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祭神道也。两个意思，祭神的场地。不耕种的土地。
皇天后土。《尚书·武成》：“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左传·僖公十五年》：“君履后土而戴皇天。孔疏：以地神后土言之。后土者，地之大名也。”《周礼·大宗伯》曰：“王大封，则先告后土。”郑注：“后土，土神也。”《礼记·檀弓》曰：“君举而哭于后土。”郑注：“后土，社也。”
“所有这些记录，大概都将证明我在这个国家是失败的（与日本相比）。实际上，我找不到任何东西可记，可列举、可划分。”
“我完全没有去记全部的对话，因为对话里面没有什么新东西，所期待的答案是必然的。”
“没完没了的演出，我既疲倦，又沮丧。”
唯一的一次：“我们穿过几条小胡同。月亮，这样做，改变了一切：我们第一次自由地看到了小胡同。月亮，有时胡同是黑暗的，树木，天气很热，来往的人很多，低矮的房子四敞大开，居民们清扫（干的）垃圾。似乎终于有了一种可能的（闷热夜晚的）色情表现。”
“在友谊商店，我量身定做了一套西装。……是一位可爱的旧时代过来的老人为我量的尺寸。”能指。身体出现了。
关于此行，罗兰·巴特总结了几条：俗套、说教性、权力之地。
“审查和压抑能指。”“甚至只是通过否定来创作艺术。”
俗套就是同质化。
“服装上的一致性，意味着他们属于同一范畴（例如都是公务员），这种服装绝对地是一致的和相互可以替换的。”今日中国的城市化的同质建筑物，同质小区，其建筑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文革”时代。更具体些，起源于服装的同质化？
意义完全镇压了细节。幼稚愚昧愚蠢荒唐到无法容忍的说教，使罗兰怀疑人们是不是在故意愚弄他。
他满怀狐疑地问道：“是出于天真吗？”
“他们在不停地看着你！……这种目光投向你们，而不是投向个人，更不是投向作为色欲表现的身体，但却是抽象地和基本地是投向一类人：我失去了我的身体，而让位于我所属的生殖系列。”罗兰·巴特遭遇了“我们”。
1974年，我正是这“我们”的一员，在昆明百货大楼，有一天因为西方人的首次到来而戒严，军警在距离那座大楼二十米远的地方设置了隔离线。大楼里面全是被选出来扮演“顾客”的积极分子，穿着新衣服。外国人乘着大轿车到来，大约是冬天，他们很多人穿着毛呢外衣，红色的、黄色的、紫色的，金黄头发，挎着包，我从未看见过这样的鲜艳，那是一个灿烂的下午。我第一次看到这五光十色的没有性别的一群。内心震撼，太鲜艳了。他们太鲜艳了！那时候我站在封锁线外面，穿着蓝色的再生布工作服，浑身油污。周围都是和我差不多的工人阶级。穿着褴褛肮脏的衣服出现在购物中心那时代是一种光荣。我当时内心很愤怒，这是中国的土地，为什么我们不能过去。我们愤怒的是这条封锁线：帝国主义来了，我们，工人阶级却被隔离起来。政治正确是实用主义的。在这个时候，帝国主义成了贵宾。帝国主义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这些具体的西方人不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砖块？他们是砖缝？
整个旅行中，罗兰·巴特一直在偏头痛和恶心。他不能确定这是疾病还是缺乏细节的旅行导致的生理拒绝引起的反应。“对俗套反感的上升。讲话太长，太累了，懒得记录下去”“没有写作的激情，没有写作的快乐，枯燥、乏味”“极度疲劳、厌倦、乏味”“累得要死，想睡觉。”
由于购买机票，罗兰·巴特的护照曾经被收走，他吓坏了，“我们的护照呢？”
“能指的减弱、变少……这是我们这次旅行的水平。”
身体被“俗套”强烈地勾引——“疲劳、厌倦、乏味。”
没有皱痕。没有刺点。没有偶然。一切都是必然的。
这个身体从未落入过俗套中？“第一次”？
这就是勾引。
“勾引，可看成是一种欲望的旅行，身体处在一种警戒状态，在寻求欲望的抒发管道，然后，勾引暗示着一种时间状态，强调‘第一次’遭遇的现象。好似强调第一次遭遇拥有无比的特权：这样的遭遇可以排除在所有的重复之外。对我而言，我所讨厌的主题就是重复、不断重复、不断反复、陈腔滥调、自然而然地重复等等。浏览，是反自然而然的，同时也是反重复的。勾引的行为本身即是一种重复的动作，但其内涵却是绝对新鲜。……我因此把勾引的观念转化为一种情色追寻，此即浏览的起源。”（罗兰·巴特）
吊诡的是，正是中国这个七十年代的文本“第一次”勾引了罗兰·巴特。
勾引方式是“陈词滥调、俗套、重复”，正是这种“我所讨厌的”“重复、不断重复、不断反复、陈腔滥调、自然而然地重复等等”使罗兰的身体处于“警戒状态”，欲望被强烈地激发起来。
激起强烈反感也是一种勾引。
隐喻式的勾引，试图寻找、理解那些被隐藏、遮蔽起来的“喻本”的欲望被高度激发？
“可理解的话语的总和就是真理”（乌尔班《语言与实在》），也许可以说，不可理解的话语正是勾引？
“快乐的文本就是那种符合、满足、准许欣快的文本；是来自文化并和文化没有决裂的文本，和舒适的阅读实践相联系的文本。极乐的文本是把一种失落感强加于人的文本，它使读者感到不舒服（可能达到某种厌烦的程度），扰乱读者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各种假定，破坏他的趣味、价值观、记忆等的一贯性，让读者和语言的关系造成危机。”
同一时期，罗兰·巴特也访问了日本。在访问日本之后，罗兰·巴特写了《符号帝国》一书，在1975年2月法国《文学杂志》的访谈《罗兰巴特的20个关键词》中，巴特说：“我在日本停留过好几次，每次都很愉快。”“日本让我能够自由自在地写些日常生活一些愉快事物”“在日本，日常生活的一切都带有美学倾向。”“我会设定以亚洲的美学为主，描写其距离感、审慎、某种空洞感，还有其美妙的性感。”
日本显然是可共享的。一个快乐文本。
中国是一个极乐的文本？
“需要认真地对待他们。他们是无法加以解释的。”
“她穿着一身长长的白色工作服，就好像她是在掩盖自己。”
“我肯定不会看到一个男人的小鸡鸡。”在中国之行中，罗兰·巴特对此强烈关注：“那位英俊的工人对着我笑，但这意味着什么呢？”完全不清楚，这位个人有点儿害羞，脸上泛红。“那位英俊的懂点法语的小伙子握住我的手，（我手上的水还没有干）（褶皱？）足足五分钟。”罗兰·巴特有点像一位单相思的同性恋者。
勾引并非只有一个方向。对情色的极端压抑也是一种勾引。
能指的萎缩导致所指反方向运动，所指的想象回到“它本来是什么？”，而在消极隐喻中，能指是开放的，能指的消极导致了所指的积极。而单一强力的积极所指似乎导致阐释欲转向对它本是什么这个被藏匿起来的“里面”（能指）的兴趣。
那阴道般的砖缝。橡胶液般地若隐若现，必须切割？
解释欲被空前地激发。罗兰·巴特渴望解释。这不是日本。
将能指大规模地遮蔽起来，激发的是对内部、里面的好奇、窥视欲，绝望和歇斯底里，这正是一种性欲。
那条全红色的长裙下面遮蔽着的到底是什么？
修道院、尼姑庵难道不正是最能激发情色想象的地方？“文革”时代的中国。全面极端的清教生活却使那个时代充满性感。
那是一个性的黑暗的时代，也是充满性魅力的时代。
“你写的文必须向我证明它欲与我交媾。证据存在，此即写作。”
“——我从来都是在搜集于语言中散落的东西的情况下才说话。从我开始陈述，有两种做法就汇集在我身上，我既是主人又是奴隶：我不满足于重复已经被说过的东西，不满足于舒适地待在符号的奴役地位之中：我说出、我断言、我顶撞。”
“阅读之悦即享受被勾引之趣。” “身体的动欲之处就是衣衫的开裂处。”“两件衣裳的触接处（裤子和套衫）或两条边线之间（颈胸部微开的衬衫，手套和衣袖）。” “肌肤闪现的时断时续，就是这闪现本身，更确切地说，这忽隐忽现的展呈，令人目迷神离。”（《文本的愉悦》）
在中国，同性恋者罗兰·巴特的欲望被强烈激发。
他无法写作，但他的身体极端活跃！
他从语言退回到话语再退回到身体。他强烈地呼应着一个原始时代。
“夜间：平生最厉害的偏头痛，——无法入眠与恶心、难受、心灰，恐慌。对于这一点，我最终认为，它象征着对白天活动的完全拒绝。”
“是反感吗？”“我烦了。”
中国文本在勾引他？
勾引恰恰是东方的方式，砖缝？
中国砖块之间的裂缝令罗兰·巴特着迷。
“我一点也不会知道，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我旁边的小伙子是谁？他在想什么，他的性生活是怎样的，他白天做什么，他的房间是怎样的？等等。他的领口很小，白色而且干净。两手细软，指甲很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