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1996年夏天，迎来党的75周年生日之际，《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跨世纪大业与中国共产党——“七一”献辞》的社论。创联部党支部为了纪念党的生日，拟请一位老党员讲一讲党的历史、传统及党员在“跨世纪大业”中肩负的使命和责任。支部认为光年是最佳人选，“近水楼台先得月”，于是商定在光年寓所举行一次党日活动，请光年谈谈自己的战斗经历和对年轻党员的期望。那时，创联部主任是高洪波；我还没从书记处退下来，党的关系仍在创联部。7月5日那天上午，创联部的党员和几位非党工作人员陆续来到崇文门西河沿光年寓所。一间不算宽敞的客厅，顿时显得热气腾腾。光年还是坐在那张面对房门的单人沙发上，他面前的茶几上堆满了新收到的期刊和文友的赠书。右边墙上挂着画家罗工柳写的四个大字：“勤奋延年”。这是罗工柳题贺光年80华诞的，光年把它当作座右铭。
了解、熟悉光年的朋友都知道，他是一个文事、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萦绕于怀的人，一向密切关注国际风云的变幻和国家、民族的命运和未来。他说自己“是一个少年时代起就养成习惯于遇事从政治上考虑的人”。在这次党日活动中，他很自然地也是从少年时代投身革命说起。他说：1925年“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反帝浪潮波及他的家乡湖北老河口。12岁就满怀热情地加入游行示威行列，在街头演讲，参加文艺演出。1927年加入共青团，在大革命失败后坚持地下斗争，1929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他还谈起，在武汉，在上海，在晋西吕梁山，热血沸腾地从事抗日救亡戏剧活动，写下了歌曲《五月的鲜花》、组诗《黄河大合唱》。当他讲到这里，我们耳边立刻回响起“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气势磅礴、震撼人心的旋律。当光年谈到他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担任中共特别支部干事会干事，负责10个抗敌演剧队和孩子剧团的组织宣传工作时，在座创联部的同事们不由得想起自己作为文学组织工作者应当如何广泛、深入地联系老中青会员。张光年历经艰难险阻，出生入死，几十年革命生涯中9次脱险的故事，确实令人感动，给予我们刻骨铭心的教育。
光年用了一个多小时，简洁而又具体地谈完他的经历后，又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一是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挫折、失败、危险，都要保持乐观，对我们的党、我们的民族要有信心；二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坚持说真话，说实话，不要随声附和，更不要说假话。在思想政治上、行动上要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如果有时同党的决议、领导人的意见不一致，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他的这席话，深深地刻印在我们的心坎上。
散会后，参加这次党日活动的所有党员、非党员满怀喜悦之情，围在光年身边，留下了一帧难得的、弥足珍贵的合影。
2013年7月22日
胸怀大局奋进不懈的光年
张光年是一位热情澎湃的诗人、学养深厚的文艺评论家，也是上世纪80年代文学回春时期一位有胆有识的领军人物。
虽然早在50年代初，我跨进文学门槛不久，就有机会一睹光年同志的风采，领略他富有激情和锋芒的谈吐，但真正得到他的当面教诲、倾情扶持，那是在十年浩劫后光年复出，担任作协一把手这段非同寻常的岁月。我有缘在他麾下做一个助手，共事达六七年之久。多年的接触、交往，光年那正直、质朴的精神品质和作风，在我脑海里留下深刻的、难以忘怀的印象。
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光年是一个文事、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萦绕于怀的人。他说自己“是一个从少年时代起就养成习惯于遇事从政治上考虑的人”。他放眼天下，胸怀大局，一向密切关注国际风云的变幻和国家、民族的命运和未来。1990年春，他在致一位老友的信中，曾这样吐露自己的心声：“国际风云多变，国事多艰，吸引了过多的注意力。大半个世纪的老党员，脑血管久已政治化，要说对这些无动于衷，无忧无虑，也难。但你忧国忧世界，于事何补？只有相信人类前途无限光明，寄希望于将来。”这可说是光年真实的自我写照。无论是在领导岗位上还是从一线退下来之后，只要有机会，他都要下去走走、看看，呼吸新鲜空气，感受时代脉搏，关注改革开放的进展和遇到的困难、阻力。他思考作协的体制改革，谋划改进作协的工作，总是与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任务紧密联结起来，从服务大局、维护大局出发。光年不止一次地提醒我们：要顾全大局，把握中央的精神，了解人心的向背；要尽力帮中央的忙，至少不要帮倒忙。光年具有的大情怀、大视野、大思路，是作为一个文学组织家十分难得的素养。
惜花护花 保护创作
光年是一个与时俱进、勇于改革的实干家。在80年代初，推进作协体制、机构改革之际，，他再三强调：作协的改革，一定要记住作协的性质，记住作协是党领导的作家自愿结合的一个群众团体；一切改革都要紧紧围绕发展创作、建设队伍的主要任务来进行。他说，要乐于当作家的服务员；为作家服务、为会员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要尽可能多地联系老中青作家并替他们办事。他极其尖锐地指出：如果脱离作家，不给作家办事，工作人员不上作家的门，作家也不上作协的门，那作协就可能变质，变成官气十足的衙门，名存实亡。现在存在这种现实的危险，埋葬作协的危险。在他看来，能否调动起作家的创作积极性，解放文学生产力，是作协改革成败的关键。他最为关注的是维护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解放长期被压抑、束缚的社会主义文学生产力，满腔热忱地扶持、保护文学园地的幼芽新苗、鲜花奇葩。1981年春，我随光年、葛洛到河南调研，在参观洛阳牡丹公园后，光年写下这样闪光的、情真意切的诗句：“姚黄魏紫诚可贵，/幼柏新松弥足珍。/都说洛阳春色好，/辛勤莫忘护花人。”这最好不过地表达了他对精心、细心育花、护花园丁的呼唤和礼赞。他自己就是一个出色的惜花护花人。
生命不息 战斗不止
80年代中期，作协新旧班子交接前后，光年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几个相对年轻的党组成员说：作家的笔是不能放下的，我们是运用笔来战斗的，而且是靠这支笔来帮助党联系千千万万群众和作家。要有一种奋进精神，做一个战士，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当我被日常事务所缠，陷在会议、文件堆里，抱怨没有时间、心情坐下来从容写点文章时，他很严肃地对我说：“长期不写文章不行，笔懒是思想懒惰的表现，不写要挨批评。”“无论工作多么忙，都要坚持读作品、写文章。否则，会员不会承认、接近你这个文化官员。”他说自己从领导岗位退下来，重新拿起笔，多少写点东西，才算是一个作协会员。90年代初，当我到达退休年龄时，在一次谈心中，他对我说：“我已经快80岁了，还订了个十年计划，你更可以订个二十年计划。”“我现在是非常吝啬的，时间是按年、月、日、时、分、秒计算的。生命非常可贵，生命就是劳动时间。如我被拉去参加一个没有内容的会，一天都觉得很懊丧。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我要精打细算地利用时间。”晚年的光年，排除干扰，争分夺秒，呕心沥血，笔耕不辍，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既定目标登攀，终于留下了不少弥足珍贵、令人肃然起敬的劳动成果，包括：三本日记《江海日记》《向阳日记》《文坛回春纪事》，诗集《光未然诗存》《光未然旧体诗词百首》，传纪文学《光未然脱险记》及《骈体语译〈文心雕龙〉》等。
我们应当学习、发扬光年同志胸怀大局、与时俱进、矢志改革、促进创作、奋力拼搏、自强不息的精神和作风，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的道路上继续奋力前行，为实现中国梦奉献自己的一份心血和力量。
2013年10月
“我仿佛看见一片灿烂阳光”——巴金为新班子鼓劲
巴金先生是我仰慕已久的大作家。中学时代，就读过他的《家》《春》《秋》《海底梦》等。上世纪50年代初，我跨进文学门槛，由于在作家协会工作，在文学界的大会、小会上，曾多次见到过巴金先生，但一直无缘拜望这位文学老前辈。
1981年12月，巴金在作协三届二次理事会上当选为中国作协主席。在这之后不久，我有幸忝列作协领导班子，从而就有机会登门拜望，当面聆听他的教诲了。
巴金对1985年初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产生的新领导班子一直寄予厚望。我记得，在1985年2月27日他给作协书记处并机关全体同志的一封回信中写道：“我仿佛看见一片灿烂阳光。”时隔不久，我受书记处委托，前往上海武康路巴金寓所，向他老人家汇报工作。我扼要地汇报了作协理事会、青年文学创作会议的筹备情况和有关改进文学创作评奖的设想。当我说起即将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将有54个少数民族的作者参加时，巴金显得很高兴，让我们代他拟一致会议的贺词。听完我的汇报，巴金说：“作协新的领导班子干得不错，做了不少工作，可以说是作协工作最好的一个时期。”他情深意切地祝我们工作顺利。同时，他诚挚地提醒我们：现在一是笔会多，一是评奖多，应注意适当控制。
1986年初春时节，为召开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会议，作协书记处又派我赴上海、南京等地调研。在上海，住静安宾馆。恰好此时前往上海、江苏参观访问的张光年以及与他同行的《文艺报》主编谢永旺、谌容（《人到中年》的作者），也住在静安宾馆。3月24日下午，光年偕同永旺、作家谌容和我一同前往巴金寓所去看望他老人家。陪同前往的还有上海作协的茹志鹃等。白发苍苍的巴老穿着一套蓝色中山装，面带微笑，精神奕奕，拄着拐杖在客厅门口迎候我们。在客厅沙发上坐定之后，光年说明来意：我一年前已从作协岗位上退下来，这次来上海，没有什么工作任务，主要是参观学习，访友谈心。他向巴老简要汇报了现代文学馆的筹备情况后，接着让我和谢永旺分别汇报一下作协今年的工作情况和《文艺报》改版后的情况。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巴老表示：我除了关心文学馆的工作进展外，别的就管不了多少了。他觉得，近一两年作协的工作效率比以前高了，并能够为作家排除一点干扰，起稳定作家情绪的作用，这很好。历时一个多小时的谈话结束后，巴老与我们一起在客厅合了影。临别前，在院子里巴老又分别和我、永旺、谌容合影。
巴金的道德文章素为文学界和广大读者所敬重。在1981年底他当选为中国作协主席的那次理事会上，周扬在讲话中称赞：“巴金热情、忠诚，是非党共产主义者、党外布尔什维克，他的作品、人品都是作家的表率。我对他当选作协主席，表示诚心诚意的祝贺。”巴金是一位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文化战士。他愿不愿、会不会成为党的队伍里的一员，一直是党组织和他的许多好友深情关注的事情。就在上述光年偕同我们一起会见巴老后的第四天，即1986年3月28日下午，光年又独自一人去巴金寓所，与他促膝谈心。光年回到静安宾馆，在他房间里告诉我：“这次来上海的任务之一，是按周扬生病之前的嘱托，在适当的时候征询巴老对入党的看法。今天下午和巴老谈了一个多小时，他对组织上和老同志的关心表示感谢。同时，他说自己自由散漫惯了，可能受不了组织纪律的约束。巴老还谈起希望尽量减少社会职务的事，我建议他保留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协主席，别的就可退辞了。”光年又说：“入党这件事，当然得尊重巴老个人的意愿，那是不能勉强的。”
光年1986年3月与巴老的这次谈话，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晚年巴金的人生态度、精神境界和对他自己的严格要求。我想，在这里记下这一页，可以让更多的读者、文友更好地了解巴金，研究巴金，学习巴金。
2013年7月17日
“普通一兵”的本色——记舒群
我还清晰地记得，1989年初，严寒季节的薄暮时分，我和唐达成一起去协和医院干部病房探望患脑溢血的老作家舒群。当时舒群处于危急状态，左侧偏瘫，说话已不太清楚。他见到我们，颇为激动、十分吃力地说：“医院大夫是机械唯物论，不从实际出发，死活不让我出院，其实回到家里会休息得好，恢复得更快。”自信心很强的舒群终于没能战胜病魔，时隔不久，就与世长辞了。
1952年初冬时节，我跨进东总布胡同22号全国文协门槛时，舒群已从全国文联副秘书长、全国文协秘书长的位置上卸任，我与他擦肩而过，无缘在他麾下当个小兵丁。但当时专业作家与我所在的创委会是一个党支部，因此曾有一段时间和舒群在一个党小组过组织生活。1955年批判“舒（群）罗（峰）白（朗）反党集团”时，我因为与胡风案的牵连处于受审查的境地，自然也就没资格参与对“反党集团”的战斗了。他被打成“反党分子”、打发回东北；我在反右后下放劳动，随后调往河北，从此也就天各一方、杳无音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