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大雪初霁，明月当空”可能蕴含的古典诗意在50年代被“路线斗争”和“逃荒”的经验透支矣尽，树木和群山在今天也被换算为了经济价值。这是泛政治化、计算性和反诗化的现代性生活的一般面向。与之相应，越来越多的政治和经济性词汇渗透到诗歌文本中。朵渔、雷平阳、黄纪云、杨键、沈浩波、骆英等多位当代诗人都曾在其诗歌中直面个人和父辈堪称惨烈的生活经验，以及由此组成的社会历史。作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可贵传统，个人述史式的写作既丰富了诗歌本体，也为历史书写补充了更翔实、清晰的解读途径。于当下而言，个体的健忘加之社会整体性、系统性的遗忘工程，历史叙事的连贯性越发成为挑战，甚至对祖辈经验的认识和叙述都显得困难。记忆，如希腊人所言，“乃一切艺术之母”；艺术则意味着将自我和他人的看、听、记忆等无形之物物化（reification）为有形的文字，这是“人类事务的整个事实世界要获得它的真实性和持续存在”的必然基础。如若不然，“行动、言说和思想的活生生运动就会在活动过程一结束就消失，丧失它们的真实性，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米什莱也说过，“每个死者都留下了一笔小小的财产——他的记忆，并且要求我们去照顾这个遗产”；“发掘他们”便是“为了赋予他们第二次生命”。无疑，朵渔、雷平阳、黄纪云等人的述史写作，是具有个体意识和思维的主体所具备的伦理内涵见诸于诗学的具体表现和实践。对自身生活史和社会制度史、思想史的回应，饱含着诗人的历史意识、道德担承、伦理判断和尊严诉求。当然，伦理主体只是一种选择，一种信念，它的合法性只有通过良心与艺术的平衡、所知与所见的修辞张力才能建立起来。
分享一则颇富戏剧性的轶事以结束本文吧：在1978年发表的《普鲁斯特随笔》中，罗兰·巴特开始承认他“渴望言说我”。就这样，巴特突然从《零度写作》起便一直游离其间的宏大理论的间隙走了出来。这个在50年代为新小说摇旗呐喊、经历了结构主义，于60年代宣布“作者死了”，70年代将文学定义为符号交叉场所的现代作家，现在突然宣称：“我”不再被作为一种“幻想之物”，主体不再被视作“符码交叉的场所”……这是一种倒退吗？巴特转而诉诸于一种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过时了的方式，即要求在文本中有一个我，一个“爱着、痛苦并回忆着的我”，一句话：一个曾经被斥为陈旧且早已被抛弃的主体。我们得承认，作为个人观点的折射，思考和写作的背后始终潜存着主体性或显或隐的运行。值得探讨的是现代主体性多元而丰富的表达策略。
疲倦，一个诗学的词
一苇渡海
一
在对诗学的好奇上，我一直感觉年过不惑的臧棣像个孩子；臧棣诗论，一种基于丰富阅读的语言直觉，又让我感觉其敏感如高原野马(这与其属相巧合)。我读臧棣的诗论感觉不是读一个学者的诗论，而是读一个诗人的诗论；在母语的语境里，我又感觉臧棣的诗论无国界。如果说时间是一个点的延伸并且很难找到那个点，诗学在任何时间点的建立也意味着共时，我的意思是，臧棣诗学我很难说清在怎样一个时间长度上撷取，任何“现代诗学”的建立都有古老诗学智慧的助推吧，借用人类学的一个有趣说法也许是恰当的：“我们通过保持祖先年轻的特征而进化。”（专业上称之谓“幼态持续”。）英国评论家彼得-阿克罗伊德说艾略特长着“布满牙齿的头脑”，我看这个夸奖也适用于臧棣。在臧棣的诗歌文本中，庞杂的摄入，让你羡慕其良好的牙床和巨大的思想胃口。很多人读到的是臧棣诗歌语言的“机智”，而不知机智背后，撇开修辞，接近神秘的诗学智慧几乎能吞噬清晰的理性，这在臧棣的诗歌中屡以“混淆”的形式展现。有趣的是，臧棣的诗论很多是以十分直接的简净形式写就的——一种《雅典娜神殿断片集》式的简洁——据我所知，这种片断式或词条式写作，可以追溯到两千年以前——他似乎在做着剔除学究气的努力。说臧棣在构建某种现代诗学或还原某种古老的原型诗学都不过分——这在我看来是无需辨析的，因为我看到了臧棣诗歌文本及其诗论中的“行动”——是行动而不是研究，我把臧棣诗学视为当代真正的“行动诗学”。尽管我也偶尔看到臧棣提及汉语新诗的一些早期诗人，比如卞之琳、李金发、废名等，想必这些诗人臧棣一一考察过，甚至包括众多的现代政治诗人（我一个也不想提），但我认为臧棣更致力于不曾被传统汉诗学开拓的丰饶领域——也许这些领域还惊人地昭示着另一个话语世界。把一种未来的诗歌图景纳入当下是危险的，仅就受众而言很难在阅读的常态上达成谅解，而一种豁朗心态足以维护臧棣孤军深入的动力：被误读有时也是很美的差事，误读并非无意义。是的，就汉诗学的开拓而言，臧棣是有“革命”意识的，而替代变革暴力的是一种叫“可能性”的东西，是臧棣顽童似的对语言的着迷。臧棣有其“诗歌英雄”观，但他的这一英雄只与奥秘对应，并不与通俗意义的权力意志对应。臧棣说：“我们的诗歌英雄是用来输的。”输，就是他接纳异议和排斥的姿态(异议和排斥不一定来自当代个人和诗群体，也许来自诗歌史)。诗学，从来就不是一个与“胜利”关联的词，倒是与兴趣、愉悦、爱这些词关系持久暧昧。臧棣说自己是“诗歌动物”，委实标榜沉醉语言王国的一份自足（甚至是福气）。早在2001年，阐释王敖写作，是臧棣“重新发明新诗”的一个难得契机。臧棣说：“重新发明新诗，并不一定意味着反诗歌，或反新诗。它可能意味着在新语言层面上向诗歌回归。”“诗歌，如果不是必须，但也不妨最好是‘新于诗’的那种语言实践。”可以说，臧棣的诗歌和诗论写作一直在延伸和强化这一基本态度。对于整个汉语新诗传统而言，王敖的诗歌写作的确生发出一种“发明诗歌伦理”的惊骇，这里不再重复臧棣的阐释，只表达我的一点敬意：王敖重构了汉语新诗的语言轻度，并且以这一轻度抵消语言的权力素质和它的后果——政治积极。仅就这一点，就足以在汉语新诗传统面前谈“发明”。臧棣对王敖的阐释，“无焦虑写作”概念的提出，把汉诗学悬置或遮蔽的诸如诗歌形态构建、诗歌与现实、语言意志与自然力量等多重问题引发开来，在二十一世纪汉语涌现的形形色色对诗歌的爱与执著中，臧棣以一种“徒劳的无畏”心态，积极释放着“着眼于未来诗学”构建的热情，不负“诗歌动物”之名。在与钱文亮的一个访谈中，臧棣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不是特别愿意公开我的诗歌抱负。我宁愿我的诗歌抱负处于一种隐秘状态。”2009年，臧棣为纪念海子逝世二十周年写了《海子：寻找中国诗歌的自新之路》。他撇开了“天才”这个因用得太泛而很容易夭折的词，把海子与“中国诗歌的自新”结合在一起，重申了“诗歌是一次行动”。臧棣从与语言角力的角度，把海子当作汉语新诗遗产来审视和发掘，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是申述了海子诗歌是“极其高级的文学类型”，避免海子遗产滑入所谓青春写作的随机性话语；二是海子长诗的“碎片说”。无疑，他把对好友的纪念落实到对诗歌语言的透视上，这是出于一份尊敬的审慎和严苛。臧棣是我阅读的当代诗人中最为幽默的一个，你甚至很难发现，他的幽默出自傲慢，而傲慢又来自洞察语言秘密的自信。近几年，臧棣写了大量片断式的诗学随笔，一部分集结在《诗道鳟燕》名下，一部分散见其微博。我视这些片断为“从某个词开始的语言考察旅行”。臧棣像矿物学家敲击一块块矿石那样敲击一个个语词，以微观的方式实践诗歌语言的检点，每个语词扩散的诗学声音却巨大。由这些构成臧棣诗学基石性的语词，我还联想到臧棣笔下的“毛孔”——
每个毛孔丛书
宇宙被缩小了，但不是因为
你喜欢提到每个毛孔。不夸张，
就不会有全身都令人着迷，更不会有
全身只反对全体。太夸张了，
就不会有忘我的反面。喜鹊身上的每个毛孔
自然不同于野猪身上的每个毛孔。
但是，天鹅身上的每个毛孔
不一定就和你无关，也不会因你的否认
而疏远它对迷宫的诺言。摸不透，
算什么，顶多是不起眼。在秋天，你说
你的每个毛孔都因落叶而变甜了。
甜，就是向内部飞去，但并不对坠落说三道四。
如此，每个毛孔正确于你还有另外一个身体。
每个毛孔都因为我们的健忘而非常反动：
比如，它们竖起时，有人并不愤怒。
它们清晰时，你喝的是权力递过来的假酒。
它们柔美时，你已没有时间。
不过，真正的问题还不是你已没有时间。
每个毛孔都曾是插在你皮肤上的小旗帜，
但现在，它们只剩下微小的旗杆
和通向深奥的小洞。每个毛孔
都反动于挑剔：你怎么不揪出
最出色的你我。你怎么不拔出
最犀利的生命之剑。你怎么还没洗出
最有感觉的自我。你怎么还没使用过
最完美的，遍及全身的，道德的呼吸。
臧棣/ 2011.10.
这毛孔令人着迷，也令自身着迷；毛孔小于诗，又大于诗；毛孔夸饰身体的舒适与难耐（反动、挑剔），又被注入不确定的万有期待。基于“诗是一种深奥的积极。诗是一种神秘的视野。诗的机遇就是诗的自我解放。”（臧棣）在《诗道鳟燕》及其他散见于微博的片断式/词条式诗论中，臧棣将诸多汉语词奇妙地纳入其宏观诗学构想中，表述出梦呓般的奇妙色彩。我稍稍罗列一下就有“得体”、“运气”、“勇敢”、“机智”、“境界”、“真相”、“晦涩”、“难度”、“精致”、“疲倦”等等，你很难想象，这些词会在现代汉诗学中一一碰运气，在臧棣诗学话语中产生陌生化效果、诡秘的力量。臧棣似乎在实践着米沃什在谈论布罗茨基时提到的“听命于语言这个要素”，作为与“听命”交换，臧棣获得一套适用于自己的诗歌语言系统，“这种语言有它自身的伟大，并能挑选自己的人为它服务。”（米沃什：《关于布罗茨基的笔记》，程一身译）关于“疲倦”，臧棣有这样一段话：
只可意会的是，大诗人无限地感谢语言的疲倦。也不妨说，只有诗的写作才能触及到语言的伟大的疲倦。天知道，这决不是一种极端的说法，而是一种极度的感恩。
你可以把这段诗话看作是臧棣“语言游戏”的一种，但是我初读还是为之一震。可以肯定，像臧棣诸多词条式诗论一样，这是他深思熟虑后的精确表述，不仅要深思熟虑，可能有时还要碰运气。对，即是深思的，又是离心的。对臧棣而言，能“触及到语言的伟大的疲倦”，何尝不是运气？何尝不会对这种运气生发“一种极度的感恩”？你看，相映成趣的是，当我们在谈论诗歌的浪漫、现实、超现实，谈论诗歌的现代性、民族性，谈论诗歌的“介入”与否，臧棣在谈论“语言的疲倦”。一种情形是，近三十年来，中国当代诗人一直在探索新的语言机制，在“想象力的普遍关联上”（奥登）用功匪浅，词语的组合和诗歌形态结构的开放态都有令人惊讶的表现，但这种“部分的”才情归功于“异质化”，并不意味着拥有“诗的天赋”——倘若有部分写作天赋被诗的天赋眷顾，那也许意味着某种语言意志被类似老子出函谷关的悬念所包围；而对二十世纪诗歌大师们的积极仿效，是许多诗人不愿认账的真实出路。臧棣为什么说“无限地感谢语言的疲倦”、“只有诗的写作才能触及到语言的伟大的疲倦”（当然，“诗的写作”也可以从广义上理解）？他在揭示诗歌语言的危难之境吗？他在表达诗人的失语症吗？“语言的疲倦”从何而来？这“极度的感恩”又从何谈起？“艺术是一种强力，被它临幸就是受它威胁。”Seamus Heaney如是说。有一点可以肯定：认识并谈论“语言的疲倦”，并不妨碍诗人写作的积极；对于大诗人，诗歌写作，构成“语言的疲倦”的一部分，甚至无限地推动“语言的疲倦”。哈，听起来，这像是一种“深奥的积极”。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