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低着头，不知在想什么。是忽然想起母亲的病呢，还是嫂子让他回家带些菜？或是儿子大学毕业后的前程？那是他的港湾呀，而我，也只在他的岸边。
我心头掠过一丝凄凉。这行垂柳，也不是校园河边那一行。当年月夜，我俩多次河边散步，柳丝拂心，涌起模糊的萌动，总觉有美妙的明天在等候。如今，“那个明天”早已错过，逝不再来。
我真羡慕“春风吹又生”的花草，有轮回，春发、夏长、秋衰、冬眠，往复循环。人没轮回，一次性生命，直线式生、老、病、死。你多想春风再度，却渐向风烛残年。佛家设定人生有轮回，多美妙的设定！谁验证过？但都愿当真。于是，有了“下辈子”的口头禅。明知虚妄，却愿借慰红尘。
“真想有下辈子。”我说。
“我也想。”他说。
“下辈子若还是同学，我会一开始就抓住你！”
“但那时，我仍是个穷光蛋呢？”
“就怪你这点！当初干吗那么羞怯？”
“可你干吗那么高傲？我怕攀不上啊。”
什么意思？假若有轮回，寄望来世终成眷属？那就太完美了。但有个前提：来世，他和她必须是先知先觉，相逢便知彼此有前世姻缘，“一开始就抓住”，才不会再有此生的错过。问题是，只有上帝全知全能，凡人统统被抛在未知的世界里。它不给你任何预告，只给一个未知的生命过程。就像没脚本的戏，只能即兴表演。这就难了。但反过来想，假若人生是有脚本的戏，你没登场便知种种结果，曲折复杂的人生过程还有意义么？
我读着这段凄婉的文字，就像一对有情人的未了歌。我也替他俩婉惜。是的，这是种缺憾。可你一来到世上，便是被抛落在未知的世界里。就像摸着黑走路，怎可能达到完美呢？缺憾，也许正是生命的真实存在？而如何面对缺憾，是否具有哲学范畴的本体意义呢？
17
在宁立本眼里，钟梅韵漂亮优雅，学问功底厚实，很有才气。我去市人文学院访谈那天，他甚至说道，她有点儿像林徽因———不是说长得像。林徽因是玲珑婉约的俏，她是丰满典雅的美，但都是大学问家的后代，家学渊源，颇有才气，属于美女加才女那种。他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有点儿像。是的，有点儿像。
她打小就崇拜爷爷，期望自己也能成为像爷爷那样的学者。上大学期间，她就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过论文，本科生中很少见。毕业留校后，她一直潜心做学问。至今已出版过几本园林学专著，在全国专业领域小有名气。她是全校最年轻的正教授，好多教师头发熬白了都混不到这份儿上。照这样下去，凭着她的才质，真能成为像林徽因那样出色的美女学者呢。
但我没想到，她如今没心思做学问，居然想走仕途了。此前，我一直以为，她是有知识分子的清高，见天埋头做学问，压根儿不在乎做什么官。怎地忽然热起这个呢？这让我大感意外，太意外了。
我只能这样理解，环境是能改变人的。
我走进华原大学的校园时，看见墙壁上或宣传栏里，到处写着笃学呀、厚学呀、博学呀之类的词儿。连校园路径的指示牌、小湖边和花坛里的石头上，都镌刻着书卷气浓重的命名或题词。教学楼走廊里贴着科学家的画像，或励志治学的名言录。俨然弥漫着学术气息。可听着她的讲述，我才知道其实不是那回事。
常常，做学问的教授得看行政官员的脸色。“不看不行呀。”她说，“你申报个课题啦争个什么奖啦，乃至配个电脑或差旅费报销啦，都得跟他们说好话，弄不好就会绊住脚。”说到底，仍是官本位的味儿。
这样子，学术圣地便不怎么“圣”了。她说，每每遇上学校提拔干部，跑关系的、找门子的、拉推荐票的，你看有多热闹吧。大多教师宁愿放弃“学”，都想争个“长”，有了职权之便好办事。当上“长”之后，即使不再沾学问的边儿，可在别人的科研项目上挂个名，或让某些教师替写几篇论文（有人正想借此巴结呢），也不耽搁晋职称。这样子，名片上除了有官衔还有教授或博导衔，都挺体面的。
去年，华原大学调整了批中层干部。几位副教授当上副院长、副书记或副处长。她是正教授却没轮着。她本来不在乎这个。可远不如自己的副教授升了官后，不少人看见就哈腰恭维了，把她晾在一边。或是真没把她当回事儿。这情景遇见一次不在意，两次、三次、更多次呢？就这氛围，让她不动心也难。
更让她难受的是，杜珂也当上了园林学院副院长。过去，杜珂作为副教授，对她正教授没资格指点，至少在学术上是这样。如今一当上副院长，给她派起活来，还时不时对她评点几句。这个嘛做得不错，那个嘛还差了点儿。她窝憋得慌，心里话：你懂个屁呀，还给我指指点点哪！但人家是领导，你憋气又能怎的？那天，杜珂当面批评了她几句。专业上的事，确实没说到点子上。她反驳了几句，不顶用，最后还得按副院长“批评”的意见来。她恼恨上来，把书柜里的学术成果证书扒拉了一地。
“废纸！统统是废纸！”
在她看来，证书仅证明教研实力，并不增加她的话语权。杜珂没这些，当上副院长便说了算。这对她是有触动的。她把学术看得高于一切，而现实挑衅着这种理念。她开始质疑甚至否定原本的自我，更忍受不了杜珂压在她头上，赌气地想，“她能当副院长，我更能！”
她气愤地对我说，杜珂升副教授的论文，都是她帮着写的。就这能耐，居然能当副院长！凭什么呀？说白了，不就是仗着有个好老公么？她于是看透了，想当副院长得找关系，没这个不成。
她找到了宁立本。
倒没找错。他是人文学院的校长，跟华原大学领导是同行，常有来往。出面说句话，比她那一堆学术成果都管用。她逼着他去“活动”，帮她拉关系。对，是逼，不是求。因为没把他当外人，这忙不帮也得帮，就这！
他错愕地愣住了。因为在他心目中，她是个清雅的知识女性。就像自己理想的那个女性偶像———林徽因。于是才欣赏她、爱慕她，或因爱她更把她臆想成那个偶像。可是，她突然转向了。这使他很感意外、困惑，以至有些失望，好像臆想中的完美偶像被打破了。不不，他不希望是这样，还想极力挽住意想中的完美，于是执意劝导她：“做什么官呀。继续做学问，维持原来的自己，不挺好吗？”可没等他说完，她已捺不住性子，劈头盖脸发了火。反怪他是耍滑头推托，不肯真心帮忙。他惊愕地张嘴瞪眼，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也为她婉惜。是觉得，她很有才气又很单纯，更适合做学问。如能继续追随她祖父的遗风，不随波逐流的话，真会成为像样的学者。可她放着好端端的学问不做，为争口气或某种攀比的满足，去追逐有违本真性情的东西，是不是可惜了？
我把脸转向窗外。梨树上的雪花是早融化了，凝成点点水珠儿，散布在洁白的花瓣儿上，或在嫩黄的花蕊里。阳光照射下来，满树水晶珠子似的闪闪烁烁，可是也被风吹得不停摇落，点点滴滴，悄然浸入地上的泥洼儿里。
18
突然，杜珂闯进门来。我猛一看竟以为是个粗汉，黑乎乎的壮实。若是不留有围着粗脖子的长发，几乎辨认不出是女人。我忙站起来准备打招呼。她好像没看见我，或是市长夫人压根儿没把我当回事。她屁股往门框上一撅，右手握着扶手，便粗声大气地开腔了。
“钟老师啊，郐县的园林规划搞出来了吗？”
“搞几遍了，他们还说不行，不行！”
“不行再改嘛。反正人家出钱，就听人家的！”
“改个屁啊，我都烦死啦！”
“快搞，快搞出来啊，王县长都催几遍啦！”
我注意到，杜珂说话的当儿，不知是刚吃过番茄呢，还是红枣或樱桃，牙齿上沾着一片儿红果皮。我站起来，想等她喘气时打招呼。可她一直突突突地说，插不上话。我老盯着她牙齿上沾的果皮，有点儿别扭。她瞥了我一眼，仍像没看见。说完一转身，朝我撅个裤子紧兜着的大屁股，肉肉的，一颤一颤地走开了。
我尴尬地坐下来。这时才听钟梅韵说，她就是杜珂。我错愕地一愣，啊？名牌大学的副院长就这样子？她仍气得紧绷着脸，鼻孔呼哧呼哧掀动，继续发牢骚：
“改个屁，都烦死啦！”
是这么回事：郐县又调去位新任书记，据说很有魄力，要搞园林生态城”（比郭于敏当书记时的魄力更大）。园林学院承揽了这项设计，让杜珂牵头负责。她是正教授，响当当的专家。而杜珂虽是副教授，挂着副院长衔儿呢，自然得听人家的。
问题是，这活儿干起来很麻烦。专家听从不“专”的副院长，副院长听从拿钱的项目单位。设计图纸早拿出来了，送到郐县去。主管副县长看了下，觉得不行，提出修改意见，回来忙活多天。第二稿再送去，这次让县长看，又不行，还得再改动。以为差不多了，但最终拍板的是县委书记，他歪着脖子看了一阵儿，倒没说不行，却忽然一拍脑袋，冒出个更大胆的设想。这下糟了，几乎全部推倒重来，就是说，前面搞出的三稿方案统统等于白干。而且还得赶紧返工，加班加点重新设计。新任书记急于上任烧把火，不能慢。可重新设计不是十天半月的事，还没弄到一半儿呢，书记已等得不耐烦了，拍着桌子发起火来：
“都干啥吃的？几张图纸，多天捣鼓不出来！”
是。反复三次又推倒重来，确实拖延了。但事实上，她坚信自己设计的第一稿就挺不错，具有很高的专业水平，却被“不专业”的行政领导抹来抹去，结果“抹”得不三不四，还耽误了时间。怪谁呢？但郐县领导不说这个，只要进度。书记发了火，下边的人赶紧跟进。这就又反过来倒催：县长催副县长，副县长催杜副院长，杜副院长催领衔干活的教授。最终，仍是怪罪到她头上，好像是她把事耽搁了，而她人微言轻，没资格坚持己见又无法分辩，只能忍气吞声地屈从。她觉得，自己就像头忍辱负重、受气挨抽却又不能发声的驴。
杜珂居高临下。不管她搭了多少工夫，也不问是否有委屈，只管发个督促令：“快搞，快搞出来啊！”说罢便走开去。剩下的活儿，都是她的了，这对她显然不公平。当然在管理上她得服从领导，倒没说的。问题是，连专业论文都写不成的副院长———她压根儿瞧不起的人，却高她一头对她颐指气使。这使她的自尊心备感受挫，她只觉活得太窝囊、憋气。
“你看清了吧？就为这个，我也想当副院长。非当不可！”
我无语。因为我看到个事实：当个副院长，着实比她更有话语权。我还知道，副院长的办公室也比正教授的阔大，且配有公车，而教授若没私车就得搭公交，骑电动车或自行车。社交场合呢，客人准是先呼“杜院长”而后“钟教授”，再依次握手。宴席桌上，副院长当然在主宾位，教授可能挤到边角去……这很琐屑，却强化着一种心理后果，使纯搞学术的人感到卑微。她能给杜珂批改论文，仪容、谈吐、气质都比杜珂上得台面。可她处处比杜珂矮半头，能不憋屈么？
“我不服！她能当副院长，我凭啥不能？”
“这倒是。可是可是……唉！”
“我就想当副院长，非争不可！”
她几乎是吼出来的，我惊得一愣一愣。因为前面刚刚谈过，她当年跟郭于敏分手时，对“当官的”是那么不屑。怎地一转眼，陡然热衷起当官了呢？我有种时空错乱的感觉，好像她离我很遥远，也很陌生。我还记得，插队那阵子，她甚至瞧不上苏琪的老爸：“唏！不就是个副省级么？有什么了不起！”可如今，她对副处级都如此在乎。是社会浮躁之气中的自我丧失？还是功利诱惑迷茫了价值取向？总之，她已不是我印象中的她了。
我为此感到遗憾，也感到无奈。明摆着，杜珂实际享受的地位、便利、尊重都比她强。这很现实，她有种被冷落、被边缘化的感觉。我刚才也深切感知到这一点，才跟她达成无奈的谅解。但我仍惋惜她的改变，总觉得这不是理想的她，更希望她继续走自己的路，活出独立的自我，不好吗？却遭到她激烈反对。
“怪，你怎跟宁立本一个腔调？”
“宁立本他……这话不对么？”
“我不想再提他！我恨他，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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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宁立本是有点儿恼恨，因为他老给她泼冷水。不是说，当官就不好，而是在他看来，她家学渊源，又有深厚的学问功底，极可能会成就个像样的学者。放弃这个，可惜了，也不是她了。
可她执意争当副院长，硬逼着他帮忙，他好意劝阻：“当官有什么好？我都干烦啦。”她恼火地反驳：“你是当官当烦了。对教书匠的难处，根本体会不到！”这话也对。人处的位置不同，感受是不一样。比如，她有次去开个病假证明，医院查这查那折腾半天弄不成。最后，只得托他给院长打个电话，便办下来了。就这点儿小事，她跑断腿办不成，而他打个电话就成了。感受能一样吗？于是她也想当个啥。他站在她的处境着想，觉得也不是没道理。但这使他很矛盾：真心是不想附和她，却又不忍委屈她。他只得勉强答应：
“也行吧。我说说试试，看咋样。”
教师节前夕，省里召开高校工作会议，他趁机邀请华原大学几位领导吃饭。说庆祝节日而实际是找个借口，有意让她去了。正巧，分管人事的麻副校长也在。他跟她此前在一起吃过饭也跳过舞，就为这点事，把他卷入那场绯闻风波。其实压根儿没那门子事，凭空把他扯了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