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刘明华
在文化视野下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阐释，是自己长期以来的学术路向之一，也是我在硕士生和博士生教学和论文指导中倡导的思路之一。希望学生能够从较为广阔的视野入手，对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作文化的或超审美的思考或研究，最后还是要落到对文学的理解和阐释上来。有的学生能够在学位论文中选定合适的论题，形成一些有意思的成果，有的学生则会留心此路，在日后的学习和研究中继续关注。朱安女属于后者。但也可以说，她是在刘文刚老师的指导下较好的从这一思路写出了有价值的论著者，可谓后来居上。值得祝贺的，不仅仅是一篇博士论文及专著的完成，还在于她源自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热爱所开展的这一研究，对中华民族多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中的丰富多彩的文学文化现象及民族之间文学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做出了实实在在的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学生的论文即将出版，这是让教师最高兴的事。这自然让人想到“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古训。安女的论文，让我高兴和惊喜。她在写作过程中就时有问学，讨论相关问题，更重要的是，她结合自己的优势：白族、云南大理人、古代文学的长期训练和大学教师的经历等，形成了这篇具有独到视角的博士论文。这样的选题，似有巧合，实则必然。以至我边读边想到，对这一个话题的关注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和阐释，安女果真是最合适的人选。
细读全书，感到有几大不易：资料的解读，结构的处理，白族历史文化及其与汉文化关系的阐释。作者较好的处理了这些问题，也形成了全书的亮点。
在目前的传世文献中，碑刻文字应是诸多载体留下的文献中较难阅读和研究的资料之一。此书的选题限定了全书的重要资料和讨论对象均为白族或与之相关的碑刻文字。当然，书中的材料并不是初次出土或作者初次发现的碑刻文献，而是有效利用了近人整理相对完备的白族碑刻资料，且是目前为止，可见的白族碑刻的全貌。但因为无人深入和系统讨论碑刻内容，故文献多呈“原生态”，解读无复依傍。众多阅读不易的碑文包括那些断碑残刻，对任何研究者的文献阅读和理解能力都是严峻挑战。作者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这一个最基础的问题。通览全书，见得出作者是花了大力气的。不回避生僻难解的资料，在古典文献的研究中，应是一个学者最基本的态度。安女态度诚实，勇气可嘉。可以想见，论文写作的过程，也是其文献功底增长的过程。
论文有六章，按其内容，可分为三类，大体看，一是文学与美学阐释，如白族女性题材故事经典碑刻研究，白族碑刻的体式与语言方面的特点分析。二是民俗、历史还原与政治学研究，如探讨白族古代碑刻的发展与墓葬制度之间的关系，不同时期帝王碑所蕴含治世思想及内在理路。三是文化精神阐释，如从民间碑刻的角度，阐述白族民间对儒释道文化的受容，讨论白族乐观豁达的生命观和乐生文化精神及“苍洱境”理想家园的民族特性等。但每章旨意并不单一。碑刻的发展与墓葬制度一章，作者不但梳理了白族古代墓葬制度从土葬、棺葬、火葬，再到棺葬四个阶段的演变，还横向对照每个时段白族古代碑刻的发展，总结出了白族古代碑刻的总体风貌和嬗变特点。见出作者面对碑刻，时时丈量着一把文学尺度。
让我欣慰的是，全书时时有思想火花迸发，一些论断也颇有见地。如“无碑时代白族墓葬的器物细节的变化，体现了人们对生命死亡从简单粗糙到严肃庄重相待的意识转变，透露出白族先民对个体生命进行标识日趋强烈的愿望。”“明清时期神话述祖和追忆民族历史成为白族古代碑刻的书写风尚，是白族族群意识觉醒的表象。”“明清时期的碑刻形成了追忆南诏国、大理国历史的风尚，体现了这一时期人们对南诏国和大理国浓厚的历史情结。”在“预立寿藏：超越生死”一节，作者对白族生死观进行细致的讨论，认为这类碑刻中，“死亡是被假设的前提，生者面对的是自己的死亡，在假设‘我’将向生活的世界作别之际，借预立寿藏的种种碑刻，记载‘我’对人生的总结。”对《词记山花咏苍洱境》碑则议论风生：“杨黼的‘苍洱境’理想国，不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也不是‘小国寡民’的自然状态，而是白族文化中孕生的独特的民族理想国。杨黼对‘苍洱境’山水和谐家园的构想，源于平淡清远秀美的苍洱自然环境，作者提出的‘以空赞空’的禅悦精神又与大理长期以来深厚的佛教文化底蕴相契合，包含了其对‘苍洱境’山水家园的空灵之美的体悟和对人性修养实现空明之境的关照。在他看来，无论是儒家思想与佛家文化，是实现个体内心世界的空明与苍洱自然环境真正和谐统一的途径。作者怀揣一颗澄明纯净的心，倡导以佛修心、儒释兼容的个人修养为现实社会和‘苍洱境’理想国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得‘苍洱境’的家园之梦并不是那么遥不可及。”等等议论，均让人在并不轻松的碑刻文献研究的阅读中，发出会心的微笑，并引人思索。不同民族的生活理想，其差异性究竟何在，还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近如白族，远如不丹，都是我们值得认真思考的。
作者的意识时时着眼于中华民族融合的历史。这对于一个白族学者来说，是一件重要的事。多民族的中华民族，是怎样一步步融合的？白族的历史进程，可以说明原因之一。民族间的融合，或政治，或经济，或文化，或战争，或自然，或地理，或……但总有一个契机。形形色色，林林总总，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演变一定是各不相同的。而一个强势民族对一个弱势民族的影响，总有思想、文化、经济、军事多种因素或先或后或同时发生作用。白族于汉族，其强弱之势，向来分明。清朝政府对白族的思想文化的影响，用心良苦。书中有一处文字，让我对以前所读之书有豁然开朗之感，这就是乾隆皇帝于公元1780年在大理树立《钦命刊立雍正训饬士子文卧碑》一事。从康熙、雍正到乾隆皇帝，个个都在整饬士风。雍正向士子提出了《训饬士子文》之“八条目”。这八条规范，在乾隆皇帝那里得到重申，《卧碑》全文，见书中135页，此不赘。这八条目，主要是正面导向，要生员读书明理，做忠臣、清官、良吏。但多是不准。正面导向是大方向，这不准，那不准，却说得很具体——其中就有不准反映百姓疾苦等等禁令，这明显是提倡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核心是不准生员关心政治，关心国计民生。清朝此时的官方意识形态，与儒家传统之先忧后乐，与方回提倡的“有仁心者，必为世道计，故不能自默于斯焉”的精神相去何远。这分明是要在白族复制一个清朝统治者认可的士统或学统，让清朝帝王所倡导的思想，根植在白族的土地上。更重要的是，要白族人民和士人听命于君，不得不臣。
看到这通碑刻，让我想到以前读张之洞督学四川时所写《猷轩语》一书。以前读时的印象，是张之洞“在学言学”的“专业精神”，一个督学，对当地考生的指导是如此全面，是“语文语学语行”的全方位的指导和教育。他不只是应考的指点(语文篇讨论做时文应付程式)，治学的提倡(推荐四部增进学问)，更是做人的要求和期待。语行篇列出十七条士人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条条细列具体内容，如第一条“德行谨厚”，就有若干“不准”，如心术慈良不险刻，言行诚实不巧诈，不为家庭事兴讼，不谋人良田美产，住书院者不结党妄为等等。读安女这部分文字，顿有豁然开朗之感。此时张之洞的主张，正是清朝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四川督学的笔下的自然呈现。从中亦可见清朝君臣喜欢用条文的形式明确士人行止以推行其德化和文治。条目虽然琐碎，操作性却很强。
全书涉及碑刻中表现的民间文化、信仰、美学意味、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内容，如何将这些内容在书中形成内在联系，作者颇费心思。由于全书涉及到几大块各自独立的内容，其“散点式”的结构，显得内在逻辑不是十分紧密。而六章的关系，在文化视野的统摄下，总体能见出其内在理路，即归结到白族古代碑刻的文学价值与文化意味。苦心经营，殊为不易。
我曾与安女讨论过关于此书的一个问题：在整个白族历史文化中，碑刻方面的材料，在遗存的各类文献中所占比例有多大？在反映白族历史和文化方面，碑刻材料的独特处有多少？安女说尚未系统清理。我知道这是一个大课题。作为学术研究，这或许是另一种幸运：这个领域的空间很大，这方面的材料很多，值得继续投入时间和精力。作者面临一座富矿，四望皆宝，初涉有得。而努力开垦，坚守寂寞，必有更大收获。安女得天独厚，岂能浅尝辄止，见好就收。我期待着。
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明华
2011年11月12日于重庆雨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