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匆匆来去，从高原到湖滨的奔波，是这样痛苦神伤。那种回告的声音伴随着抽咽，让人感到阵阵疼痛。无法漠视这抽泣之声，这啜饮之声。因为我真的看到了那个永远不会消失的高原影像。我曾经一次又一次歌颂过这高原。可是突然间在一个早晨，这高原开始摇动，崩裂。原来它们是冰凌和雪粉凝成的，它们徒有山的形状。
最真实的岩壁凸露了。好的，在太阳下它重新放出黛青色的光辉。这就是融解了冰雪披挂的高原了。那么我重新的景仰和跋涉又要开始。我也会从高原到湖边，到平原，到自己的城市，到最平凡最庸常的生活中，去迎送自己的日月。我想告诉你一个真实而平凡的故事，告诉你劳动与舞蹈的关系。跳跃和欢歌属于我们，劳动和磨损也属于我们。我们教儿童呀呀学语，我们播下种子，管理苗圃，浇灌鲜花，收割稼禾，这一切就是日常的生活。
不知有多少人还像我一样记得那次漫长的聚会。聚会围绕着一条河，我们沿着河畔欢歌；多么热闹，多么红火，南南北北的客人汇聚一起。那些场景他们记得吗？他们如果不记得，他们怎会成为同路和朋友？
我是这样地不能遗忘。我的不能遗忘使我很累。我感激，我答谢，无头无尾。我永远地感激下去。可是我又不愿惊扰别人。我为高原而感激，我为自己而呻吟。这样我变得坚强。九死一生，炼狱，折磨，挣脱，走过来又走过去，走向很远。我很寂寞，不，一点也不寂寞；我很孤独，不，一点也不孤独。我在你的理解之中，而你又是什么？是幻化的高原，是并不存在的雪莲，是舞蹈和歌声，是旋律，是精灵般的红色衣装？在湖滨墙壁上的美丽画卷，即将被收藏，它们将装在一个善良人的箱子里，完好无损地保存到生命的终点。
我愿你那鼓鼓的额头里，装下的全是流水般的清澈和滑润。那个奔波的夏天，那个可爱的初秋，那个纪念，那个祈祷。我回想起那次聚会所经历的宗教般的情感。真的，在我们所不理解的那个世界里，产生了不灭的记忆，这也就足够了。未来的岁月是藐视痛苦的岁月，是不会惊讶的岁月。人们将记住这美好的一切，尽管这“人们”会是不大的群落，可这是真实的。
当岁月用无情的手摧残了你的容颜、高原一般的清丽和庄严时，你只是走向了另一种完美。一切都是可以预料的。精神的高原，舞蹈、歌声、诗章、川流不息的四季、友谊和爱……
理性与浪漫
后人常常追述那将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产生了空前光辉灿烂的文化的时代。一个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发展和学术思想都深受这三百年的影响。它具有真正的划时代的意义。
这就是从春秋后期到战国。
这片土地上何时出现过这么多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和杰出的学者？他们来自各个阶层、各个阶级、各个社会集团。“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到处游说讲学，弘扬自己的思想和政治主张；相互论战，派别林立，即所谓“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他们是一个时期人类才华的全面凸显，是人类所具有的巨大关怀能力的全面展现。他们留下的深邃的思想、灿烂的辞章，像山河日月一样永恒。这些辞章有的雍容和顺、迂徐含蓄；有的灵活善譬、气势充沛；有的奇气袭人、想象丰富；有的层次清晰、论断缜密；有的锋利峭刻、说理透辟，阅其文如闻其声，如观其貌。
我们相信那种巨大的激情，不可淹没的理性，正为朴实而开阔的一个时代所独有。他们更为自信，更拥有抱负和畅想力。为了实现这抱负，他们可以跋山涉水，远去他国，宣示自己的见识和主张。
我们仿佛可以看到茫茫大地上往复奔走的诸子们，他们风尘仆仆的身影；身背行囊、面色肃穆，风尘掩不去眉宇间的勃勃生气。各种各样的危难艰辛，都像脚下的土块一样被他们踏碎踢飞；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坎坷、难以言说的磨难，都不能将其吓退。披星戴月，车骑舟船，甚至是饥寒交迫，九死一生。忍让、屈辱、思念、离异，各种各样的人生遭际，都不能使其宏大的志向有一丝改变。
无论从哪个方面讲，这样的一种民族气象都是令人深深自豪的。拥有这样的历史的民族是不可能毁灭的，而参与制造了这样历史的诸子们，也领受了永不泯灭的光荣。他们的言辞和行迹都同样不朽，他们留给后人瞻仰的高大而匆忙的身影，也同样不朽。
当时，无论是出身卑微者还是高贵者，都可以在同一场合辩论；都可以词锋锐利、言之凿凿；都可以展放自己的一腔豪迈；都可以闪烁动人的眸子。他们试图使自己洪亮的声音直达耳郭与心灵，进而化作日常具体，造福于土地，恩泽于民众。他们既是夸夸其谈者，又是讲究实践者。他们可以同时是一个时期一个民族的智慧之星、才子、学人，又是武士、重臣和旅人；今日直言于庙堂，明日浪迹于天涯。
只有那些从不苟且偷安者才有这样的潇洒、这样毅然决然的气魄。一个充分掌握了自己生命意义的人，才有如此的坦然和果断。
从一片土地到另一片土地，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不倦的寻找、说服、宣示、辩论，目标和信念不可更移。这样的人生充满理性，这样的行迹又浸透了浪漫。诸子的足迹经纬罗织了丰饶的大地，绚烂的言辞写就了纸帛和历史。从历史上看，只有在一个民族处于竞争和发展的生气勃勃的时代，才会窥见这一类身影。
应该研究滋生这些奇特生命的土地。土地与土地之间尚存在着差异。当时严酷竞争的现实是，无理性则丧失，则毁灭；无达观则萎靡则衰败。正是这样一种规定性的力量在左右和驱使，诸子百家也就各言一家之理，各展一技之长。没有统一的理法，没有不变的规范。各种约束都消失了，远退了。在共同的机缘面前，它们生长、交替和更迭。
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些记录很可能只是当时繁华绚烂当中的短短数页，还远不能再现那个盛况空前的时代。可即便如此，也让我们得以窥见盛大的历史舞台上，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艺术的精彩演示。
一个时代逝去了，再不复见那汪洋恣肆、风诡云谲；也再不见雄辩和鼓动、充沛的气势、强烈的情感、“沛然莫之能御”的雄风；不见了哲理辩难、坚硬的逻辑、朴素的辞章、透彻的思想……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它像一朵鲜花一样灿烂地开放过，然后凋落了。落英遍地，归于时代的泥土。旷阔苍茫的大地，再也没有了他们的身影——诸子的身影。而且他们的气质、才情、行为，都无法效仿。
在几千年后的今天，对他们的模仿会落下不可思议的笑柄。那无异于一场梦呓、精神疾幻、狂徒、不知天高地厚者……但当年也就是这样一些“不合时宜”的人物，创造了整整一个时代。那个时代就人性、政治和生活的本质意义而言，都达到了难以言喻的高度。大概今天再没有一个人能像他们那样，将一己的生命、情趣和利益与宏伟的抱负、开阔的山河融为一体；既不能像他们那样潇洒练达，也不能像他们一样真实勇敢。
我们可以从历史中结识这样一批人。他们用自己的言行把“人”字写在了山川大地上。当代人的浪漫，比起他们来就要大打折扣了。这个火箭和电子集成块的时代已经使诸多事物改变了质地和颜色。从严格意义上讲，我们今天已经没有了诗。我们生活在一个丧失了诗情的世界上。因此我们也将逐渐丧失理性和浪漫。这种估价是非常悲哀的，可是这种悲哀由于并非夸张，而显得愈加沉重和不幸。
我们于是开始怀念那些行色匆匆、口沫飞溅、手掌翻动的辩士们，未敢嘲笑。我们将好好倾听几千年前的声音，窥视厚厚的历史幕布后面那些陌生的身影。
为什么真正的诗意和浪漫常常是凝聚在青铜和生铁的时代？为什么当我们人类具有了更大的发射力、倾听力，即拥有更为现代的科学技能的今天，反而丧失了那种率直、真切和伟大的力量呢？
我们正在遗失和忘记。尽管我们有着更为详尽的、了不起的记载能力，但我们正在遗失和忘记。
这种不幸将不仅属于一代和两代，而是属于未来。
这种不幸属于整个的人类。
稷下之梦
这是出现在齐鲁大地上，文化和学术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不仅是齐鲁，而且整个的中国政治、学术和文化的历史，都因为这一页的翻开而感到欣慰和自豪。它引人想象，给予整个民族的精神活动以极大激励，并影响和塑造了我们的民族。
历史上，齐国稷门下的稷下学宫，终于成为不朽，成为人类文明史上一座永不倒塌的纪念碑。
当年在齐国都城临淄西门即稷门外，建立了“稷下学宫”，招来文学游说之士数千人，任其讲学议论。最著名的学者有淳于髡、邹衍、田骈、接子、慎到、宋钘、尹文、环渊、田巴、鲁仲连、荀况和孟轲等近八十人。他们一律被列入上大夫，给予优厚的待遇，受到极大的尊崇。稷下学宫在战国时代是各派学者汇聚的一个中心。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名人荟萃的盛况从齐桓公田午开始，一直到齐王建时，前后历史约有一百四十年之久。这种巨大的存在不能不说是中国学术史和精神史上的一个奇迹。
稷下学宫的建立是以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繁荣和自信为基础的。当时的齐国是整个中华文化经济的中心，而齐都临淄是中国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在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人物都到过稷下学宫游访和讲学。稷下学宫的文学游说之士通常被称作为“稷下学派”。
稷下诸子之学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术派别，而是自春秋以来多种学术派别的集合体。他们不仅来自不同的国度，而且来自不同的阶级阶层。他们各自隶属于那个阶层和派别，是思想和精神的代表。政治见解、思想主张、理论体系、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相距很大。当时的儒、墨、道、法、名、阴阳、小说、纵横、农家等各派著名人物，都曾经登上稷下的政治学术舞台，宣传自己的思想，合奏了一曲百家争鸣的交响乐章。但无论什么学派，都热衷于“作书刺世”，一个“刺”字标明了他们强烈的知识分子性，同时也折射出那个时代宽容大度的思想政治环境，一种可以茂长学术和艺术的参天大树的丰沃土壤。只有这种土壤才可以发掘和浇灌，以至最后的生长和收获。贫瘠的土地是无法承受这种发掘、冲涮和浇灌的。
稷下学者们研究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教育、道德理论、文学艺术、逻辑学、美学、法学以及天文、地理、历数、医学、讨论天人、心物、知行、阴阳、动静、道气、道法、礼法、义利、名实、王霸、法先王与法后王、人性的善恶、形神等等问题。他们除了研究社会的现实，还要反思漫长的人类历史，描绘社会的未来蓝图。这是何等开阔的文化视野，何等深邃严整的思想体系。
自夏商以来，各地的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生态气候、地理环境及其他方面的差异甚多，形成了齐、鲁、荆楚、秦、晋、吴越等各具特色的地域性文化。从《史记》《汉书》的记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地域的巨大差别。当时对齐国的记载是这样的：“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都，大国之风也。”
一个“宽缓阔达”，正准确而传神地描述了当时的精神状态、社会环境、风尚习俗。整个社会的特质被凸现了。一个政治集团、一个文化集团的自信，必定来自一片土地的自信，没有这种自信就决不会出现“宽缓阔达”。当时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处于所谓的社会的大变动之中。激烈的兼并战争已经打破了列国的分野。各国各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关系，不同地域间的文化交流空前频繁，正向着融合与统一的方向发展，而稷下学宫则成了这个时期多种文化交流融汇的中心。“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要坚决维护你发言的权利”——这一规则实际上正是稷下学宫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尽管诸子都可以直接向权力者建议、讽谏，但是他们并没有利用这种自由和这种机会来构陷，起码没有这样的记载。这是一种基本的、也是一种伟大的现象。这样的风尚和品格才无愧于一个伟大的时代。伟大时代的精神和艺术就是在这样的气度和品格面前结出了丰硕之果。无论阶级、阶层、政治倾向与文化心理结构、思维方式等等各方面的差异何等巨大，矛盾何等突出，自己的理论中心向何方偏移，有着怎样的学术动机和目的，但一种“多元”的思想和文化格局一直没有因为其他原因而受到影响，真正算得上平等共存。统治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历史阶段，面对着不同的现实问题，对诸子学术的取舍和选择利用仍然会有所侧重。但各家各派在学术上却具有平等地位，更不妨碍他们自己的自由探索、开展争鸣的权利。
正是在稷下学宫，存在着当时整个中华思想界最激烈的学术争论和思想交锋。人的文化视野处于最开阔的阶段，人的精神也最为振奋，思维能力也至为强大。稷下学者几乎个个能言善辩。淳于髡与孟轲争论何者为“礼”，孟轲与宋钘说“义”谈“利”，儿说与稷下学人辩论“白马非马”，田巴与稷下学子辩析“离间白，合同异”；荀况驳斥孟轲的“性善”论，批判宋钘，攻击慎到、田骈，揭露诸子之学的理论缺陷；而邹衍则批驳儒墨的“中国即天下”的思想，揭露诡辩学家们的逻辑错误。鲁仲连则痛责田巴的辩说“华而不实”，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