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之后，人们可能会意识到，在八九十年代并不红得发紫的格非，应该是20世纪存留下来的少数几个最优秀的中国作家之一。在所谓的先锋派群体中，格非总是被巧妙地放在巾间位置，不那么突出，也不被冷落。但人们都清楚，格非的商业价值，远逊于苏童、余华。出身于农家的格非，似乎并不那么重于功名利禄，迄今为止少有涉猎影视，至少表明他不那么工于心计，也不那么热心于以文学谋求一夜暴富。他依然不温不火，在大学中文系教书，执着地读着一蟪现代的或古典的作品，按内心的冲动写着他的小说。格非在90年代出版了数部长篇小说，如《敌人》（1990）、《边缘》（1993）、《欲望的旗帜》（1995）等等，这些作品都没有引起强烈的反响，只是不置可否地被人们放在一边。但我坚持认为格非是这个时期最卓越的作家，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未来大师。试图去读解他后来的长篇小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的作品总是有相当复杂的叙述结构，没有人对形而上的生存问题像他考虑得那么深刻。那么坚持不懈，并总是能找到恰当的小说叙述方式。没有人像他那样，能在小说的叙述语句中，把复杂性和单纯性兼容并蓄。格非小说的叙述语言总是纯净透彻。含义订杂，意味深长读～凄他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写下的中短篇小说，就可以发现其小说叙述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和难度，格非早期热衷于运用“空缺”和“重复”来构成叙事的内在机制，使小说叙事在空缺和重复造成的技术件装置环节，突然具有无穷的意味。尽管格非的“空缺”带有很强的博尔赫斯的痕迹，但作为汉语写作，格非无疑有着他的创造性发挥。
格非最早运用“空缺”展开叙事的作品当推《迷舟》（1987）。
传统的小说叙事赋予故事以自觉的历史起源，故事变成历史，成为一个完整的生活世界，在这里，话语秩序被因果必然性决定，不管作为一段历史过程还是作为一个解释的世界，它都是完整无缺的，至少它在自身存在的理念上是如此。传统小说把简单过去时改变为现在进行时，把叙述人“我”改变为第三人称“他”，正是为了获得一种历史的完整性。现在，小说叙事力图消除历史的起源性或历史的连续统一性。格非的叙事作为一个历史故事，其历史起源性已经无可摆脱，他面临的艰难任务就是去打破故事的连续统一性。因此格非经常使用的方法就是造成历史过程的某种空缺，来给故事的历史性重新编目，故事本身为寻找自己的历史而进入逻辑的迷宫。格非在《迷舟》里写了一个由战争和情爱两条平行线索构成的历史故事，这两个传统主题被格非交合在一起。它们的主题意义随着叙事策略的展开而增长。这个故事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都是不完整的，它总是在关键性的部位留下一个“空缺”。“萧去榆关”不管是在战争线索还是情爱线索上都占据“高潮”的位置，然而它被省略了，因为省略，两条线索既被撬开又被绞合在一起。“错开”是因为被误读，“绞台”则是因为填补这空缺，空缺变成一个解释和补充的陷阱。三顺和警卫员都是先验读者，他们各自都披自己阅读的“前理解”所控制，在三顺看来，萧去榆关是去看杏，而警卫员则认为萧是去传递情报。警卫员根本不顾及这一行为可能有的潜在意义，他武断地填补了这一空缺，他自认为用六发子弹打死萧可以使这个故事变得完整，然而正是他使那个空缺永远无法弥合，萧的死亡使那个“空缺”变成根本性的缺失。
在这里，写作变成一次阉割行为（三顺的阉割不过是写作的一个隐喻，一个示范动作，正是三顺的阉割行为使写作的阉割得以进行），关键性的部位失踪了，它被一个“空白”所替代，空白不是无，而是无限。因此，“空缺”——这个本文最后剩余的结果，却变成对整个故事解释的前提，然而警卫员的误读表明“补充”的不可靠，补充很可能是一次更致命的损毁。
战争与情爱在这里构成一个根本对立的等级，对立的双方在叙事话语中互相渗透，却又蕴含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张力。情爱这条线索被叙述得非常细致，萧是个怀旧主义者，他总是滞留于往事的氛围中而难以自拔，萧无力区别战争与情爱的根本对立，始终生活在战争与情爱对立的临界状态，萧试图用情爱来补充战争造成的生活空缺，这注定了使他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正是战争对生活的武断干涉，造成这个无法弥补的空缺，战争对情爱的否定如此绝对而不容置疑，真理随同死亡永远“不在”了。
然而本文却遗留一个长长的“补充”链，故事本源性的缺乏不过是生活本源性缺乏的隐喻方式，不管是萧用情爱来填补战争反倒造成生活的空缺，还是警卫员用六发子弹填补故事的空缺，都使生活的历史起源和故事的历史生成变得更加不完整。
空缺也就是“不在”，在《青黄》里，格非干脆去追寻一段“不在”的历史。《青黄》就是这样一个关于追踪“不在”的故事。
“青黄”作为叙事的起源，随着叙事的进展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断为各种对它的解释和有关的事件遮盖，它成为疑问的聚集地——一个能指的“非在”。叙事的意指活动在这里面临双重悖论：叙事越是谈论“青黄”，越是远离“青黄”；叙事远离“青黄”，却在切进“青黄”。因此，叙述人追踪“青黄”（破译“青黄”的意义）变成与“青黄”无关的历史故事。由于“青黄”起源性的空缺，因而使叙事进行中出现的空缺与空缺之间形成相互补充的关系网络，卒缺对空缺的补充有可能使故事重新组合，也有可能使故事陷入迷宫。为填补空缺而引发的多重诠释，在每一空缺的边界地带组成一道解释的差异链，很显然，这些空缺不可能被全部填补，也不可能互相补充。
在这里，格非的叙事方式触及到历史的起源性根本缺乏的问题，“青黄”作为叙事的起因，它在叙事的发展中不断异化而产生种派生的关系——对“青黄”名称的消解却引发了一部“青黄”的历史叙述作用产生了消解与重建的双重运动。
起源性的标志消解之后派生的历史依靠转喻的力量获得不断被构成的存在，“青黄”真实的历史在“青黄”作为历史名称消解的话语中浮现出来。叙事方式在这里不过是对人类历史性存在方式的一种模拟，也就是历史的字面存在与历史的实际存在之间的悖离。历史话语因为那些关键性的缺席，它是不可靠的，历史话语的存在从来都无法排除空缺，并且总是在症结处发生空缺；历史话语总是通过隐瞒，通过不完整的表述来建立历史事件的全过程。那些空缺，那些不在的话语，即是历史叙述有意遗漏、压制的部分，有可能颠覆叙述的“整体”的历史，不在使在场变得不町靠，不在有可能是历史的实际存在。
尽管桔非有意用叙述方式来排挤、压制、分离意义的统一构成，但是叙述方式在这里产生变体——叙事话语的空缺与生存论意义上的空缺构成转喻的结构投射关系。当然文本中存在大量关于“历史”、“生活”空缺的象征代码，例如，有关九姓渔户的生活编年史残破一页的描写，或者关于外乡人上岸烧毁了他的那只船的描写，它们表述了历史的某种本源性缺乏或有意割断历史的决心，然而这里的“转喻”意义更主要的在于它意指生活本源性的残破和空缺。外乡人的突然“死亡”或“失踪”，他需要逃避的不仅仅是受到当地人排挤感受到的“孤独”（他当然也不会意识到“与生俱来”的孤独），他逃避的可能是种隐迷的原始罪恶和难以弥补的生活空缺、叙事中的这一重耍的“行动代码”发生的原因被省略，不管是对这一“行动代码”的原因空缺加以补充，还是对九姓渔户和外乡人的生活编年史的残缺加以补充，或是更为本源性的补充——对“青黄”的本源性的缺乏加以补充，“可能可以修复一段完整的故事，然而这种“补充”在促使故事的历史性得以完整构成的同时，却更深刻更彻底地证实了生活的破碎。在这里，叙述作用层面上的“补充”与主题模式意义层面上的“补充”构成转喻式的解构，它们不可能被同时“补充”，在任何一个层面和方位上的“补充”，都将导致邻近或对位结构上的空缺更加不完整，形成一种解构式的破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