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能不能成功的决定因素，不在他拥有多少有利的条件，而在于他如何评估、期望自己，如何把个性的力量转化为有效的行动。成功女性一般都具有让人喜爱的、富有吸引力的个性，这种个性使她们具有超凡的人格魅力，有助于她们成就自己的人生。
唯有个性 才能成功
1883年8月17日，夏奈尔出生在法国一个贫穷的小贩家庭。在她12岁那年，母亲死于肺病，不负责任的父亲抛下她去美国寻找乐土。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夏奈尔来到孤儿院，在孤儿院度过了她的童年。心灵的创伤造就了她的叛逆性格，同时，也培养了她敢于面对现实及坚强的独立自主的性格。
夏奈尔有着倔强的不安定的天性和爆炸性的创造力，这种创新力，是她事业的灵魂。
1910年女帽店的开设，是夏奈尔不平凡一生的开端。谈到女帽店，就不能不提到她当时的两位好友，一个是富家公子艾迪安·巴尚，另一位是花花公子鲍伊·卡柏，因为这女帽店跟他们有着很大关系。有一次，鲍伊带夏奈尔去赛马场，夏奈尔注意到当时的女帽都比头小，戴上后还要别上帽针才能固定，且堆砌着繁杂的羽饰、蕾丝，既不实用又俗气。她想对它进行革新，于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鲍伊与艾迪安。夏奈尔在他俩的帮助下，终于在巴黎坎朋街21号开设了一家女帽店。她设计推出了稍宽大而没有太繁缛装饰品的帽子。这种女帽简洁、大方、尤其是硬草帽和圆顶窄边的钟形帽，受到广大女性的青睐。这让她生意兴隆。在1911～1912年间，她的帽子业务蒸蒸日上。《时装杂志》以完整篇帽刊载了夏奈尔的帽子，并由年轻的明星演示，使这位年轻而无名的小帽商，在巴黎初露锋芒。
帽子店的开设，夏奈尔特别感谢鲍伊。鲍伊是夏奈尔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甚至可以说，是他塑造了夏奈尔--他资助夏奈尔开店，他把夏奈尔引进真正的上流社会和艺术沙龙，他关心夏奈尔的想法并培养了她的个性。
夏奈尔精力旺盛，似乎有永远消耗不完的热情，可以将任何存在于她脑海中的事情变成现实。1913年，她在法国上流社会的度假胜地--杜维尔开设了第一家时装店。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但战争的阴影并不妨碍杜维尔的贵妇们继续着波烈式的羽饰、长裙，她们以奢侈的服饰来炫耀丈夫的地位。夏奈尔凭借着自己的创新力以及天才的敏感，推出了新款针织女羊毛运动衫，式样源于板球运动男装，造型简单，款式合体、舒适又飘垂。接着她又以水手上装和水手裤来代替女裙，使极度的奢华归于平淡和简单。此款服装一经推出便立刻引起轰动，吸引了有品味的女性，但也遭到了非议。然而夏奈尔无视舆论，在杜维尔常常穿着羊毛运动衫和裤子或源于水手裤的褶裙，骑马散步，招摇过市。这极大地表现了夏奈尔的叛逆个性，女人不再是男人的“花瓶”，而是担负社会责任的国民。她说：“要妇女从头到脚摆脱矫饰，要创造一个年轻的形象”。以往的波烈式的宽大拖沓的装束，既不适合户外活动，也显得滑稽可笑。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夏奈尔的女时装代之，这也是历史前进的脚步相符的。
夏奈尔的创造力是具有爆炸性的，她本人的衣着举止成为世人模仿的对象。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天气突然变冷，夏奈尔借了情人的马球套衫，束了腰，卷起袖，显得十分潇洒、迷人。这种偶然的装束竟成为时髦一时的“夏奈尔”装，被人竞相模仿。战争给杜维尔带来更多的阔佬，也使夏奈尔的时装店扩展成大公司。夏奈尔终于登上了时装界的制高点，她的时装和她本人一样销魂蚀骨地迷住了那个时代。
夏奈尔是服装史上一位非凡的女性，她一生中曾在两个时期准确无误地预见和把握时装潮流的趋向，两度把全世界女性的服装进行了全面革新，创造了服装史上的奇迹，成为“世界上50位最伟大的服装设计师”之一。在服装史上，如果说波烈品牌改变了女人的装束，那么，夏奈尔品牌则真正引领了两个世纪时装的变革，推动了时装业向前发展的进程。
执著成就精彩人生
没有超人的付出，就不会有超人的成绩。这不仅是邓亚萍多年闯荡赛场的切身体验，更是她生活经历的真实写照。
淡出乒坛，并不等于淡出人生。邓亚萍开始在另一个陌生的领域顽强地攀登--攀登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高峰。
退役后，邓亚萍进清华大学攻读英语，2001年拿下学士学位，同年进英国诺丁汉大学，2002年获硕士学位，随后进入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专业，开始攻读博士学位。这期间，她从一位奥运冠军成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体育与环境委员会委员、世界劳伦斯体育学会成员--该学会被誉为世界体坛的奥斯卡、格莱美。
一样执著，成就了两样精彩。
邓亚萍在自己的乒坛生涯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夺得18个世界冠军，其中包括4个奥运冠军，8年雄踞世界女子乒坛第一名。
1997年，还在她事业的巅峰时，由于严重的伤病，医生建议她退役，领导考虑再三，同意了。于是，她放下球拍，开始淡出乒坛。
退役后的邓亚萍，怀着兴奋而又忐忑的心情迈进了清华大学这个世界知名的象牙塔。
邓亚萍的小学文化水平与高深学识环境的反差是如此强烈。
虽然她当时还不能完全写出26个英文字母，但她信心十足地告诉老师：“请老师放心，我一定会学好的。”
上课了，老师的讲述，在邓亚萍听来无异于天书，她一字不漏地听着、记着，回到宿舍，再翻字典，一点点硬啃硬记。夜深了，别人休息了，她还在孤灯下苦读。
当运动员和当学生并没有太大区别，都是一个“苦”字，但此时的邓亚萍却有着异样的感受。她说：活蹦乱跳、习惯于热闹场面的运动员，最怕的就是孤独与寂寥。训练累得实在动不了，同伴们一阵加油声，一咬牙，挺过来了；遇到了难题、关坎，教练一点拨，通了；比赛遇到困难，观众一阵吼声，劲头上来了，转危为安。但读书呢，常常要一个人孤零零面壁苦思，那清苦、那孤独，完全是另一种折磨，没意志、没恒心，是坚持不下来的。
可是，亚萍坚持住了，她下定决心在孤独与寂寞的战场上，扎扎实实向知识的海洋进军，哪怕是喝上几口水，也要游向胜利的彼岸。
在清华刚刚学习几个月，根据清华与英国剑桥大学的互换协议，邓亚萍得到了去英国剑桥突击英语的机会。虽然赢得了机会，但同时对她也是个挑战。虽然她已能进行一些简单的英语对话，但完全脱离母语，来到一个完全用洋文交流的环境，难度还是相当地大。
刚到英国，她想往家寄点东西，到邮局拿了单子，却不知如何填写，邮局的人在单子上指指点点，她却一脸茫然，两眼发呆。她能怎么办？问谁去？问了，自己还是听不懂，只好悻悻而归。
开学前，房东开车送她去学校转了一圈儿，让她熟悉一下学校的环境。第二天，人家不送了，她骑着自行车，却找不到上学的路，七拐八歪，她赶到学校，人家已经上课了。一向遵守时间的邓亚萍，急得蹦出几个单词解释，然而解释不明不白，那滋味、那窘迫，对于争强好胜的邓亚萍，可能是一种永生难忘的感受！
做学问与体育训练一样，没有任何捷径要走，一切都要靠自己去拼搏。为了赶功课，她起早贪黑，每天只睡几小时。奥申委网站刚刚开辟了一个《名人寄语》的专栏，编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邓亚萍。但她远在英国读书，为了赶时间开通专栏，只好在下午2点打长途电话给她，那时正好是英国的凌晨5点。通话时，网站编辑抱歉地说：“不好意思，这么早打扰你了。”
亚萍的回答令编辑惊讶不已：“不早，我早已起床，正在温功课。”就这样，起早贪黑，她每天只睡几个小时，累得头发一掉一大把，但邓亚萍挺过来了。
回清华，她带上了学士帽，在毕业典礼上，当她用纯正而又流利的英语向学校领导和老师致词时，引来一片惊讶，一片赞叹。
后来，她马不停蹄，从清华走进英国诺丁汉大学，攻读硕士。她的导师对她不太了解，似乎有些不放心，担心她能否完成学业。亚萍恳切地对导师说：“我可能比您的其他学生基础要差，请你多费心，别人能听懂的课程，我可能要两次甚至多次，别人需要一年，我可能需要一年半甚至两年。但不管费多少力、多长时间，我都要把学业拿下来。”
邓亚萍没有让她的导师失望。一年后，面对严格的考官，她的论文《从小脚女人到奥运冠军》，以翔实生动的材料和清晰有力的论点论述了中国妇女及中国妇女体育的巨大发展和变化。
临场考官的一致结论是：无条件一次通过！
在中国申办奥运进入关键时刻，邓亚萍责无旁贷地成为申奥“外交官”、“巡回大使”。国际奥委会规定，国际奥委会委员不能访问申办城市，我们当然不能违规，只能在规则允许的情况下，向国际奥委会委员介绍中国的情况。而邓亚萍作为国际奥委会运动会委员会委员，拥有可以“走出去”的先天优势。她用10余天的时间，访问了瑞士、摩纳哥、卢森堡、意大利、瑞典等国；再用3天时间往返于北京--洛杉矶，拜访了运动员委员会2/3有投票权的委员。
在向委员们介绍中国的情况时，她很懂得外交艺术，不单单讲述这些年中国、北京的巨大变化和飞速发展，也诚恳地谈了我们国家存在的问题，如环境、交通、场馆设施等方面的不足，更指出这些问题从申办到承办的8年时间里，我们有能力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委员们觉得她很诚恳，很实在，比起那些单纯的“正面宣传”的效果好得多。
邓亚萍向很多外国朋友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次，她去商店买东西，一位售货员认出了她，热情地拉住她的手说：“你们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把奥运会争到手。”亚萍反问道：“你为什么希望咱们申办成功？”这位售货员没谈什么大道理，而是说了一句“大实话”：“我家住的是破房子，要是奥运申办下来，我就能拆迁住新楼房了。”
亚萍非常看重这种平民的奥运情结。她觉得一位普通百姓，没钱、没势、没权，却有着最普通、也是最实际的梦想，而这梦想，正是寄托于申办的成功，寄托于为申办工作的人们。她通过这个朴实而真切的故事告诉外国朋友们：在中国普通的民众中，有着多么深厚的奥运情结。
时光跨到2003年，正在剑桥攻读博士的邓亚萍又回来了，开始了在北京奥组委的工作。
原来，她在剑桥的导师彼德·纽伦是一位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已经研究中国经济30余年，他深知2008年奥运会对拉动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会有极高的经济研究价值，他认为邓亚萍回国，不仅能为祖国服务，也能为她的论文《2008年奥运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收集第一手材料，因此，他特例批准邓亚萍回国边工作、边学习。
邓亚萍所在的奥组委市场部，对办好奥运起着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邓亚萍面对的又将是全新的课题和挑战。
从冠军到官员，从勇者到智者，从运动健将到女人，邓亚萍正迈着自信的步伐，神采飞扬，走向未来。
富有勇气 敢于冒险
1917年，凯瑟琳·格雷厄姆出生在纽约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其母亲格妮·尼恩斯特是德裔移民之女，曾任《纽约太阳报》的特约记者。父亲尤金·梅尼是在美国出生的法裔犹太人，毕业于耶鲁大学，有着犹太人特有的精明的生意头脑和敏锐的经济眼光。梅尼早年凭投资股票致富，中年以后曾在胡佛及罗斯福政府内任联邦储备局局长，晚年出任世界银行第一总裁，是一位杰出的银行家。1933年，在一次破产拍卖会上，梅尼通过中间人以82.5万美元购下了《华盛顿邮报》，从此，这家当时影响并不很大的报纸便成为梅尼家族的资产。这样的家庭背景，为凯瑟琳称雄传媒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凯瑟琳办新闻企业，以冒险精神和勇敢果断著称，这集中地体现在奠定《华盛顿邮报》地位的两件大事上。
第一件大事是果断决定刊登美国国防部的秘密文件。1971年，邮报记者弄到了五角大楼关于越战的“绝密文件”，其上详细地记录了美国参与越南战争的真实情况。当时编辑、记者要求立即登载，而律师们却坚决地反对。如果登载，就会冒两大风险，一是正值公司股票上市的关键时刻，如果上市受阻，可能使3500万美元的公募资金泡汤，同时，还涉及邮报公司在佛罗里达州开办两家电视台的执照问题，而两张执照的价值是1亿美元。更主要的是，要冒着被指控犯间谍罪的风险。因为这一文件一刊登，五角大楼就可能反咬一口，指控邮报间谍罪，与政府硬碰硬，简直是吃了豹子胆。然而，凯瑟琳将这些置之身外，拍板刊登。她回忆说：“当时又恐惧又紧张，在深呼吸了一口气后，我对编辑说：‘去，去，去，登吧。’”刊登之后为当年的反战浪潮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材料。
果不其然，美国政府以间谍罪将《华盛顿邮报》告上法庭，不过在政府与《华盛顿邮报》的较量中，最终司法部门裁定《华盛顿邮报》胜诉。这成为凯瑟琳新闻事业中的一个亮点，她是凭自己的正气在司法诉讼大战中战胜美国政府的，凭借这件事情邮报在公众心中的声望得到了极大地提高。
第二件大事是曝光“水门事件”丑闻。1972年6月，5名男子因私自闯入水门饭店民主党全国总部而被捕。当时绝大多数传媒都没有注意到此事的新闻价值，只将其当作小新闻。而《华盛顿邮报》的两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在凯瑟琳的支持下经过锲而不舍地调查，发现了共和党的尼克松政府在1972年总统竞选中的非法活动：试图在民主党总部安装窃听器，破坏民主党的竞选活动。当时执政的尼克松政府为了掩盖这一丑行，不断向《华盛顿邮报》施压，警告凯瑟琳不要“出风头”。尼克松更亲口向助手说：“我不会让《华盛顿邮报》有好日子过。”而负责尼克松竞选宣传的约翰·米歇尔告诉负责“水门事件”报道的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如果邮报揭“水门事件”的老底，凯瑟琳就等于把她的乳头往绞衣机里放。那时米歇尔已是美国的司法部长，他控制着一笔秘密资金，用来收集民主党的情报。就在这时，不仅《华盛顿邮报》拥有的佛州电视台受阻，就连凯瑟琳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一位与白宫关系密切的友人警告她不要单独行动，以避免危险。虽然面临着种种阻力和生命威胁，但凯瑟琳并没有退却，而是坚决支持邮报继续追踪这一丑闻的进展，不断予以报导。“水门事件”的曝光，直接导致了尼克松总统下台，并奠定了邮报在美国的龙头地位。《华盛顿邮报》凭借追查“水门事件”中的卓越表现与道德勇气，实至名归地荣获普利策新闻奖的公共服务奖，凯瑟琳本人也获两项报业大奖，并成为“杰出报纸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