间才知道陈云同志的意见）。毛主席返京后，1959年1月上旬，曾找陈云同志和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彭德怀同志，谈经济问题和工业问题。陈云同志表示今年的生产计划难以完成。毛主席说，那就拉倒，甚至于这个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那时，一些同志对降低指标有抵触，认为陈云同志“右倾”。而毛主席是有心改变高指标的，他赏识陈云同志的见解，要陈云同志讲话。陈云同志那时还不摸底，以为毛主席要他检讨。2月1日，陈云同志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1月初，总理、小平叫摸一下计划，富春8号回来，10号开始讨论。在钢的问题上，一种认为可能，一种认为困难，我在计委、财经小组发言，都对困难看得多了一些，后跟主席反映过，说1800万吨好钢是不是能够完成？恐怕有点问题。在讲了这些话后，接着作了自我批评，检讨了一番。因而，北京会议基本上维持了武昌会议的指标，未能作出进一步的调整。
2月15日，中央批准国家计委党组关于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几个问题的说明。根据计委的测算，要确保2000万吨钢的任务，需生产2700万吨铁，开采9000万吨以上的矿石，而现有生产能力仅5000万吨，扩建后可提高到6800万～7000万吨；需4000万吨焦炭，也就需要6400万吨洗煤，而现有机械化洗煤能力仅2000多万吨，机械化炼焦炉的生产能力仅900万吨；完成2000万吨钢的运量是6.2亿吨，而现有铁路运输能力约5.7亿吨。原有轧钢能力是900万吨，按1400万吨的轧钢任务，需新增生产能力500万吨，这就需要增加261套中小型轧钢机和98套大中型轧钢机。
2月24日，我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冶金、机械、煤炭三部生产情况和计划安排的汇报提纲，反映了钢材、设备分配不足的情况，建议中央召开第一书记电话会议并由负责同志挂帅，下去督战（因为计划是中央和各地共同商定的，国家经委不能改变计划，故只能提出这样的建议）。3月9日，中央批转了我的报告，指出：今后工业生产发生的问题和需要采取的措施，责成国家经委负责解决。由于洗煤、炼焦、矿山设备、电力设备和运输设备等薄弱环节没有及时调整，计划完成情况并不理想。
为了讨论经济工作、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和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3月25日至4月5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
3月25日晚，我给毛主席写信，报送《当前工业战线上的形势》的发言提纲，讲了一季度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执行情况，预测了年度计划的三种可能（全面完成、基本完成、出现比例失调），对轧钢机安排不落实作了检讨，建议二季度按重重急急排队，缩短战线等等。26日下午，我在会上作了《关于第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的安排》的报告，在谈到炼钢设备未能按计划完成时，毛主席当即借题发挥，对计划、经济、基本建设以及工交各部的工作，痛痛地批评了一番。他说：搞了十年工业，积累了十年经验，还不晓得一套一套要抓。安排了98套（指大中型轧钢机——编者注），2月底还报可完成31套，结果只搞了16套，还有一部分配不齐全，这是什么人办工业，是大少爷。现在工业要出“秦始皇”，我看你们搞工业的人不狠；老是讲仁义道德，搞那么多仁义道德，结果一事无成。搞那么多干什么（指基建项目——作者注）？削它500项，如果不够，再削，削600项。这时周总理机智而风趣地插话：要有决心，头上要沾点血。毛主席说：根本不要决心，干掉就完了。周总理说，这句话就是决心。小平同志插话：1000多个项目，一季度只有20多个投入生产。毛主席说：何必那么忙，急得要死，一定要搞一千多项；又搞不成。搞成我赞成，问题是你搞不成。从前讲轻重缓急，现在讲重重急急要排队，算得一点经验了，重中有重，急中有急。
3月28日，李先念同志作《关于当前财贸工作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在毛主席讲话之后，小平同志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
现在提出一个计划问题，计划要放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中央、地方都觉得有些问题，主要是肩膀上的担子重得很，感到为难。讲出来好，应该实事求是解决。总的情况就是原材料不足，又主要是钢材不足。武昌会议是接钢材1400万吨（加100万吨进口）来订的计划，王鹤寿讲，即使搞到2000万吨钢，钢材不会超过1200万吨，加进口95万吨，不到1300万吨。问题摆得很明白，即使1500万吨钢材，也不可能完成，所以存在危险。大家一致赞成这样一个办法，把计划定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宁肯超过，大家心情舒畅一点。想把我们的计划放在1100万吨钢材的基础上，包1800万吨。保重点，冶金部18个企业，是1200万吨，赵尔陆的企业是100万吨，吕正操的企业是40万吨。不下这样一个决心，计划有危险。
毛主席、周总理赞成小平同志的意见。毛主席说：现在看，人心所向，横直没有东西，我们从前讲过的，钱只有这么多，现在是钢材只有这么多，看办多少事。
4月2日，少奇同志主持会议讨论钢、煤、粮、棉四大指标。小平同志说：经过中央三委（计、经、建委）和各省摸的结果，加上原材料不足，究竟能搞多少，从冶金设备、焦煤、采矿等方面考虑，今年只能搞2550万吨铁。最后核定钢的数字是1640万吨。即使搞不到1800，搞1600万吨洋钢，那也比去年翻一番，钢材1100万吨也比去年增加80％，也并不丑。会上，周总理讲了三条经验：一定要有保险系数，统统打满不好，要留有余地，藏一点。从北戴河以后步步退却，就是因为不落实；逐步提高定额，超额完成；实事求是。
4月4日，李富春同志在八届七中全会上指出，决定把原来2000万吨钢的计划调到1800（好钢1650万吨），基建投资原安排360亿元调为260亿～280亿元，项目原安排1500个，现削500个，剩下1000个。少奇同志说：1650万吨，还有很多问题，如煤、矿、专用线、调运，需要有很多措施。武昌会议的2000万吨是比较困难达到的，要努力争取1800万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