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娼养妓--寺庙过火又尴尬的时尚
大家都知道，出家人必须遵守佛家的“八戒”，其中的一戒就是“戒淫欲”。然而，元代的和尚不仅不戒淫欲，而且争相蓄娼养妓，以至成为当时的一大时尚。此外，元朝的僧人还经常干一些恣意酗酒、奸污妇女、打架斗殴、巧取强夺的勾当，和救苦救难的形象相去甚远。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元朝之前的宋朝就是一个娼妓业繁荣的时代，而南宋虽然偏安一隅，但娼妓业则更上一层楼，竟把杭州打造成一个繁华之都，锦绣之地，温柔之乡，被世人称之为人间天堂。“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南宋娼妓业的繁荣昌盛由此可见一斑。
蒙元大汗率大军兵过黄河，饮马长江，攻打南宋至南宋覆灭，由于连年征战，社会凋残，娼妓业因此受到了重创，直到元朝统一后才得到了逐渐恢复。
蒙元宫廷乐舞制度多仿汉制，除设太常礼仪院，并于属下设有女妓外，又置教坊、仪凤二司，主要掌管乐工艺人，供奉宴享娱乐等事务。并多次从民间拘刷乐工艺妓充实这些机构。同时对民间的娼妓业也采取放任纵容态度。
由于程朱理学从元代开始被奉为官方哲学，这对官员嫖妓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所以到了元朝及明清时代一般的官僚蓄妓已不如唐、宋普遍。但元代的蒙古王公贵族，以及位高权重的官员却并不受程朱理学约束。他们在肆无忌惮地蓄娼养妓以便随时任意玩弄的同时，还常常为所欲为地强占良家妇女。
元代不仅蒙古王公贵族，以及位高权重的官员不受程朱理学约束，任意蓄妓纳妾。元代的和尚也可公开地蓄娼养妓，甚至娶妻纳妾。
元代统治者崇信佛教、特别是西藏的密宗佛教。元顺帝时以“宫妓”三圣奴、妙乐奴、文殊奴等十六人所表演的著名的《十六天魔舞》，表演的就是密宗的思想内容。由此可见，当时的宫妓，不仅要表演歌舞，侍奉统治者，还要充作君臣和僧徒们施行房中术的工具。据《元史·星吉传》记载：“有胡僧曰小住持者，服三品命，恃宠横甚，数以事凌轹官府，星吉命掩捕之，得妻女乐十有八人。”
元世祖忽必烈曾命恶僧杨琏真伽为江南释教总统，他竟然“受人献美女宝物无算”。更有甚者，当时的西番和尚竟敢公开入民宅奸污妇女。为什么元代的和尚有如此千夫所指的可恶行径？然是元代朝廷崇信宗教，纵容番僧的结果。在原来金、宋管辖的地区，都曾产生了大批的僧侣地主。僧道的上层，占有田地出租或役使下级僧道耕作。元朝统一后，僧侣地主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元朝以吐著萨迦派的佛教领袖世代为帝师，总领全国的佛教。喇嘛僧人，即所谓“番僧”因而获有种种特权。江南地区，南宋时禅宗的临济宗在江浙一带盛行。元朝灭宋后，公元1280年，余杭径山临济宗禅师云峰妙高曾来大都，为禅宗争得继续传教的权利。天台、华严、律宗等宗派在南方各地也还有流传。元世祖忽必烈以僧人杨琏真伽为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伽占有田地二万三千亩，私庇平民二万三千户，仗势勒索金银珠宝。各级僧官也都占有不等的地产，隐庇平民，不输租赋。一些僧官甚至凌驾官府，受理民讼，多方勒索，形成特殊的势力。
当时佛教寺院遍布各地，也都占有大量的田产。元世祖忽必烈敕建的大护国仁王寺，在大都等处直接占有的水陆地和分布在河间、襄阳、江淮等处的田产，共达十万顷以上，此外，还有大量的山林、河泊、陂塘。大承天护圣寺，在文宗时一次赐田即达十六万顷。顺帝时又赐十六万顷。一般寺院也都占有数量不等的田地。大德《昌国州图志》记全州共有田土二千九百余顷，其中一千余顷为佛寺道观所占有。江浙行省寺院林立，占有田地数不可知，行省所管寺院佃户即有五十万余户。各地寺院还占据山林为寺产。许有壬《乾明寺记》说：“海内名山，寺据者十八九，富埒王侯”。寺院田土山林，虽然属于寺户，不为私人所有，但实际上为各级僧官所支配。大寺院的僧官即是披着袈裟、富比王侯的大地主。
佛教寺院所占的大量田产，除来自皇室赏赐和扩占民田外，也还来自汉人地主的托名诡寄或带田入寺。元代寺院道观可免除差发赋税，因而汉人地主将私产托名寺院，规避差税。有的富户使子弟一人出家为僧，便可将全家田产托名某僧所有，不再纳税。有的地主将田地舍入寺院，再向寺院承佃，这样，便可不再向官府交税和不再负担差役。也还有一些地主，名义上布施家产入寺为僧，但仍与妻妾同处，占田出租，与不出家没有什么区别，但因此便可逃脱赋役和官府的一切烦扰。至元二十八年，即公元1291年，宣政院奏报全国僧尼多至二十一万三千多人。实际上还要超过此数。仁宗时，浙西土豪沈明仁，创立白云宗，托名佛教，强占民田二万顷，纠集徒众十万人，蓄发娶妻，自有田宅，形成一个托名佛教的地主集团。
元代和尚争相蓄妓养妾，元代的道士也不甘落后，纷纷仿效，使当时许多道观成为藏污纳垢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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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和尚可谓无恶不作，非常嚣张，金庸先生名作《连城诀》中的“血刀老祖”以及血刀派的那帮“和尚”就是以元代的僧侣为参照对象的。而历史上还曾记载过元代妖僧破坏南宋六陵的事情：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西藏僧人杨琏真珈得宠于忽必烈，被任为江南释教总摄 。他伙同演福寺僧允泽等人勾结宰相桑哥，对南宋六陵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盗掘，甚至他们还把宋理宗的颅骨制成了酒器，残暴无道。
流落烟花--前朝公主母女名动京城
在古代历史上，青楼绝色风流歌妓举不胜数，但是，母女二人同入青楼沦为歌妓的却不多。翻阅历史上的有关资料，仅能查到的是，元朝初年有一对母女二人同入青楼沦为歌妓、卖笑为生，而且成了名动燕京的青楼双绝，一时传为风流佳话。
这个故事说的是，元朝初年，正是南宋刚刚灭亡之后。凶残的元廷对南宋朝廷深恶痛绝，对皇亲国戚更是要赶紧杀绝，因此便将所有宋室的皇亲国戚打入社会底层。男人被罚去劳役，女人则全部发往教坊，充当青楼乐妓。
这其中就有一位宋室的公主，号玉莲公主，丈夫是宋朝的一名武将，在南来临安沦陷时，自刎身亡，留下妻子玉莲公主和幼女张怡云。
这位玉莲公主入了娼门之后，人称张四妈。她是以金枝玉叶的前朝公主身份沦落风尘，当然身份有所不同，因而来往接纳的都是元朝蒙古族的高级官员，这叫识风转航向，适应潮流，也是一种生存的适应智能。
她的幼女名叫怡云，在母亲的薰陶下，也工于文词，精于音律，谈笑诙谐。到了十六七岁时，成为芳名遐迩燕都名妓。当时的著名画家赵松雪、商正叔、高房山三人合作，专门为她画了一幅“怡云图”，画的是一位浪漫天真的少女，斜倚栏杆，脸含微笑，天际正有一抹微云，庭边有几株红杏，情趣盎然，画已就，要她本人即以此画为题，诗词或对联均可，为之增色。她略一沉思，写了一首《石榴花》的曲牌：
微云一抹隐山岗，斜对着这栏杆细思量。人生有道不寻常，休想道是画堂别是风光。那有个知心人满捧杏花酿，空自里幽怨，嗟伤，玳筵前那寻着知音郎，何日里开宴出红妆！
这一新词写就，当时画家赵松雪不由拍手叫好：“好一个‘何日里开宴出红妆’，把你的心事一泻无遗，情真意切，怡云姑娘，你要找个知音郎，好！这事包在我身上，我一定替你找个知音郎君，文才出众，品貌非凡。哈哈，可还是个豪饮的酒徒，你可别嫌他爱酒啊！”这院中的老鸨也搭言了：“教坊司也发下话来，心属宋朝宗亲的女子，要为她赎身的，至少得纹银三千两。”
当时有一蒙古族名叫恰木儿忽什的，是元朝开国名将之后，此人最羡慕汉族文化，尤慕唐代杜甫诗名。奏准朝廷，以杜效陵取名，官居吏部侍郎，又有文才，更具酒量，爱与文人墨士结交，最慕汉族女子姿色娟秀，早就想娶一汉人之女为妻，但限于朝廷禁令，只能纳之为妾，正妻非蒙古族不可。
其实他心里对朝廷这项禁令十分反感，他认为蒙汉应是一家，不应分出如此界限；但心里反对是心里反对，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也只得敢怒而不敢违，纳了一房正妻，可心里仍一心想再找一位汉族美女。他与赵松雪相交甚契，几次托他为之留心物色。如今赵既见张怡云有从良之意，兼之她的人品和才学超人，又能喝酒，这堪称“同文共酒又同诗”了。
于是赵松雪很快就做起了媒人，和杜效陵说起张怡云的事情，杜效陵心想：“这世间还有这等奇女子？”他并不嫌弃张怡云的身份，心中涌上一阵怜悯，就随赵松雪去见张怡云了。这不见不知道，见过之后，杜效陵更是被张怡云得当的谈吐、出众的文采彻底折服了。不出几次你来我往，杜效陵便提出要为张怡云赎身。
张怡云听后，心头一股暖流漫及全身，她感动得涓涓流下泪来。她因父母的命运，牵及自己陷入风尘，这风尘之地，凡来问津者，多数巨商豪绅、纨绔子弟、轻薄官员，凡来者都是调情逗趣的，哪里有什么真情，谈及知己，更是渺茫了。
她朝朝暮暮梦想在人海茫茫之中，能觅得知音，委身相托，眼前这位侍郎大人，无论从才貌，社会地位，都十分理想。她怎能不心潮翻涌，吟了一首七绝；“菊残犹有傲霜枝，不向人间紧锁眉。举案梁鸿君记取，长门怕听断肠诗。”吟完又喝了十四杯。
见此情形，这杜侍郎也不由动了真情：“怡云，你只管放心，我崇尚汉文化，既取名效陵，不单是要效少陵先生之诗，更要学其人品，‘当天子分忧之地，效汉官良史之目’，我正希望到了老年能与你享受‘老妻画纸作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的那种乐趣生涯呢！
这席话把张怡云说动了心，张四妈也不由涕泪纵横，指着席上的金盘玉盏说：“这些都是我先朝宫内用物，虽不敢说价值连城，但也非同一般凡品，我就以此权当嫁妆，便不知妈妈意下如何？”
这老鸨也是个乖巧之人，见来人非一般身份，乃朝廷命官，且其父乃元朝开国功臣，连皇上都敬他三分，便趁机说：“这事是千百年的大好事，不过杜大人是朝廷命官，这教坊司的赎身银两三千惯例，老身……”
“不就是三千两银子么！好说，我要赎人，何吝金钱？你们教坊司的主管乃是先父的下属。你对他说，就说我杜效陵要赎张怡云，叫他速办脱籍手续，三干两我即派人送来，另送你和吴主管五百纹银，你们马上给我办理。”
这样众人都皆大欢喜，开怀畅饮，张怡云与杜侍郎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两个都是海量，以词催酒，以酒遣兴，喝得浑身血液翻腾，心情宽敞。一共二十五斤酒最后一滴未剩，单单张怡云一个就喝了十二斤之多，杜效陵对她是倾心怜爱，相逢恨晚，他心中暗喜：“到底被我找到了知音！”
酒毕，张怡云还乘兴表演了一段剑舞，真是梨花旋舞，万道银光，赢得了众人的赞许。
第二天，杜效陵果然如约，亲到教坊司来为她母女赎身手续，到教坊司时，果然吴主管私垫三千两银子为张怡云母女把手续办妥了。杜效陵当面致谢，送了主管三百两银，鸨母二百两，主管和鸨母欢喜不已。
杜效陵又按汉族礼俗，备下花轿鼓乐，迎接张怡云过府成亲，其正妻不料他当真纳汉人之女为妾，花轿进门时，她心里醋意直冒，但有言在先，不便发作，心里说不出滋味。但怡云过门之后，通过一段接触，她见怡云贤淑，又知书识礼，并能帮助丈大处理公务，渐渐地也就由莫可奈何，一家人和睦相处了。张怡云以酒为媒，与社效陵白头偕老，夫唱妇和也就传为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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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之耻--北宋末年，金兵第二次南下包围了汴京城，为了苟延残喘，宋徽宗、宋钦宗竟以上万名宫廷、宗室和京城妇女为抵押品，明码标价地抵押给了金军。在金军的营寨中，她们遭到强暴。北宋政权灭亡后，金兵北撤，这些女性在金军的押解下随同北迁，在途中历经磨难、大批死亡。到达金国都城上京以后，她们被遣送到供金国君臣享乐的洗衣院、金国皇帝的各大御寨，赏赐给金军将领，甚至流落民间，被卖为奴、娼。
丘处机--让成吉思汗敬佩的道长
金庸的小说中，常常会出现一些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射雕英雄传里的王重阳、神雕侠侣里的觉远和尚、天龙八部里的无名少林老僧、倚天屠龙记里的黄衣女子，都是此类人物。但与少林老僧等人物不同的是，王重阳不但有名有姓，而且历史上真有其人，有事迹、有文字、有传说。
在金庸的小说中，将王重阳的武功描写得出神入化，号称“中神通”，实际上，王重阳只是一个一般的道士而已，一生都在女真人统治下的金代从事宗教活动，没有什么高超的武艺，也从来没有反抗过金国朝廷。王重阳的七大弟子中，以丘处机最为著名，丘处机自幼失去双亲，尝遍人间辛苦。19岁时，丘处机独自去昆嵛山烟霞洞修行。翌年9月，闻陕西终南山道士王重阳至宁海州传道，遂下山拜其为师，成为王重阳弟子。他以虔诚、机敏和勤勉好学，深得王重阳器重。
成吉思汗的异军突起，打破了各方的实力模式，他自己拥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并实施着他的大一统计划。俗话说，“打天下容易治理天下难”，成吉思汗也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决定选招贤能之人治理天下。他得知丘处机博古通今，才能超群，于是想招其为国师，帮助自己安国治天下。成吉思汗两次遣使召见丘处机，可是丘处机隐居山林，深入简出，避而不见。
成吉思汗求贤若渴，不肯放弃。于1219年第三次派遣近侍臣刘仲禄备轻骑素车、携带手诏请丘处机出山，演绎了自三国以来又一个帝王虔诚躬迎，礼贤下士的故事。成吉思汗不远千里三派朝臣请丘处机出山，丘处机终于被成吉思汗的诚意所打动。公元1220年，他审时度势决定西行拜见成吉思汗。此时成吉思汗正忙于对花剌子模的战斗。对于丘处机来说，在被成吉思汗诚意所打动的背后，肯定还有他自己的考虑。此次西行，他试图通过这一方式影响成吉思汗“罢干戈致太平”，劝说成吉思汗早日回军。
丘处机率18名弟子在万里西行的过程中，向各族群众广泛传道，招收信徒。在行至今天的蒙古国西部科布多时，丘处机将弟子宋道安、李志常等留下，建立了全真道观，成立全真教的组织。丘处机不仅在精神层面宣扬全真之法，同时还身体力行的让人们了解教义。他沿途广施善事，在中亚的撒马尔罕等地，利用成吉思汗赐予自己的粮食熬粥施舍给饥民。丘处机所到之处，得到了各州县和行省文武官员的迎送，受到了热烈欢迎和隆重接待。
公元1221年末至1222年初，成吉思汗的行宫来了一位鹤发童颜、碧眼方瞳的道人，这便是全真教的丘处机。成吉思汗见到丘处机果真是仙风道骨，分外高兴，特赐美食，设庐帐，优厚犒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