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等所以知远在朝廷，不若亲临疆场，盖耳目所接，指踪为便，庶于仓卒，不失事机。况今干戈未宁，民力渐屈，忠义思奋，圣宸重忧。宜拔非常之才，待以不次之位，使其恢宣贤业，讲求庙算。臣等自当奔走塞下，奉行胜略。如此则内资帷幄之议，外期节制之行，用以相须，冀乎必济。伏望圣慈察，臣等忠荩之恳，素有本末，实不以内外之职，轻重于心，早赐允俞，使尽臣子之节。臣等无任。
一连五道“陈让表”，这理由，那理由，目的就是不想上调中央任职。这让人有点意外又奇怪：你范仲淹少有谋国利民之心，早立经天纬地之志，学有三代治世之术，三十七岁写下《奏上时务书》，三十九岁写下《上执政书》，洋洋洒洒万言书，你都忘了吗？今天让你得遂霄汉之志，创建不世之功，因何又退缩如许？边事再大再重，能过于匡正国家之大政大局吗？以范仲淹的胸怀眼光，不会连这个也掂不清。那么，原因何在？值得琢磨。翻检史籍今篇，于此似少有指点迷津者。
今人顾宏义先生在其《天倾》中不著出处地披露道：“范仲淹虽然以倡导道德教化为己任，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戮力鼎新政治，兴致太平，但从大局出发，对石介此类冲动狂放过激而不计后果的言行极不满意。他看见石介的诗后，不无忧虑地告诉韩琦：‘大事要坏在这些怪鬼之辈手中！’”
此话从石介诗引出，这又是怎么回事？石介石守道此人，前文书中已有交代，就是那“宋初三先生”之一，山东人性格，耿直敢言，《宋史》本传说他“指切当时，是是非非，毫无顾忌”。他早在景祐二年（1035）就提醒朝廷说：“吾尝观天下，西北险固形。四夷皆臣顾，二鄙独不庭……孽芽遂滋长，蛇豕极羶腥。渐闻颇骄蹇，牧马附郊埛。”指出要严防西北边患。然而年轻的仁宗受吕夷简、夏竦等老臣左右，加之“三冗”“三费”问题严重，竟然几无作为。及至看到仁宗奋发，起用贤良，组建起“明星组合”，要大兴变法之道，不禁欣喜若狂，有点过于亢奋，不谙官场险恶的书呆子本性发作，挥笔写下一首《庆历圣德诗》，大赞革新派，大贬保守派，诗人情怀发挥得淋漓尽致，却少有政治智慧。其诗如下：
于维庆历，三年三月。皇帝龙兴，徐出闱闼。晨坐太极，书开阊阖。躬揽英贤，手锄奸枿。大声沨沨，震摇六合。如乾之动，如雷之发。昆虫蹢躅，妖怪藏灭。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闻皇帝，戚然言曰：予父予祖，付予太业。予恐失坠，实赖辅弼。汝得象殊，重慎徽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君仍相予，笙鳙斯协。昌朝儒者，学问该洽。与予论政，传以经术。汝贰二相，庶绩咸秩。惟汝仲淹，汝诚予察。太后乘势，汤沸火热。汝时小臣，危言嶪嶪。为予司谏，正予门闃。为予京兆，堲予谗说。赋叛于夏，为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积雪，汝暑汝寒，同于士卒。予闻辛酸，汝不告乏。予晚得弼，予心弼悦。弼每见予，无有私谒。以道辅予，弼言深切。予不尧舜，弼自笞罚。谏官一年，奏疏满箧。侍从周岁，忠力尽竭。契丹亡义，梼杌饕餮。敢侮大国，其辞慢悖。弼将予命，不畏不慑。卒复旧好，民得食褐。沙碛万里，死生一节。视弼之肤，霜剥风裂。观弼之心，鍊金锻铁。宠名大官，以酬劳渴。弼辞不受，其志莫夺。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实赍予，予其敢忽。并来弼予，民无瘥札。曰衍汝来，汝予黄发。事予二纪，毛秃齿豁。心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长枢符，兵政无蹶。予早识琦，琦有奇骨。其哭傀儡，岂视扂楔。其人浑朴，不施剞劂。可属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修惟靖，立朝谳谳。言论磥砢，忠诚特达。禄微身贱，其志不怯。尝诋大臣，亟遭贬黜。万里归来，刚气不折。屡进直言，以补予阙。素相之后，含忠履洁。昔为御史，几叩予榻。至今谏疏，在予箱匣。襄虽小臣，名闻予彻。亦尝献言，箴予之失。刚守粹慤，与修俦匹。并为谏官，正色在列。予过汝言，无钳汝舌。皇帝明圣，忠邪辨别。举擢俊良，扫除妖魃。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上倚辅弼，司予调燮。下赖谏诤，维予纪法。左右正人，无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浃。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杀，其默如渊。圣人不测，其动以天。赏罚在予，不失其权。恭已南面，退奸进贤。知贤不易，非明不得。去邪惟难，惟断乃克。明则不贰，断则不惑。既明且断，惟皇之惑。群下踧踖，重足屏息。交相告语，曰惟正直。毋作侧僻，皇帝汝殛。诸侯危栗，坠玉失舄。交相告语，皇帝神明。四时朝觐，谨修臣职。四夷走马，坠镫遗策。交相告语，皇帝神武。解兵修贡，永为属国。皇帝一举，群臣慑焉。诸候畏焉，四夷服焉！
石介此诗，一时传遍天下，连当时的四川少年苏东坡都知道了，后来在《范文正公文集序》中，他回忆说：“庆历三年，轼始总角入乡校，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道（石介字守道）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轼从旁窃观，则能诵习其词，问先生以所颂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轼曰：‘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先生奇轼言，尽以告之，且曰：‘韩、范、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时虽未尽了，则已私识之矣。”
当然，“少年不知愁滋味”。可别人读罢石介诗，就没有少年东坡味了。另一位“宋初三先生”孙复读罢说了一句话：石介兄呀，你的灾难从此开始了！夏竦读罢，掩卷而切齿，心里话，你小子活得不耐烦了？看我怎么收拾你！
此时的范仲淹已然五十五岁，历经大风大浪，久涉宦海沧桑，深谙政治三昧，识尽君心人心，读罢石介诗，不会看不出这是好心帮倒忙，所以真切地预感到：“大事要坏在这些怪鬼之辈手中！”后来在《与朱校理书》中，范仲淹对这位朋友再说“怪鬼”：“石先生芒角太高，常宜宽之。”
笔者由此暗忖：范仲淹与韩琦再三推诿不就新职，难道一点不受这种不祥预感的影响吗？下意识中，他们是否还在期待更为成熟的参政时机呢？
35.条陈十事的真价值
有道是：君命难违。尽管范仲淹和韩琦连上五道“陈让表”，情愿不受“宠异”，继续守边御寇，可抗不过宋仁宗的锐意改革，只好奉旨而行，束装就道。范仲淹在《与中舍家书》中说：“某近蒙恩擢贰枢府，此盖祖宗之庆下及家世，累让不允。今月二日，已签署勾当。至十二日，蒙恩改参大政。”这就是说，庆历三年（1043）八月十二日，范仲淹终于以副宰相的身份，临朝议事，进入自己人生的巅峰时期。
这中间还有一段值得回味的情节。
其实，范仲淹春末时已经回到阔别了七年之久的京都汴梁了，这年七月，被仁宗任为参知政事。但是，范仲淹拒绝上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得从欧阳修说起。作为谏官的欧阳修给仁宗题奏说：以范仲淹和韩琦之殊才，回京之后这些日子，“只是逐日与两府随例上殿，呈奏寻常公事外，有机宜大处置事，并未闻有所建明，陛下亦未曾特赐召对，从容访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一》），这不对劲吧？皇帝您急巴巴地把他们调回来，怎么不重用呢？为了给仁宗再来一点压力，他又联合余靖、蔡襄等谏官，上奏弹劾现任参知政事王举正，说他无所作为，占着茅坑不拉屎，应该立马撤掉。同时，力荐范仲淹，说：范仲淹大有宰辅之才，只把他放在枢密院当个副使，于己未尽其才，于国大有损失，理应出任参知政事。仁宗觉得说得在理，这才有了上述任命。那么，范仲淹为什么要予以拒绝呢？原来宋代设置谏官，可以监察监督二府[55]的工作，但你没有决定二府首脑人选的权力，这是皇上的事。所以，范仲淹认为此次任命“不合朝廷法度”，故不予履新。此处，颇能看出范仲淹机虑之深，远超常人：一来严守法度，表率朝纲；二来嘛，已有石介之诗在前，如今欧阳诸人力荐在后，这可都是自己一班同道之友呀，朋党之鉴不远，夏竦一伙耸峙在侧，能不堵塞一切漏洞以防祸于未然吗？此事一直僵持到这年八月，宋仁宗不得不二次颁诏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才算了结。
这年九月，宋仁宗连连催促范仲淹等人，尽快拿出革新措施，以便改变局面。范仲淹会同富弼和韩琦，连夜起草改革方案。特别是范仲淹，认真总结自己从政二十八年来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那时，升降官员不问政绩如何，只以资历为准。故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苟且，无所作为。范仲淹提出破格提拔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的官员，撤换有罪和不称职者。
二、抑侥幸。限制侥幸做官和升官的途径。当时，荫官制弊病严重，大官每年都要自荐其子弟充京官，一个学士以上的官员，经过二十年，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之多，这样一个接一个地进入朝廷，不仅增加了国家开支，而且这些纨绔子弟又不干正事，只知相互包庇，结党营私。所以，为了国家的政治清明和减少开支，必须限制大官的恩荫特权。
三、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为了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首先应该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范仲淹在“精贡举”条下指出：“今诸道学校，如得明师，尚可教人六经，传治国治人之道。而国家乃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况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将何以救？在乎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庶可救其不逮。”他奏请诸路州郡有学校处，“举通经有道之士，专于教授，务在兴行”，考试方法则“进士：先策论而后诗赋”“诸科：经旨通者为优等，墨义通者为次等”“使人不专辞藻，必明理道”，如此则“天下讲学必兴，浮薄知劝，最为至要”。显然，庆历新政的“精贡举”就是要贯彻推行范仲淹在屡次上书中提出的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砥砺士风，培养人才。
四、择长官。针对当时分布在州县两级官吏不称职者十居八九的状况，范仲淹建议朝廷派出得力人选，往各路[56]检查地方政绩，奖励能员，罢免不才；另外，选派地方官要通过认真的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
五、均公田。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认为，供给不均，怎能要求官员尽职办事呢？他建议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洁为政，对那些违法的人，则予以惩办或撤职。
六、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关注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有效制度。
七、修武备。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召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练武，寓兵于农。京师试点成功，推向全国各地。
八、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公文的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另外，还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各种惠政是否施行。
九、重命令。即要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范仲淹认为，法度是要示信于民，不可随发随改，为此朝廷必须制订可以长久推行的条令，删繁就简，便于实行。
十、减徭役。范仲淹认为，由于战争，如今户口已然减少，而民间负担却没有调整，更加繁重。应将户口少的县裁减为镇，将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并为一院，公署杂役，可派一些州兵去承担，原来的差役人等，即可回村务农。这样，民间便不再为服劳役而受困扰了。
《条陈十事》写成后，立即呈送给宋仁宗。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施行新政，便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诏中书、枢密院同选诸路转运使和提点刑狱，规定官员必须按时考核政绩，以其政绩好坏分别升降。更定荫补法：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十五岁、弟侄年满二十岁才得恩荫；而恩荫出身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得补官。又规定地方官职田之数。庆历四年（1044）三月，更定科举法。接着颁布减徭役、废并县、减役人等一系列诏令。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这样拉开了序幕。在范仲淹的主持下，新政实施短短几个月，政治局面就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精简；以往凭家势做官的子弟，受到一些限制；昔日单凭资历晋升的官僚，增加了考核业绩品德等手续；有特殊才干的人，得到破格提拔；科举中，突出了对经世济用学问的考核；全国普遍办起了学校；等等。最关键的一条改革是：范仲淹主张改变中央机关多元领导和虚职分权的体制，扩大宰臣的实权（请特别关注这一点，这是士君子文化的良性扩张，向帝王文化抢地盘），以提高行政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