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帝王敕封碑以个人、家庭、家族为对象，敕封男性的碑刻有7通，女性4通；敕封夫妇2通；敕封父母4通；敕封家族的2通。敕封者的身份各异，有文官武将，有宗教领袖，有家庭妇女。在敕封碑中，明代帝王一改君王高居圣位遥不可及的形象，积极宣扬文官武将的仕途进取与效忠之心，赞美普通女性的操守和对家庭默默无闻的奉献，个体与家庭中细微的人性闪光都为皇帝所洞察。明代帝王借助敕封碑向天下昭示了个体与家庭为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充分肯定了家庭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意义，宣扬了家国同构价值观。借助敕封碑，明代帝王们亦成功地完成了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慈爱君父形象的塑造，有力地推动了国家的团结与进步。
(一)敕封碑对个体和家庭封建伦理道德思想的强化
明代帝王对男性个体的敕封碑集中体现了统治阶层对忠义思想的倡导，臣属效忠皇帝、恪尽职守的人生价值观备受推崇。
在《鲍杰诰命碑》中，敕封的对象是大理府指挥使鲍杰。碑言：
咨尔大理卫指挥使鲍杰，家庭饱韬略之学，钤辖著忠勇之声。忠肃自循，克缵前人之业；恩威丕振，深怀下士之心。况兹大理，据南云之上游，置此卫军，壮四裔之重镇。特专守备，用笃辅毗。采诸剡章，畀以所寄。尚益笃忠贞，慎固封疆之守；载敷法理，申严边圉之防。
这里对鲍杰的文武韬略进行了精炼的总结，言其“忠肃自循，克缵前人之业；恩威丕振，深怀下士之心”，充分肯定了他作为一员将领忠心耿耿、身先士卒的作风。碑中尤其突出了他在镇守大理重镇的过程中，“尚益笃忠贞，慎固封疆之守；载敷法理，申严边圉之防”，为捍卫国家的边防立下功绩，深受宪宗的赞许。
《敕褒南京户部四川清吏郎中杨应东碑》中，穆宗盛赞杨应东为“奉职之臣”。碑言：
尔南京户部四川清吏司郎中杨应东，起自儒科，试宰剧邑，政声章彻。擢任留曹，俾宗理国储剂量邦计，尔能审均节之度，慎出纳之司。擢署郎闱，允谐士望，兹以覃恩，尔得实授奉政大夫，锡之诰命。朕躬率天下以俭约，赐今年田租之半。欲以息财用，佐百姓之急。乃民不加赋而国愈告不足，朕方与司计之，臣共其忧。尔尚益展采竭忠，务生财之大道，以分朕猷念，尔亦永有誉哉。
杨应东为文官，先因“起自儒科，试宰剧邑，政声章彻”而“擢任留曹”。后专职“国储剂量”，实践了“审均节之度，慎出纳之司”的职守，再次得到了穆宗的擢升。其后，杨应东为穆宗出谋划策，成功地辅助皇帝解决了“民不加赋”与国库不足的矛盾，并提出了“务生财之大道”。杨应东作为臣子表现出的与君“共忧”和为君“竭忠”，深受皇帝赏识，穆宗对其进行敕封就是希望其美名远扬。从《鲍杰诰命碑》、《敕褒南京户部四川清吏郎中杨应东碑》二碑可见，二人在任职期间尽忠职守，体现了臣下对皇帝的忠心耿耿，成为“君为臣纲”的生动体现，堪称武将文官的代表。
明代帝王对普通家庭的敕封十分注重儒家道德伦理思想的渗透。在家庭中，父亲成为了皇帝敕封的重要对象。嘉靖皇帝的《杨玺诰封碑》和《敕封李玄圣旨碑》言：尔杨玺乃金吾前卫经历司收粮经历杲之父，积善厥躬，训成其子；贤劳允著，荣养方隆。
尔义官李玄，乃江西道监察御史元阳之父，孝友俭勤，本其成性，忠信愿慤，足以廉顽。
从以上的碑文可以看出，杨杲之父杨玺好行善事，注重躬行，有贤德而注重培养儿子。李元阳的父亲李玄则是以孝友为尚，勤俭持家，廉洁忠信。在嘉靖皇帝看来，李元阳在为官期间的卓越政绩，与其父的“教子之功”和“忠孝之传”是密不可分的。嘉靖皇帝对两位父亲的美德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同时，“凡贤俊之生，虽本于父训，亦资于母德，故褒封之典，与父均焉”。明代皇帝亦注重对母亲的旌表。如《追赠杨禧之母碑文》言：
行在四川道监察御史杨禧之母氏，有子能官，而不逮养泝，惟所自宜锡褒荣，兹特赠为孺人，灵其承之，永贲幽壤。
碑中对杨禧之母的培养之功进行了肯定。杨禧是云南太和人，据《杨禧墓碑》所载：“由府学生中永乐辛卯科乡试名乙榜，两拜四川县庠教谕。迨迁四川道监察御史，荐升广西庆远府知府，再擢广西布政使司左政，重沐皇恩，赐食正三品禄。历官五十五年，并无公私过犯。执事十有五载，复蒙诏进中奉大夫正治卿布政使职事。”从这段记录中可知，杨禧为官清正廉洁，秉公执政。在宣宗看来，杨禧为官出类拔萃与其父母的教导有着密切的关系。父亲对儿子的教育，正是“固本于父”，天经地义。而杨禧之父早没后，其母能行“妇人之大伦”，做到“克相其父”，对其母的德行尤为赞许。杨母虽然已经去世，但宣帝希望杨氏在九泉之下能够欣慰。
明代皇帝敕封碑中亦是不乏对官员的双亲进行表彰的例子。如在英宗敕封的《封赠杨子渊及妻李氏碑》、宪宗敕封的《诰封南京户部江西清吏司主事杨子渊及太安人李氏碑》二碑中，朝廷官员杨纬和杨绎两兄弟的父亲杨子渊、母亲李氏夫妇在天顺五年(1461)、成化十二年(1476)两次受到两朝皇帝的敕封。碑言：
尔四川潼川州蓬溪县儒学教谕杨子渊，乃南京户部江西清吏司主事纬之父，训子登庸，而己早没，揆其所自，宜有显褒。兹特赠为承德郎南京户部江西清吏司主事。……尔李氏乃南京户部江西清吏司主事杨纬之母，相夫教子，作范闺门，有子登庸，克勤职务。兹特封尔为太安人，服此光华，益绵寿祉。
赠南京户部江西清吏司主事杨子渊，乃兵部武库清吏司员外郎绎之父，善积于躬，庆延于后。比因长子之贵，受赠有年。今尔季子进官，宜恤典。兹特加赠尔为奉直大夫兵部武库清吏员外郎。……封太安人李氏，乃兵部武库清吏司员外郎杨绎之母，慈惠之善，著于闺门。有子登庸。已尝受封。子今进官，宜申恤典。兹特加赠为宜人，命服之华，永光幽壤。
英宗敕封杨子渊夫妇是因二老“训子登庸”，为国家培养了栋梁之才。其时，杨子渊已逝。宪宗敕封杨子渊夫妇，因他们的第四子杨绎金生官位，其时，二老均已去世。这两通碑文敕封时间不同，但均对杨子渊夫妇的品德修养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充分肯定了杨子渊“训子”有功和李氏的“相夫教子”之功。英宗、宪宗身为二代国君，借助敕封碑表达了对杨子渊夫妇为国家培养人才的感谢之意。虽二老先后去世，但其对二老的旌表未因“存没”而变的心意，正是“人子爱亲，无间于存没，故朝廷推恩臣下必及焉，所以体其心而重大伦也”。他们亦能体会杨纬、杨绎兄弟二人对父母的敬孝心切。因此，敕封碑中言：“国家推恩臣下，而必及其亲者，所以重本而劝孝也，亦何间于存没哉。”又言：“朝廷宠任才能，而必遂其显亲之心。虽亲有存没之间，恩典未尝不均及焉。”。又“朕惟人子之孝，皆欲显扬其亲，故我国家于群臣之任职者，必有推恩之典，所以敦本以体孝也”。强调了父子、母子间的人伦之情与子嗣孝亲是人人都应该遵循的。在《敕封杨元吉之父母碑铭》中，嘉靖皇帝对杨元吉父母同时进行表彰。碑文言：
尔杨恺乃湖广永州府道州宁远县知县元吉之父，迪德纯固，植行宽仁，以儒业力田起家，以义方诗礼教子，蓄德明绪，昌裕后人。而其子之作政扬休，足以保民。滋世虽未得行己之志，而其身后之报，亦足以偿尔宿昔之分矣。……尔杨氏乃湖广永州府道州宁远县知县杨元吉之母，秉姿端静，赋性柔和，恩以美齐，壶范卓著。慈以济严，家务孔修。励冰节于靡他，笃爱劳于不卷。有子登荐，分寄专城，遐享寿祺，就荣禄养，盖亦天之报尔也。
这段话充分肯定了杨元吉双亲高尚的德操。言其父“迪德纯固，植行宽仁，以儒叶力田起家，以义方诗礼教子，蓄德明绪，昌裕后人”，赞美了他品性宽厚仁爱，以儒学诗教教导儿子，对儿子成才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言其母“秉姿端静，赋性柔和，恩以美齐，壶范卓著。慈以济严，家务孔修。励冰节于靡他，笃爱劳于不卷”，既赞美了杨母的温柔贤淑，同时又对其慈母之心和教育杨元吉成才之功给予了充分肯定。嘉靖皇帝又言“滋世虽未得行己之志，而其身后之报，亦足以偿尔宿昔之分矣”，悉心宽慰其父，自己未能实现的人生理想已由儿子实现，正所谓子承父业，应该无憾。
此外，明代帝王亦不乏对官员早没的妻子进行敕封，如宣宗《封赠杨禧妻田氏碑》、嘉靖皇帝《杨杲妻李氏诰封碑》。《封赠杨禧妻田氏碑》言：“夫妇人之大伦，故朝廷推恩群臣，命必及之，而于存没一也。”虽然杨禧之妻早没，但皇帝仍充分肯定了杨禧为官成绩显著与其妻之“克相其夫”的功劳密不可分。嘉靖皇帝在褒奖杨杲之妻李氏时言：“肆惟伉俪之良，均被褒封之命。典章具在，伦理所先。”直言李氏作为杨杲之妻，虽“出自高门，归于华族”，但却能“克勤内助，允有妇仪”，高度赞扬了其妻贤内助的美德。
明代帝王敕封碑亦有对白族世家进行全面敕封的。《龙关赵氏诰封碑》中，赵氏一家三代人受到两朝皇帝三次加封。先是在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赵仪作为“应天府推官”因“(下阕)式彰听谳之能，行检聿修，克能行衙。以示褒奖，故特进尔阶儒林郎，锡之敕命”。其妻段氏则“兹特封为安人，盖敦祗慎于将来，用副佳名于不替”。与此同时赵仪的双亲亦被武宗旌表一番。其父“兹特赠尔儒林郎应天府推官”，其母段氏“兹特赠为安人”。嘉靖十五年(1536)，世宗对吏部文选清吏司主事赵汝廉之父，前原任四川泸州知州赵仪敕封为“奉直大夫”，其母段氏“赠为宜人”，赵汝廉的妻子赵氏毓秀则“兹特赠为安人”。嘉靖二十五年(1546)，赵仪去世，世宗“兹特赠尔为中宪大夫，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使”，希望其“若九泉有知，亦以云慰耳！”对赵汝廉之母则“兹特加赠尔为恭人”。
从明代帝王的敕封碑群可见，家庭中的父母或是妻子，这些为官员默默奉献的“幕后英雄”纷纷登台亮相。父母对子嗣良好的规训教导、贤淑妻子的辅佐被统治者视作为好官的内在基础，进而对父母、妻子的良好的德操给予了充分肯定，体现了明朝统治者对家国同构理念贯彻的始终如一。
(二)封建大一统思想对宗教信仰的规训
明代帝王敕封碑中，还有涉及宗教信仰的一类碑刻。以《大理丛书·金石篇》的收录来看，主要有两通，为《明赐国师董贤圣旨碑》、《敕谕云南大理府宾川州鸡足山祝国悉檀禅寺颁赐藏经碑》。
明初，统治者一度遏制白族民间宗教势力的发展。洪武二十四年(1391)的《崇恩寺常住碑记》记载：“洪武壬戌，天兵南伐而火于军前，僧流俱失其所，田庄俱绝其缘，佛图法器寂然荡尽。”
洪武二十七年(1394)，《明赐国师董贤圣旨碑》公于天下，标志着明朝对大理地方宗教态度的转折。由此明朝统治者一改打击清扫地方、民族宗教信仰的态度，转而对其予以充分的尊重。碑言：
董伽罗氏，出自海东。天降一卵，入于草中。仙鸾覆育，神异奇丰。
这里对董贤非凡家世作了介绍，言董氏先祖乃“天降一卵”，并且为“仙鸾覆育”，乃董氏族源的传说。这一传说在明太祖的圣旨中予以引用，说明明朝对董氏密宗世家身份的承认。随后，碑文又追赞了董家屡任护国法师的历史功绩。
历朝护国，累代神通。有德有行，克始克终。延及国师，不亚其宗。三次赴诏，有劳有功。
这里“历朝护国”指的是董氏献身佛教密宗阿叱力，在南诏国、大理国和元代段氏总管时期都世袭国师高位，充分肯定了董氏护法的功绩。到明朝，董贤三次赴诏，作为董氏传人接受了朝廷的召见，护法立功。因此，朱元璋降下圣旨命：“军免军差，民免民役”，并且“尔子尔孙，永体朕意”，奖励其家族子孙后代世享免除军差劳役的特权。这通敕封碑，以官方的形式表明了明朝统治者对白族密宗阿叱力教派的认同。董贤接受了明太祖朱元璋的召见以及敕封，也意味着白族地方宗教势力接受明朝中央政权的统领。永乐十年(1412)，董贤携子董寿等入京作大法事，再次受到成祖高度褒奖，阿吒力教的社会影响力扩大，日益振兴。
熹宗天启四年(1624)，熹宗专门敕谕云南大理府宾川州鸡足山祝国悉檀禅寺颁赐藏经。《敕谕云南大理府宾川州鸡足山祝国悉檀禅寺颁赐藏经碑》言：
兹以木增奏称，伊母罗氏夙好修持，捐资建寺，护国佑民，命僧释虔恭护持，奏请藏经。该部议覆，特允颁赐。
熹宗敕谕颁赐藏经因丽江知府木增为其母信捐资修建佛寺，上奏朝廷而起。此碑中，熹宗借敕谕颁赐经，表明了对地方宗教的三点态度：一是，熹宗言“朕惟尔地僻在南滇，比邻西竺，崇尚佛教，自昔已然”，说明熹宗对大理一带信仰佛教的风俗十分了解，并对大理悠久的佛教历史给予尊重。二是，对佛教行善的观念表示认同。木增建佛寺的目的是“护国佑民”，这与为君者希望天下太平的心愿吻合。碑言“尔等尚其益坚善念，率领合山僧众焚修”，希望木增等人坚持以佛教护佑国家的善念，并以实际行动为国家生民造福。因此圣谕僧侣虔诚供奉，祈祐国民安泰。三是，碑言“导悟番夷，阐扬宗教”，希望宗教能在开启少数民族心智，疏导其情绪方面发挥作用。正是基于以上的看法，熹宗不但批准木增建寺，而且专赐佛经助其成事，体现了统治者对地方宗教信仰社会作用的规训。
通过分析明代帝王的宗教圣旨碑，可见明朝中央政权对大理地方佛教信仰，从打击抑制到鼓励提倡的政策变化。其目的是将白族为首的各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纳入到中央集权的统一规范管理中。明代帝王的宗教圣旨碑对白族民间宗教信仰进行了政策性的引导，促使其顺从于政治格局的变迁。同时亦可见，当民族宗教信仰顺应了历史的大趋势并自觉进入国家政治轨道，也才能获得官方的认同和进一步的发展。
综上所论，透过明代帝王敕封碑可见，明朝皇帝对白族家庭和个体的敕封，以忠孝伦理观念为价值核心，对臣属、父亲、妻子等各种家庭角色合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仁义礼智信”的行为大加赞赏，其目的就是通过张扬个体道德、家庭的良好家风，将“三纲五常”的主流价值观深入到少数民族治家的规范中，强化伦理道德精神作为家与国之间的纽带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