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到来时，那个曾经辉煌的中国文化（符号系统）正遭遇灭顶之灾，唯一的政治正确堵塞了中国符号的生产能力。符号生产的停滞，将“人的生活限定在他的生物需要和实际利益的范围。”
“即使有所表达和有所再现，只要不交流，话语也要失败，而且对听话者来说就没有意义。假如没有共享的前提，也就是说没有共同的话语范围，话语也要失败。例如，一个古代神话可能表达和再现了某些内容，但它仍不能与不再分享神话谈论前提的人进行交流，对这些人来说，神话是没有意义的。”（约翰·麦奎利《神学的语言与逻辑》）
“文革”神话的原始性就在这里，这种现代神话不是共享的。它当然是新颖的，就像没有经验基础的原始时代的话语一样新颖。从语言退回到有限的话语？文是共享的，话语则有私人性质。而这个私人是一个庞然大物的“私人”，它的话语拒绝解释，不是说明、共享而是答案。
“所有的交流都是解释。……总有解释者，要解释的事物，以及解释者要对之解释的人。” “我们可以说，交流发生在一个解释群体中，这种群体以一个基础为前提条件，在这个基础上，解释才可能实现，这个基础就是一个共有的世界。共有的兴趣、共有的‘话语范围’或‘论域’。”（约翰·麦奎利《神学的语言与逻辑》）
我以为“话语范围”“论域”叫做“场”也许更有意思。
“文革”的私人性？或者说是民族主义？拒绝解释。但是，当今天的中国。民族主义声名狼藉，中国急欲进入“世界场”的时候，“文革”是否是一种更深谋远虑的“自我封闭”？或者不是深谋远虑，而是封闭本身就是一种霸“道”。
霸道一词，就是拒绝解释。罗兰·巴特在1974年无法解释中国，因为这位前卫哲学家的“论域”是另一种封闭。中国将马克思奉为圣人，但将更年轻的“马克思”（包括也曾经来访的萨特）视为“接受再教育”的来访者。在法国正在超凡入圣的罗兰·巴特是否感到冷落？
政治正确的同质化使历史中国失去了历史。单一的意义取消了历史。历史只能被一个意义诠释，要么正确，要么错误。孔老二=错误，商鞅=正确；红色=正确，灰色=错误；光明=正确，黑暗=错误。
“事实上，我在那里看不到情色、性感或和爱有关的现象，为了某些无关紧要的理由，我无话可说，也许有其结构上的要素：我特别想到这个政权的道德观。”（见《罗兰·巴特访谈录》一书《知识分子何用》一文）
历史丧失了色情，它不再是能指的、“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不幸的人，感觉不到我们已经十次完整地听过他的话了。或者，这种情况对他来说毫不重要？”
“那位老人（继续说着关键词）：从前是文盲，新中国成立以后，上了夜校，已能够读书看报。”
“在这个国家，只有政治说得上是文本。也就是说，只有政治说得上是能指——不管怎么说，没有艺术。”
“绝对的无意义，而且失败。”绝对的意义统治反而导致了绝对的无意义。毫无意义的无意义。
“叙事、重复，教诲，解读（lcetio，中世纪的一种经院式教学方法，对一种规范性文本的评述性阅读，可保证理解的准确性）。”
“‘所有语言都有很强的主题性，但主题却很少’尽管是多人画的，风格却是一样的。”“很少能对于一个具体问题有一种回答。”主题只有一个。
“思想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毛泽东）
“没有个人习惯用语，他们大概没有谈情说爱的和逻辑学方面的活动。”
“没完没了的演出，我既疲倦，又沮丧。”
“这次‘五一’（罗兰·巴特在中国过了1974年的五一节）让我对一种人性产生了可怕的想象，这种人性在政治上进行殊死的斗争，竟然为了……自我的幼稚化。”“幼稚的五一”“一种幼稚的儿童文明，竟表演给有点呆傻的被动的成年人看。”
“被儿童化的成年人。”从常识退出的成年人。
“真可笑！”可笑的是今天这一切都不可笑了。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俗套。
“这一切，是那样令人厌烦，可是表现的是那样有勇气，又那样的不真实。”“价值的改变：新颖性已不再是一种价值，重复也不再是一种毛病。”
“只有毛泽东的书法是能指的。”
“文革”时期的中国，单一意义（所指）的“政治正确”的绝对统治可谓中国历史的登峰造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那个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替天行道的道是经验和历史的。
“小轿车……穿过数条林荫大道，我们还没有看见过一般的街道。”“明孝陵。小路两旁是大型动物的雕像，向导坚持不让我们停下来，他说‘没意思’。”一切都必须“有意思”。
“有意思”决定一切！
这个一切都要政治正确比斯大林主义更彻底。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还能容忍肖斯塔科维奇的钢琴。但中国的“文革”中，还不要说音乐，钢琴本身，就是一个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所指。我小学时，《斯大林文集》是土黄色的封面，那时候这是经典著作的封面，也许源自苏联。有一同学说，斯大林的书是黄色的，就被告发。黄色，不是一个能指，一种颜色，只有唯一的所指，下流的。几乎每一个词都必须在正确所指下使用。“西风”=帝国主义。“太阳”=毛泽东。
“船厂。简直就是大字报的狂欢节。”
“更多的‘复制’绘画。苏联风格（其中的人物难以让人相信是中国人）。”
一切表面的能指，或者说呈现在罗兰·巴特们面前的能指，都只有一个所指，一个意义、一个主题、一个观念，一个隐喻。“社会主义明灯。”
无边无际的俗套。一切都是预知的。
俗套就是同质化。在六十年代，“同质”还只是时间层面上的清算。从七十年代末，这一同质化运动成为对空间的大规模拆迁和同质重建。“金光大道”“高大雄伟”之类的意义砖块成为空间事实。
隐喻的同质化。
“想象，还有间接和陈腔滥调，歇斯底里这些都是主题。”“这些也都是观念，是一种隐喻观念，像隐喻一样在运作。如尼采所说的这个字眼是正确无误的，他自己即强调，所谓的观念，其起源正是隐喻（métaphore）。”（见《罗兰·巴特访谈录》一书中《知识分子何用》一文。）
“语言就是符号。”（苏格拉底）
“所有在某种形式上或在其他方面能为知觉所揭示出意义的一切现象都是符号。” （卡西尔）
“一个符号并不是作为物理世界一部分的那种现实存在，而是具有一个‘意义’。”（卡西尔）
符号。名符其实。
实：与虚相对。实在。并非一对一的信号。说文：实，富也。 “贯盈于内。”富，完备，厚也。实，满也，塞也。《小尔雅》“有者为实，故凡中质充满皆曰实。”（《素问·调经论》）
实乃以一种能指发生的力量。
《说文》：符，信也。信，诚也。诚，信也。诚由“言”与“成”组成。
符号，就是言成？言如何成，言被符号化了，符号是一种隐喻功能。
符号与意义是一种本能的隐喻关系。
“象征语言不同于神话语言……在神话的直接性中，象征和象征对象还没有分离。”“第一次有意识地使用宗教象征是从无意识的神话里派生出来的。……当宗教思维发展到一种更具反思性的分析性的程度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对一种被看作神话的东西的成熟使用。最好把它称为象征化。”“最深奥的象征在神话和无意识当中也许有着它们的根基，但它们可以脱离这种‘梦境’般的背景，在那些醒过来意识到它们具有象征性的人可以继续用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使用它们。”（约翰·麦奎利《神学的语言与逻辑》）
或者说符号是消极的隐喻。原始的隐喻，语言本身的宿命。
隐喻是符号的积极利用。人自觉地、有观念地利用符号的原始功能，言此意彼。
隐喻，言此意彼。隐喻是符号的工具化，甚至功利化。我在九十年代初提出拒绝隐喻的含义正在此。
列宁说：“语言是人类交际极重要的工具。”斯大林说：“生产工具生产物质财富，而语言则什么也不生产。”
“文革”的砖块垒砌是一种语言的工具化运动？
符号是神话性的。神话是直接就是。比如汉字“福”。“福”，直接就是。而不是福这个意义的隐喻。但它却是隐喻的结果。
隐喻则是观念。观念之隐。
“托物以寄寓，言此而意彼。”（庄子）
托，本义：用手掌承受物体。引申义有：托儿，帮助设套者成功的人。
托，就是假借。
隐喻就是无中生有。意义的强加。
A是B。孔子不是孔子。孔子的意思是错误路线。
“文革”是一场全面的语言游戏吗？玩A是B的游戏？
积极隐喻与消极隐喻。（我要拒绝的是积极隐喻，回到语言的开始的那种消极性的自然而然。）
消极隐喻：A就是A。意义是随着词的运动自然呈现的。
积极隐喻：名不符实。
观念规定的意义。A是B。
积极隐喻是唯我独尊的、救世主式的。不自然、做作、预设、强加。积极进取。
“我们将创造一个新世界。”（毛泽东）
将所有曾经是B的A，曾经是A的A 统一置换成唯一的C。
在单一所指的极乐时代，语词被分为：
积极意义的部分=政治正确。
消极意义的部分=错误路线。
古代汉语是消极的、中性的，词的所指没有是非，褒贬只在上下文的关系中暗示出来。消极隐喻只是命名的复杂性，更为混沌、更为开放，阐释的共享是无边界的、活跃的，而不是清楚、定格、定格。
以隐喻的方式来清楚。例如：
太阳=领袖
春天=现实
大海=人民
黑暗=敌人
红=正确
消极隐喻是语言自然而然的本能。“道可道，非常道。”
砖块，积极隐喻的结果是意义砖块将语言的自然隐喻的“无机”堵死。
语言的生产一旦被“意缔牢结”，社会生产也同样停滞。（“意缔牢结”即意识形态。）
“政治正确”实现了中国世界的“同质化”。就像一片被砍去了高低参差的原始森林的平地，“文革”时代的中国，能指几乎完全消失。生活世界只有唯一的所指，包括厕所、饭厅、浴室、家庭内部、两性关系等都必须“政治正确”。
积极隐喻的结果：名不符实。
对所指的阳奉阴违。
能指转为地下。压抑的结果，能指极为色情。
“我们问赵向导，‘您读过黑格尔吗？’——没有，如果实践中没有这种需要，就不读。我们阅读与我们实践有关的东西。”（实利主义，一切事情的考量只在“是否有利于”“政治正确”方面权衡。）
“显然，在这个工厂里，文化水平比较高，《哥达纲领批判》校样，等等。”
罗兰·巴特不知道的是，1974年，每个工厂都在学习《哥达纲领批判》，那时候我20岁，在铆焊车间。“电焊工很年轻。白色工作服。又小又圆的黑色镜片。工作服里露出红色领，绿色柳条帽上有一条蓝带子”，我电焊时戴的是土红色硬纸面罩。我也学习《哥达纲领批判》。“文化革命”，另外，就全民的普及程度来说，也是高度哲学化的。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迫学习，缔造了一整代“政治正确”的掘墓者。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教条化，但它的原文是能指的。
“我们可以从反面受到教育”。
最终，所指要控制能指是不可能的。它只能在表面，罗兰·巴特看得见的部分。文本自身的原始开放性是无法“政治正确”的。
“朋友的父亲在汽车修理厂的同事，钣金工，三伏天在外面工作，太阳火热。说了一句，这个太阳真毒，有人报告说他污蔑‘红太阳’（毛泽东的隐喻），被判了十年。”“一画家画中人物穿着没有领口和袖子的背心。被定为‘反革命’，因为不要领袖。”（引自一篇微博上的“文革”轶事）尽管如此，能指还是存在，只是它总是被所指镇压着。
这导致了普遍的所指的“阳奉阴违”。人们当然知道背心是没有领袖的，背心依然是背心。人们只是在所指上敷衍、但这可怕地成为中国生活的俗套。没有人直接说。隐喻性的表达成为思维习惯。
“一艘载有领导人物的船经过，那些政治大人物都坐在船楼里，喝茶，与沿着湖边贪婪地紧随着船和看着船的人群没有任何沟通。”这种不沟通也是语言学的。人民失去了语言。然后失去他们的生活世界。“四合院”所指为“落后”。于是名正言顺地拆掉。
“在集体舞中，在住户里，无任何民俗痕迹”。（看看今日中国的拆迁运动。建筑就是民俗。)
“老人说，1972年，一位叫安东尼奥尼的意大利人……但是意大利人民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安东尼奥尼是个两面派，他不拍摄六层楼，只拍摄那些留做参观的小屋（保留下来是为了教育孩子们）。当时，安东尼奥尼为了拍摄，竟滚了一身土！他在诽谤中国人民。”
这位老人的观点今天已经成为中国新常识之一。拆迁运动就是基于这些朴素的观点。
“土”在汉语中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1993年，我曾经去云南一彝族寨子拍摄民俗祭火。最后与县领导发生冲突，指责我就像这位老人指责安东尼奥尼一样。为什么拍这些落后的东西。为什么不拍县里面的大楼，银行大楼就是新的嘛！
“土，地之吐生物者也。凡土之属皆从土。《说文解字》土之属是什么呢？地，万物所陈列也。社，地主也。”“共工的儿子句龙是一位社神”，《周礼》：“二十五家各为社，各树其土所宜之木。”（郭沫若考，土为古社字。）
几个与土有关的汉字：
在，存也。“存亡之存。”
坦，安也。
墨，书墨也。
玺，王印也。
型，铸器之法也。
圣：“致力于地曰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