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到他置身于其中的本士生活，发掘那种刻骨的真实性，这就是他写作的要义，因而他的本土义具有自在的倔强性。贫困至极的乡土生活在李锐的叙事中呈现为一种生存样态。是最低的生存欲求与贫瘠的土地上的那种贫困生活，那种最低的生活欲求被表现得有棱有角。被扭曲的自尊奇怪地纠合在一起，它们无一例外地指向女性。李锐的叙事因此有棱有角，而又随时透出一种痛楚和哀怨之情。《眼石》把那样一种生存境遇中发生的两个男人的冲突推到生存的临界线上。那是基于传统观念还是男人的自尊？车把式以恩人的姿态，准确地说是以80元的恩惠得到女人的肉体，这使另一个男人受到莫大的屈辱，仇恨在这个男人的心里生长，无可扼制地导致复仇行动，最终还是又一个女人的肉体使一切同到原来的状态。被扭曲的心理全面折射出被扭曲的极端贫困的生活。精神与物质，在这里达到奇怪的呼应。最低生存欲求从最粗糙的生话状态中滋生出来，它们相互扭曲相互重叠，终至把生活推到绝境。女人是男性欲望化的对象，是在那种生活境遇中惟一的幸福归宿，同时又是他们随意发泄愤恨和屈辱的一个器皿。
在李锐的叙事中，这些女性作为最原始的欲望化的符号放置在生存的底层，他们被男性占有或被抛弃。那些处在极端困苦境遇中的男性，因为她们的存在而显示出倔强。由于欲望的存在，那些艰苦恶劣的生活有一些激动和生动。李锐的叙事总是从这里打开缺口，或者说从这里抓到那种生存境遇的惟一希单一一睢一的超越性，在这单，精神对物质的超越在无比困苦的生存中滋生出的希望，就是对女人的欲望，肉体的渴求是惟一的幸福祈求，《同行》那个被欲望折磨的可怜的黑牙，他的那些冲动，那种渴求方式，难道仅仅是他的肉体的呼吁么，欲望变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变成最紧迫的生存难题；同时也是个男人与女人对话的惟一方式，一项男人超越现存的精神活动。那种欲望受挫的过程则又是精神不断展开的过程。欲望的表达有了精神性的内容——它转变为扭曲而细致的心理活动。《青石涧》的那个牧羊人，全部的内心欲求都集中于对个女人的欲望上，由欲望转化而来的那种心理变化，十分细致而透彻地表现了最绝望的生存境遇中的中国农民的特殊心态。他们的绝望、悲哀、固执和倔强的存在。这块土地上的生活全部被物质化了之后，满足最低的生理欲求也就有了精神性的超越意义。性成为生活最后的支点，又是生活最后的希望和绝望，它的双重性正表现于此，它是实在的、可感觉和触摸的存在，却又折射出生活全部的和最后的悲哀。所有的痛楚都从这里涌溢而出，因而它又有着无可置疑的绝对性——还有什么样的绝望和希望能与之相比呢？这就是典型而极端的第三世界的生活境遇，绝对而纯粹的“东方他性”——尽管李锐无意于此，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从那块土地上呈现出来的。正是他采取了彻底的剥离态度，面对那种极端而纯粹的生存境遇，而对那种绝对的生存样态时，他的叙事给出了这种绝对的“本土性”。
《北京有个金太阳》是李锐在90年代发表的作品，与表现吕粱山生活的《厚土》系列相比，李锐更注重历史性的思考。这篇小说看似平淡，其内涵极为厚实。它讲述了一个贫困地区的小学教师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李锐当然不是重复人们反省那段历史的习惯做法，他把视点移到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本身；而历史不过是一个舞台，一道布景，重要的是人如何在特定的生存境遇中意识自身的存在写出人的特殊境遇，这是李锐的一贯追求，当这种追求小再置放在享受着现代文明的城市人的身上，而是投向贫困状态中的人们时，李锐对人的生存境遇的书写，就显得独特而有力度、他的视点既是立足于现代观念意义上的那种思考，又力图去写出与现代观念乃至现代（西方）文明迥然不同的那种生存性状——一种本土化的绝对的“他者”存在状态。
事实上，小说叙事以其不露痕迹的反讽性描写，在仲银与乡亲们之间构成一种颠覆性关系。没有文化的农民夸大了仲银的文化权威，这种夸大本身是一种误读和误置，仲银始终处在一个不恰当的位置，并且他又是如此欣赏和迷恋这个位置。学生和乡亲总是突然间回到一种真实的状态，红袖章到了冬天做了擦鼻涕的手绢，于是仲银只有深深地落空。他只好慨叹全都没文化，没有共同语言。“深深落空的仲银只好再回到自己的自豪和孤独当中去。仲银忽然觉得这么大的吕梁山，怎么就放不平自己的一颗心了呢。”很显然，李锐没有正面描写“文化大革命”，也未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任何反省，现在他的叙述全部放置在这个人的内心，“文化大革命”是如此生动地诱惑着他，这个向往文化，一直试图在文化上确证自己的人，他幻想着站在天安门的情景。“文化大革命”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这个穷乡僻壤的人也心驰神往。这个一直放置在一个不恰当的文化位置上的乡村教师，他的内心世界正在经受着“文化大革命”的撕扯。5斤鸡蛋和10斤白面，与站在天安门构成冲突。他属于这黄土地上的本质，使他依然怀有满心的矛盾和沉重；而他的那些超越性的幻想，则使他刻骨铭心地感到无以倾诉的孤独。‘没有文化，没有共同语言”的潜在意义，就是仲银一直在寻求一种超越这个现实的文化和语言，现在“文化大革命”正提示了这样一种前景，他可以在这个语境中重新指认自己，重新选择他的自我本质。
李锐当然小是简单地写出了“文化大革命”的蛊惑人心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穷乡僻壤的人，他的超越性的幻想与“文化大革命”遭遇的情景，“文化大革命”让每一个人完成了一次白我的最新指认，仲银这个一度是方圆十里的文化权威的人现在又面临着挑战，知识青年使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所处的位置，他的存在的局限性在那双方口布鞋上被充分体现。口琴吹奏《北京有个金太阳》也掩饰不了、表达不了他的悲哀。他甚至不惜挺身去承担那张标语的罪行，这个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超越性存在，为了在文化上的自我指认，以整整8年的监牢生涯为代价。这个悲剧被李锐有意作了淡化的处理，李锐要表达的可能是更为复杂的意蕴，即处在第=世界文化中的个人的存在是如何与历史相遇，由此来表现这种文化中人的存在的特殊境遇。
《北京有个金太阳》这个美丽动人的乐曲，改变成仲银这个微小足道的小人物的生命诙谐曲；阿北京的金太阳的光芒照在这个穷乡僻壤，照在仲银这个人的身上，给予了他以特殊的境遇。这篇小说当然也可以看成是一次对知青生活的重新书写，知青这个角色现在退到次要的位置，对中国农村贫瘠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关注，与对那个年代无孔不入的政治混为一体，制造了一种苦涩的反讽意味。反讽在这里并不仅仅是一种美学效果，它从那种生活状态中涌溢而出，并且构成了那种生活的历史的和本质的规定，在政治与历史的双重意义上提示了本土的特殊遭遇。
李锐对吕梁山的“本土”的书写，主要还是基于他的生活经验，对现实的意识形态背景的逃离，使李锐无意中找到了一块异乎寻常的“本士“。“剥离”是暂时的，过渡性的，李锐不可避免地要在中周的特殊的政治文化谱系内重新看待本上的历史。李锐过去所刻意描写的邡种赤裸裸的生存事实，现在更多地为政治文化方面的思考所代替。普通中国人，或者说底层中国人的生活并小只是贫困所能简单概括，他们同样为政治、为历史生成的文化现实所支配《北京有个金太阳》反映了中国乡土生活如何被政治所异化。在90年代之初，相当批作家以写作历史来逃避现实，有些人单纯是为了题材的安全，有些人则也通过对历史的叙述，去发掘本土文化的那些深刻变异，一些灾难性的后果。李锐的长篇小说《旧址》（1993）讲述一个大家族崩溃的历史，几代人不同的经历与现代以来的革命（旧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革命）纠缠不清。这个家旅的历史其实折射出中国现代以来的社会革命史，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家族的几代人承受了革命的后果。这部小说在90年代初的文学潮流中并不显得落落寡合，事实上，重写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乃是那一段时期不少作家的共同努力。李锐对这个古旧的东方家族灾难性经历的描写，重新审视了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的那些深刻变动。
在这里，革命与本土的对立采取了不可调和的对抗。这个家族的破败意指着这种文化的历史延续性发生严重的断裂。李紫痕作为忠孝节义（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含义）的全部象征，终究也被革命彻底否决。李乃之这个惟一投身革命的幸存者一直在革命运动中上下沉浮，死于非命。延安和李京生这两个李氏家族的后代，一个以她女性的特殊方式背弃她的家族史，另一个则在另一种文化中勉强生存，他仅仅以一个旅游者的身份重归故里。他的家族史是如此遥远而淡漠，他成了一个真正的旁观者。李锐尖锐地写出这样家族的没落史，当然不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在现代革命历史中的命运。革命渗透进本土，革命改变了本土，李锐的写作试图去触摸那个古旧文化的精神内核，力图表现出那种坚韧的民族心性，然而它的命运却是如此彻底的溃败。
对于李锐来说，本土生活不再仅仅是与中国传统相承接的一种生活态度或人伦风习，而且是他们的生存事实，是他们卷入其中的历史，中国近现代以来的革命——不管把它描述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更为宽泛的现代性追求——把普通中国人，把乡土中国同样推到这个历史进程。所谓本土生活是一个不断被支解扭曲和损毁的历史过程，本土已经被强大的历史之手改写。李锐的写作经验不过最有力地把“本土性”这个概念赋予了现代主义的含义，事实上，“本土性”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的诉求，在看似与文学上的现代主义对立的美学意识中，其实包含了它们共同具有的对传统社会及其价值进行反思性叙述的那种主体能动性。
199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