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论、革命工具论和阶级论，在理论上得到论证是容易的，但是，一碰到中国文学经典，就大都疑难重重。《三国演义》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它所颂扬的人物却是一伙军阀；《水浒传》是“农民起义的史诗”，但是起义英雄不但投降了，而且去征讨另一支农民起义军；《长恨歌》强调的永恒的爱情可能在封建帝王和他的小妾之间产生吗？这首长诗的“主题”，就成了全国唐诗研究者的哥德巴赫猜想；在那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红楼梦》被说成“阶级斗争史”，但是《红楼梦》中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阶级斗争，恐怕是很难说得清楚的；如果前期的孙悟空是造反英雄，那么后来随唐僧取经，降妖伏魔，算不算是投降背叛？如果是，为什么又经历几百年的考验，还受到人民大众喜爱？单纯从反映现实来说，杜甫比之李白要深刻，为什么毛泽东又特别欣赏李白，对杜甫不太感兴趣？在浩劫期间，郭沫若用地主的剥削生活为由去声讨杜甫，留下的不是学术，而是笑话。
有限的文论话语在无限丰富的文学宝库里，真是可以用捉襟见肘来形容。除了从中派生出一些从属性的话语来，还有什么办法解决理论的危机？
正是因为这样，五六十年代经典文本解读，以其对象的系统性和评价的反复性为特点。在解读过程中，古典和现代文学史一部一部地出现，又一部一部地重写，刘大杰对那部很得青年欢迎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改写了两次（第二次没有改完），林庚也改写了他的《中国文学史》，也是半途而废。郭绍虞、罗根泽改写了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质量并不见得有所提高。陆侃如、王季思、游国恩、萧涤非、谭丕谟、容庚、詹安泰都参加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和改写，王瑶、张毕来、唐弢的著作为一代人解读经典文本的困惑和痛苦留下了历史的记录。
革命文论本来并不丰富的话语由于样板戏和“三突出”的理论的出现而更贫困而更封闭，结果，其权威性和合理性，已经不能用自身的逻辑力量，而靠行政强制来维持。依靠权力制造一批宏大的概念，如人民大众、时代精神、历史规律等等，其隐蔽性的特点是，单向的武断，取消派生求异的倾向的合法的地位，反而导致文论的危机的加深。
但是，行政的强制性一旦解除，脆弱的范畴和话语的堤防就不能不崩溃，求异的话语思潮就不可阻挡了。
三、从经典文本中寻求派生范畴
话语的绝对封闭走向了它的反面，导致了80年代初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政策的解除，人终于从阶级斗争的符号中解放出来，文学也随之突破了工具论的框框，在革命文论的有限范畴中对话语作有限调节和话语派生的历史终于结束了。
话语的解放是从审美目的论开始的，审美目的论公然宣称与实用功利和理性认识的不统一性，理论家们不再躲躲闪闪地用大前提上的求同，来掩盖求异。正是这种坦然的求异性，使中国文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
中国文论家曾经那么义愤填膺地批判过王尔德的为艺术而艺术，但是，历史却鬼使神差地让他们觉悟到文艺的目的就是长期被遗忘了的文学的审美价值。这是一种以情感为中心的包括意志、感觉在内的心灵多层次结构的功能，当康德在《判断力批判》把它叫做“鉴赏判断”（宗白华译文如此，朱光潜译作“情趣判断”）加以分析的时候，特别强调了它“不是知识判断，从而不是逻辑判断”，“没有利害关系”的超越功利性的特点。至于它与认识、反映的关系，当时的理论家还是比较审慎的，有人提出了“情感反映论”，有人提出了真善美三者互相“错位”，审美价值既不与科学的真、道德的善重合，也不与之脱离，而是与它们处在一种“错位”结构之中。
这不但意味着观念的变化，而且意味着学术研究上求同的思维方法的变化。传统的革命文论总是维护着文学与政治、文学与认识、文学与道德的统一性（求同性），这种求同性美化着文学的从属性，即文学总是从属于另一种更高的目的；一旦文学有了自己的审美目的，文学与政治、文学与认识、文学与道德的简单求同性的思维定势就瓦解了。
这个问题一旦被解决，就没有什么西方文论流派可以被拒之门外。文学作为自由的象征、文学的主体性、文学是生命的体验等等的观念，应运而生。1985年的方法年、1986年的观念年、1987年的语言年……纷纭的话语的引进，文论界与思想界一样，经历着思想蜕变期的跃进。
中国当代文论这20年的高速发展，凝缩了西方差不多一个世纪的历程。
这个历程的内涵不论是哲学的还是文学的，都是空前多元的：从认识价值中心论，到情感价值中心论；从工具论到目的论，很快又飞跃到以解构为特点的反本质主义。从西方传统的浪漫主义，以作家的创作天才为中心（包括以弗洛伊德的深层心理学说为基础的创作心理），到新批评以文本为中心，发展到结构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包括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符号学的语言为中心的转向，从而引发出以读者为中心的现象学美学、接受美学、阅读理论；从世纪初的弗洛伊德、索绪尔，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话语的洪流滔滔滚滚而来。中国当代文论就这样从话语贫乏、失语，转入到话语空前多元纷纭的历史阶段。而如今引进的文论是多元的，因而，标签如天花乱坠，“新名词（标签）大轰炸”，造成了巴比伦式的混乱。
在西方，话语的变迁和流派的更迭，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一套话语体系已经在反复运用的过程中，充分普及了，磨损了，失去了去蔽的能力，才由另一套话语范式、范畴逐渐取而代之。中国补课性质的引进，还造成了一个特殊的现象，那就是前沿话语优先权的争夺，因而，话语、范畴、范式的交错、杂陈就是一时的历史文化景观了。
向多元前沿文论话语仓促认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和范畴的断裂和错位。
在这种多元话语的天花乱坠的狂欢中，只有比较清醒的少数人发出了“范式危机”、话语“清场”的警语。如果说，对于当年的革命文论家来说，最大的考验是，能不能在话语体系中，寻觅弹性部位，好像将一根珠串延伸似的，作话语的派生。而对于当代文论家来说，进人文论境界的前提，就是清理多元话语的现场。首先要把断裂了的和脱节的空缺弥补起来；这好像是为散落的珠玉寻找串连的线索。像南帆在《散文与文类》中那样，把与他要论述的“文类”相对应的许多流派的话语，包括新批评的、托多罗夫的、巴赫金的在概念和形式上并不完全相同、平行、连续、对应、贯通，而是相互分裂、错位、混杂、分属不同体系的话语，提炼在他提出的“文类”范畴之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胜任，而且有足够的耐心的。而缺乏这样的意识，就很难进入真正的学术讲究和创造的层次。
在话语的贯通上的不考究，就不能不使学术的积累失去了方便的载体。
以俄国形式主义的引进为例，一般来说，它结束了对于内容与形式二元对立的统治局面，代之以“陌生化”的范畴。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是革命文论的中心话语，在它被宣布为“过时”的时候，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也已经过时了，因而很难在有自尊心的文论家那里继续使用，但是也还没有更好的得到认同的话语、方法，来代替它。
这就是所谓话语的断裂，也意味着学术传承的中断。这种状况迫使一部分文论家除了硬性地死守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范畴以外，就得接受失语状态。一部分文论家则跨过这对范畴，借助任何方便的话语，甚至自然科学的话语；虽然，临时借用的范畴并不比内容与形式二元对立更有阐释深度。
意味深长的是，就在我们陷入惶惑之时，不但俄国形式主义者和布拉格学派，而且结构主义者仍然把二元对立作为他们分析文本内在结构的一种基本方法反复使用；同时，在卡西尔的《人论》和苏珊.朗格的《情感与形式》中，形式仍然是一个基本的范畴。而中国文论的许多精英那里，形式与内容二元对立的范畴却被“悬搁”起来，停止了学术的积累。西方文论之所以忽视形式范畴，是因为他们的文论越来越忽视文学艺术与哲学文化的区别，而我们在这方面一直是有所保留的。其实，形式范畴的生命力是不可忽视的，将形式范畴作话语的派生，如，原生形式和规范形式，规范形式和亚规范形式，草创形式和成熟形式，在艺术分析上还有广阔的天地。由于对西方文论的某种盲目求同，以致我们每逢不得不面对形式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就用一个不太遭到歧视的话语“文类”（genre）来代替它，事实上不过是在翻译上要了一个小小的花招；而涉及列内容的时候，也回避这两个字，改用意识形态来代替它。
事实上，受到冲击的不止是内容与形式，而且还牵涉到二元对立的方法。自然，辩证法的二元对立，作为方法是不全面的，在政治生活中，把人硬性地分为左派右派，把人物机械地分为正面人物、反面人物，这些强制性的向两极归类，甚至是粗暴、野蛮、残忍的。事物内部相反的两个极点，自然不是全部。从理论上来说，在方法中蕴含的事物的方面越多越好，例如，老子第五十一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从一分为二到一分为三，应该比二元对立的方法优越。依此推演，四分法、五分法……越是多分就越好。但是，越是接近全面，也越是难以成为方法，还越有可能变成现象的罗列。而二分法，虽然并不全面，由于它从一个极点，到相反的一个极点，不但在心理上，是比较方便的，而且在学理上，也是走向全面的一个起点。所以连在康德那里，虽然在价值范畴（审美、实用和认识）、心理范畴（知、情、意）和认识范畴（感性、智性、理性）的构成上，使用了一系列的三分法，但是在具体论述的时候，他基本上把三分法放在一边，总是在功利性与非功利性、主观与客观、快感与痛感、普遍与特殊的二元对立之中来展开论述的。事实上，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特别展示了一系列的“纯理性的二律背反”。也正因为这样，对立统一、一分为二、黑格尔的正反合仍然是人类进行理性思维的一个基本模式。一些在理论上反对二元对立的人，几乎毫无例外地，在行文中仍然自发地使用着一分为二的方法（例如，所谓陌生化的效果，就是显性的陌生化语义相对于隐性的通常语义的张力），没有什么人在使用一分为四、一分为八的时候，不陷入“开中药铺”的现象罗列的。二元对立方法，作为人类思维的一种重要方法，有再大的局限，只能以三分法加以补充，而不能轻率地取消。因为这是目前人类思维的一个最重要的范式。说句笑话，就连美国国务院的对华政策发言，其思维方法，也不能不归属于这个范畴。在1985年，林兴宅试图以自然科学的系统论来分析阿Q性格的时候，以多个要素的闭合性结构，亦即“系统”，代替了通常的二元对立的模式，虽然引起了举国的狂欢，但是，就此系统的每一个要素而言，则仍然毫无例外地由一对互相反对的因子组成。而刘再复曾经轰动一时的《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的系列论文，后来虽然意识到二重不够，而且又落入二元对立的窠臼，出版论文集的时候，把《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改为《性格组合论》，但是并没有改变作为思维模式的二元对立和转化：如美与丑、善与恶、悲剧与喜剧、崇高与滑稽、浪漫性与崇高性、崇高与秀美、模糊性与明确性、个性与双向逆反、同质环境与异质环境、形而上与形而下、圆形人物与扇形人物等等。以开拓文学研究思维空间为目标的刘再复尚且不能完全逃脱二元对立透明的罗网，其他评论家就可想而知了。
盲目反对二元对立，搅乱了方法论上的自觉性，更导致了范畴和话语的整合的困窘。
放纵了话语的超前性追求，盲目悬搁普遍性的思维方法，使整台话语断裂的逻辑线索的难度加大，更使各个流派之间的逻辑关系被遮蔽。疲于简单求同，无暇顾及当年革命文论从主流话语中派生话语的传统，中国古典文论的范畴也无法进入整合视野，西方文论就很难归化为中国当代文论，而中国古典文论也就谈不上向当代转化了。
以康德的审美价值的补课为例：审美判断“不是逻辑判断”，本是比较抽象的，未经充分发挥的，有很大的话语派生余地，但是绝大部分的研究者的聪明才智，被向康德的权威求同倾向所遮蔽了；因此，“不是逻辑判断”的内涵就一直停留在二百年前那个欧洲人的字面上，很少有人去追究一下，究竟它是怎样不合逻辑的？比如，它和小逻辑的同一律、排中律、矛盾律、充足理由律，是个什么样的关系？陷入爱情的姑娘情感的模糊，是遵循同一律还是违反它更为动人？情感的复杂，是冲击矛盾律和排中律，还是顺从它们更有感染力？在浪漫主义的诗人那里，情感往往是绝对化的，是符合一分为二的辩证法规律精彩呢，还是相反？
从抽象到抽象的思辨，完全不顾文学创作的实践，甚至连歌德、席勒都不屑一顾，本来是康德的缺点，可是我们求同的思维惯性却使我们忘却去考虑作为二百年后的理论家应有的高度及其创造职责。在被动的照搬中，也就来不及拿康德书斋里的天才的猜测，和远在地球东方，我们老祖宗关于情感与理性的论述进行比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