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的视野多维地研究文学已是学界的一大趋势。少数民族古代文学研究亦处于这样的学术背景之下。白族古代碑刻是白族古代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从文化的角度对白族古代碑刻进行阐释尚无典型的成果可资借鉴。因此，从文化的角度切入白族古代碑刻的研究，正是本选题的意义所在。本书立足于白族碑刻文本的细读，遵循文化阐释的路向，以碑刻作家、作品或是某些重要的碑刻现象为所论对象，寻绎白族古代碑刻的特点，解读其内蕴的丰富的文学、文化意味，进而探索白族古代文化的生成建构。
一、选题的意义
白族是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人口有一百六十多万，居住在云南、贵州、湖南、四川等地。白族的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早在先秦时期，白族作为主体民族建立了滇国。唐宋时期，白族作为主体民族建立了南诏国、大理国，创造了辉煌的“南诏大理文化”。元明清时期，中央政权在云南设立行省，白族由此进入国家大一统的政治轨道，融入中国的主流文化。白族的主要聚居区云南大理，其地处滇西交通和南方丝绸之路的枢纽，这也使白族文化受到了南亚、东南亚等异族、异域文化的影响，进而形成了本民族独特的文化底蕴和魅力。
1938年，吴金鼎等赴大理考古，发表《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拉开了近代学术界研究白族文化之序幕。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在昆明成立，一批受“五四”新文化熏陶的学者，包括凌纯声、向达、罗常培、李霖灿、费孝通等，从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多方面展开了白族文化的研究。1949年后，伴随白族文化研究的深入，世界史研究中“南诏泰族王国说”。这一从十九世纪以来持续近百年未了的学案也宣告破产，白族文化因而在南亚、东南亚及世界文化的研究中展露风采。这正是“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费孝通曾言：“研究中国，北有敦煌，南有大理。”充分肯定了白族文化独特的民族性及其在整个华夏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李霖灿言：“若他日，在敦煌学之后，南诏学亦起西南建立门户。”亦高度肯定了白族文化的特殊意义。近年来，包括泰、缅、柬、越、日、英、美、德等国及港台地区的中外专家学者，积极投身于白族文化的研究中，撰写了大量研究白族文化的论著，在国际学术研究中突出了白族文化的重要意义和地位，使白族文化的价值进一步彰显。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史为整个文化史中之一环，故研究某时期之文学史，同时必须顾及此期中其他诸文化部门之种种现象”。文学的演变与文化的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要全面认识一种文化就离不开文学的研究。碑刻作为白族书面文学的重要样式，遗存十分丰富。据不完全统计，今大理白族自治州所辖的大理、洱源、剑川、鹤庆、漾濞等十二个市县内遗存的金石铭文有千余通，其中碑刻近七百通，从东汉到明清时期均有保留，跨时一千八百多年，展现了白族文化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点。白族古代碑刻以诗、赋、颂、赞、铭、箴、史传、记等多种文学的形式生动地记录了古代白族的历史、经济、政治、宗教、语言、艺术、科技、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情况，书写了古代白族的生活和社会变迁，成为研究白族文学、文化的珍贵文本。
从文化的视野研究文学已是学界共识。“对作家作品而言，古代文学界长期以来更多的注意是文学的资料整理和文学的主题研究及作家研究。这毕竟是文学研究中无可替代的主流。但拓展文学研究的领域和视野，开垦文学研究的领地，借鉴、更新或综合不同的研究方法，也是一个渐进的和必然的趋势”。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研究中，二十余年来已有一些从文化角度阐释文学的重要著作问世。如程千帆《古诗考索：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刘明华等著《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学阐释》，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李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程国赋《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李德辉《唐代交通与文学》、《唐代文馆制度及其与政治和文学之关系》，吴夏平《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吴在庆《唐代文士与唐诗考论》，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等，均体现了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意识。这些论著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本书以《文化视野下的白族古代碑刻研究》为题，将白族古代碑刻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正是基于白族古代碑刻数量可观、内容丰富和其所具有的较高的研究价值的考察。以文化阐释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则是古代白族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方法论方面的新尝试。
二、研究概况综述
目前对白族古代碑刻的研究可谓欠缺。迄今为止，尚无专门系统研究的著作。有关的论述散见于白族历史、文化研究等方面的专著及单篇论文。
对白族古代碑刻作文学评介的专书，如《白族文学史》。该书分别对南诏国、大理国、明代，十余通白族古代碑刻作评价。该书的“第二编南诏及大理国时代的文学”之“第八章书面文学”一节，对《南诏德化碑》等6通碑作简介。在“《德化碑》及异牟寻文”部分对《南诏德化碑》的作者及碑刻的主要内容进行了陈述，言《南诏德化碑》是南诏国时期，异牟寻之前“最有历史价值及文学影响”的书面文学。“大理国的碑文”部分对《护法明公德运碑赞摩崖》、《兴宝寺德化铭》、《嵇肃灵峰明帝记》、《渊公塔之碑铭》、《大理圀故高姬墓铭并序》5通碑刻的情况作简介，并结合碑刻原文对其语言、文体特点进行评述。同书第三编“元明清及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白族文学”之“第六章书面文学”的第二节对杨黼“山花碑”及其他4通白文碑作介绍。尤其对“山花碑”的作者杨黼的生平进行了详细介绍，并对“山花碑”的白语原文进行了汉语注音、释读，简述了该碑的内容，对其体式和语言作了简评。
将白族古代碑刻作史料引证的专书数量繁多。这里仅作代表性举例。如，《大理白族史探索》“论南诏王室父子连名制”部分引证《王仁求碑》作说明。《西南民族史论集》的“‘南诏社会性质’质疑”、“大理国史略”部分中，以《南诏德化碑》为史料引证。《大理国史》“大理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化”部分，专列《三十七部会盟碑》等7通碑作文学简介。《元代大理总管史》中亦有数处引用白族古代碑刻。在有关科技、宗教、社会、考古、艺术、文化等研究的专书中，如《大理古代文化史稿》、《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南诏与白族文化》、《白族心史——〈白古通记〉研究》、《隐藏的祖先——妙香国的传说与社会》、《白族佛教密宗阿叱力教派研究》、《大理白族佛教密宗》、《云南艺术史》、《大理文物考古》、《白族曲词格律通论》等，均引证白族古代碑刻。其中，《南诏与白族文化》“白族古代碑刻概述”部分论述了白族古代碑刻的发展分期及分类。《白族曲词格律通论》第八章专门对白族碑刻中的“山花体”进行了曲词格律的研究。
在单篇的论文中则可见白族古代碑刻文献、历史、人类、民俗等角度的研究。
笔者曾发表单篇论文《〈南诏德化碑〉与先秦经典文学》、《“宋挥玉斧”之下的一个惨痛案例——大理国白氏碑与苏洵散文〈张益州画像记〉考释》、《白族二爨碑文体与〈文心雕龙〉诔碑理论范式》，对白族古代碑刻进行了文化阐释的初步探索。《〈南诏德化碑〉与先秦经典文学》一文将《南诏德化碑》与《左传》、《诗经》等先秦经典文学对照，探讨其受先秦文学影响的根源问题。《“宋挥玉斧”之下的一个惨痛案例——大理国白氏碑与苏洵散文〈张益州画像记〉考释》一文，以1972年出土的宋代大理国《故大师白氏碑铭并序》与苏洵的散文《张益州画像记》相互考释，一则考证了白居易堂属后裔随从侬智高流寓大理的史实，二则证实张方平“平谣安民”的真正原因是大理国杀侬智高并“函其首归献”宋朝的史实，说明这是“宋挥玉斧”的政策之下，大理国愿以行动向宋朝表示臣服的一个惨痛案例。论述了《故大师白氏碑铭并序》的重要价值，亦为苏洵《张益州画像记》的解读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白族二爨碑文体与〈文心雕龙〉诔碑理论范式》一文则将古代白族大姓之一的爨氏的重要文学文本——东晋时期的《爨宝子碑》和刘宋时期的《爨龙颜碑》与刘勰的《文心雕龙》碑刻理论相对照，通过文本的细读，揭示“二爨碑”体式与刘勰《文心雕龙》的诔碑理论范式几乎偶合的事实，为刘勰诔碑理论提供珍贵的历史文献实证，说明“二爨碑”在白族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承后汉滇文化，下启唐代南诏文化的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