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漫淡漠的熊正良似乎一直在与文坛较着劲，这么多年来，文坛一直忽略这个人的存在，至少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与他的实力和实际的成果很不相称。但熊正良没有动摇，没有改变，如果说有所改变也只是在他原来的道路上更偏执地往前走了几步。他不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实际上，他很谦和，很随意，不强求。也许正因为此，他一直平静而随意地走着自己的路，他执拗地经营他自己的那一片红上地，同样忽略了文坛的存在。
他忘记了写作是一种群体行为，一种社会化的象征行为；正如文坛总是忽略无法归类的作家一样，除非他们老到到汪曾祺那样的地步。这么多年，熊正良忍受过来了，以他的方式书写着远离文坛中心的小说。他的那些故事，那种态度和方式，没有时间向度，没有社会方位，它们来自红土地，也隐匿于红土地。
事实上，熊正良数年前还引起过某种程度的关注。1995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一套“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收有熊正良的小说集《红锈》。著名的军队评论家朱向前曾写有“编后记”，里面使用了一些颇有鼓舞性的词句。例如，朱向前以为，江西大半个世纪以来，除了个别作家能在某一个领域或某一个阶段对中国文坛发生影响之外，基本上还少有能持续冲击中国文学的人物。言下之意，朱向前把熊止良看成是江西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可多得的作家。朱向前慨叹，“红土地始终处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版图的边缘地带”，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熊正良异军突起……看来，朱向前认为熊正良是振兴江西文学的顶粱柱式的人物。但朱向前的评价似乎并来引起更多同行的戈注，就朱向前而言，他也是汀西人，他对江阿文学的那种怀乡情感，也难以引起其他地域同行的共鸣。熊正良掀起了短暂的高潮，很快义如泥牛入海。熊正良难以归类，也难以定位。传统，现代？
写实？先锋？也是在那篇后记里，朱向前提到雷达在一次关于熊正良作品品讨论会上的发问：“江西怎么出现这样一个现代派作家？”雷达还说：在现代派这点上，在某些方面，他比我们现在评沦得很多的先锋小说家还要先锋。我不知道雷达是把熊正良和哪几位先锋派作家对比得出此结论的，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熊正良曾经被归到现代派和先锋派一类之中。朱向前在归类时显得比较谨慎。他使用“印象域派”这一比喻性的概念来描述熊正良的写作特色。他认为，把视觉经验、空间想象和神奇现实巧妙通合。从而写出那片令人激动不安的静穆的红色，可以看成足熊正是的创作特色。我认为朱向前的概括是非常准确而精到的。
事实上，熊正良是一位风格化的作家，他的艺术特征十分明显，任何稍有艺术敏感性的人，都能感觉到熊正良的艺术风格。
他写作的主题，他的人物，他的地域特征，他的叙述方式，他的语言表达形式等等都与众不同，都有他的独到之处。也正是因为他的个人化风格过于明显，人们很容易被他的表面形式所吸引。从而放弃了深究他的思想主题的努力。
熊正良1992年出版的小说集《乐声》收有《乐声》、《红薯地》、《飘香松林》二个中篇，由百花洲出版社出版；同年还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死亡季节》，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前面提到的《红锈》收有《老鱼》，《卧槽马》、《红河》、《红锈》、《苍蝇苍蝇真美丽》等。这些作品中，《红薯地》、《红河》、《红锈》可看成是熊正良“红土地”系列的代表作，尤以《红河》和《红锈》更她良好的功力。实际上，熊正良印象主义式的叙述根源于乡村自然主义的抒情本质，熊正良小说的精神实质是一种乡村自然主义，其根本意义在于乡村的自由主义精神和浪漫情调的结合，具体表现在：1，对土地的爱恋与逃离的双重态度；2，与自然景观相和谐的人伦情感；3，爱与美构成的必然悲剧；4，抒情性的叙述方式。
《红河》讲述一个乡村青年的爱情经历。一个自由游荡的乡村青年，为一个姑娘所吸引而结婚，结果，姑娘死于难产。这样一个故事没有特别之处，它的特征就在于它的完整性，一个有开始和结束的故事包含了小说叙事需要的全部因素，爱情、情欲、婚姻、生产和死亡。这个包含了悲剧因素的故事，实际上却被熊正良叙述得感伤而浪漫。悲剧的情愫最大可能地为自然主义的情感之美所冲淡。
《红河》一开始是这样叙述的：“我再也走不出红土地……
我又一次觉得自己的的确确几千年以前在这里生活过。”这种叙述是有象征意义的，一个乡村青年四处游荡，他耍寻找什么？走出红土地的路，他漫有明确的目的四处行走，但他又不断地预感到“再也走不出红土地……”。因为走不出，所以要不断地四处行走，随遇而安。他走到某个村庄，也许根本就没有远离家园。他在某个地方为乡村女子所吸引，他就在这里继续生活。熊正良的乡村主角总是这样自由自在，他们生活在红地上，不满却又心安理得。这里没有真实的人与社会的冲突，一切困境和灾难都是自然的，人只有与自然抗拒或顺从自然的神秘力量。在这样一片似乎与外世隔绝的红土地上，人们生生息息过着艰难而平静的生活。这个更具体的地点，一个榨油坊，是一个拒绝时间和历史的自然空问。随意发生的爱情，偷情，怪胎，上吊，生产，偶然的死亡等等……这些都与人类社会的文明制度无关，没有历史，没有时间，一切都是从远古时代绵延至今的牛活。人与人的情感，人与自然的情感，人与动物的情感，这一切都源白人与自然合一。所有这些事情的发生和消失，都显得平静而自然，正如叙述人所说的那样，好像几千年前就生活在这里。
熊正良试用去写出一种远离工业文明的纯粹乡土中旧的故事，乡村直以它的方式存在，这里的生活实质就是人与白然的和谐统一，人没有从自然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也许无法摆脱出来。男主人公“我”在新婚之日突然像疯了似的逃跑，他当然没有跑成功。他惟一能做的就是半夜起来撞油榨，以此来表示他向往外面世界的心理：“我觉得那响声仿佛是一道白色的弧光，这弧光载着我的一颗心悠悠远去，飘出红土地，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实际上，这红土地上的人们都有逃跑的经历，油信子年青的时候不也想跑出去吗？“我那几年跑呀跑呀，可睁开眼还在这块地上。红红的，红土地太大了……”是红土地太大了，还是乡村的人们骨子里眷恋红土地？他们压根儿就不想跑远，当然跑不出红土地。熊正良显然处在两难境地：他努力去写出红士地上艰难困苦的生活及人们对乡村生活的逃离；但另一方面，这里发生的生活却并不是悲剧性的。熊正良显然为他所描绘的自然乡村的情景所迷醉，以至于这里发生的任何灾难和苦难都有一种纯粹的美感。显然，熊正良的红土地系列带有寻根的流风余韵的色彩，在某种程度上还与奠言的“红高粱”有某种承继和发挥的关系。尽管熊正良还不至于像莫言那样对红高粱家族的生活心醉神迷，但他对这土地上的故事也怀有一份欣赏。也许截然的价值判断并不重要，叙述人本身的两难，也许就是那土地上的人们真实的处境。熊正良的红土地的故事，也像是一个成长的故事。经历过红土地的洗礼，年青一代的农民终于成熟了，习惯丁红土地上的生活。他们不再逃离，逃离足没确用的，他们就属于红土地的子民，他们像父辈样经历过苦难和死亡的磨砺而成为红土地上的硬汉子。在这意义上，这义像是一个经典的关下逃离与归乡的故事的缩写。
相比较而言，《红锈》更多地透示出一些当代乡土中国正在发牛的生产关系的变异。《红锈》最早发表于1994年《收获》，经历过1992年中国南方沿海城市的经济腾飞的神话，中国乡村也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土地的关系都发生了相应的变更。
这篇小说的叙事实际由两个故事构成，一个是关于“我”的故事，一个是关于“野狸子”的故事。这两个故事通过“我”和“野狸子”若有若无的关系而勾联在一起。这两个看上去无关或关系松散的故事，其实有着某种内在的相互对应折射的关系。
“我”的故事表现着现在红土地上正在发生的一些微妙变化。
传统的生产关系、人伦关系，被一种新型的经济关系所取代。
“我”与冬芥子这个同母异父的兄弟，也不能保持传统农业社会的那种亲缘关系，而是展开了经济竞争。冬芥子显然代表了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他并不顾及传统的血缘关系，而把同胞兄弟挤垮。而“我”也忭着愤恨接受了这样一种生产关系，到冬芥子的油坊打工。然而，“我”本质上是一个怀旧的人，向往这块土地上的那种流浪生活，为了流浪甚至提出离婚。于是他四处流浪，直至进入监狱到释放，多年之后才又返归故里。
“我”的这种心理状态，与“野狸子”的那个故事构成一种转喻关系。这个女人与游方郎中的关系渗透着传统乡村社会的意味。一个为丈夫的疾病所苦的女人，引来游方郎中存家里为丈夫治病，而病人膏肓的油倌无可救药。游方郎中是一个乡间自由主义者，一个无望却随遇而安的人，他为油倌治病又对“野狸子”想人非非，观看“野狸子”的乳房，甚至爬上她的床。他的医术和离奇古怪的药方——关于柳树的一些说法，具有乡脚浪漫主义和魔幻现窭望的双重特色。也许油倌的故事穿插其间。具有一些勉强的象征意义，患了水治之症的乡村的那个莫名其妙的毒瘤始终存在着，它占据着乡村生活，压制了乡村的希望。
这个仅仅存在着的无实际所指也无明确寓意的障碍，并不是小说的成功之笔。
‘野狸于”的故事重现丁乡间的过去时光，那种生活方式和生存情景，它们与现在的“我”的故事处于同一时空却若即若离，作为乡间勉强保持的种记忆散落在叙事之中。这里值得玩味的是，“野狸子”的故事似乎还足作为叙事，它占据了故事的开头位置，并且占据不少篇幅，但这个故事总是不断地在后退，退到叙事的背景，它们像是一些无法概括的乡间表象和情景，具有“过去时”的存在情态。它们散乱在现在故事的各个环节，实际被现在的故事推到后景，变得无比虚幻，它们象征着一种逝去的乡村背景。
不管是“我”的现在的故事，还是“野狸子”的实际指向过去的故事，都以极为松散的飘忽不定的笔调加以勾勒，熊正良力图浮现出的是一些关于乡村的印象和记忆，那些残留的过去时代的片断，与现在的不安分的躁动的场景相交融。绘出了特别的乡村情景。它们显示出乡土中国在转型时期所表现出的双重历史矛盾。
近几年来，熊正良的小说写作正在发生一些潜移默化的变化，他更多地转向关注带有乡土中国印记的城市生活，关注人们从历史中走出来的更复杂更有张力的那些矛盾。
1997年，熊正良在《漓江》上发表中篇小说《城市麻雀》，它表明熊正良有构造复杂的叙事情境的能力。摆脱掉红土地的背景之后，熊正良正致力于在人性的深处去思考人们生存的困境。
这是一篇“隐喻性”的小说，关于麻雀的隐喻构成了小说叙事的内在思想。“隐喻”性的叙事与“象征”性的叙事不同，后者以象征为中心，故事中的人物和叙事观点不断追踪象征的意义而展外，象征始终是一个独立的符号，构成整体叙事的动机，如叶芝的诗《丽达与天鹅》、《驶向拜占庭》，悔特林克的《青鸟》等等。
在隐喻性的叙事中，隐喻符号作为中心思想沉潜于整体叙事之下，所有的故事最终的所指都町以归结为这个符号。熊正良试罔写出城市腮民卑微的生存处境，表现人类生活的有限意义。
他试罔表现并且追问：人们如何生存？如何超越困境？在某种意义上，这篇小说具有反存在主义的倾向。存在主义反复宣称人可以自由选择自我本质，然而，在熊正良的叙事中，人只是徒劳地选择自我的本质，不断地丢弃自我存在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