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高光试罔从中发掘的历史涵义根本不同，“埔”不是作为文化代码去书写文化学意义上的历史，而是作为象征代码，在心理学的或无意识的水平上来讲述历史故事。与莫言曾经企图去寻找反文化的牛活史的做法不同，商光尝试写出文化史与生活史连接的心理学纽带。“墙”在小说中的象征意义，表明生存现实中确立的制度化体系（它们逐渐演变为文化史）对生活史造成的心理压迫。爷爷原来是个强健而充满欲望的男人，“墙”的阴影压垮了他的全部功能。“墙”作为防御工事并没有维护人的安全，相反却变成无法逾越的障碍，变成对男性和女性生活史的彻底围困。作者的思路颇有意思，但在对历史进行精神分析学（或考古学）的发掘时，显然缺乏穿透力，而“墙”的象征意味过于明显和明确，它所提示的意义反倒过于简单而没有再生性。
唐栋的《红鞋》（第5期）说不上是在讲历史故事，但却具有深长的历史意味。故事中属于“历史性”的因素就是那双红鞋以及与之相关的往事片断。延续至今的这些故事与“历史性”存在隐蔽的联系，“红鞋”充当了叙事的内在纲领，它在生活的那些转折关头若隐若现。随着“红鞋”沉没到主角（罗拐于）的内心，它作为叙事动机也隐没到故事的深层结构之中，构成生活永久的记忆，也构成故事永远不可逾越的障碍。它无可争议地表明，生活早已死亡，而历史却还在延续。《红鞋》在1990年无疑是相当出色的作品，稍感不足的是与“红鞋”的叙述动机相配置的描写性组织或描写情境没有给予必要的强调，叙事话语缺乏风格化的特征。
相比较而言，苏童的《如女生活》（第5期）却更能写出一种历史情境。《妇女生活》再次显示了苏童讲述“历史故事”的才能。他把明朗流畅的叙述与纯净洗练的语言结合得完美无缺，那种历史颓败的动机力量贯穿于各个描写情境。苏童的故事具有可读性却又不失典雅之气，他的叙事舒畅而又迂缓婉转。究其根源，苏童善于运用“叙事动机”。显然苏童的写作动机经常得自于其他历史文本：一段文献记载，某部名著巾的故事片断或一句话，某种经典传说等等。苏童的写作可能更经常地得自历史名著的暗不，就如音乐作品的写作经常得自前人的旋律触发的动机一样。我不知道苏童是否精通西洋音乐，但是苏童的写作明显具有音乐作品写作的那种方式。他先获取一个动机，而后在故事的讲述中充分展开这个动机，在故事的每个阶段性的转折点上充分强调这个动机。动机既构成故事讲述的出发点，也构成那些高峰状态及多个事件的内在关联。例如《妇女生活》中的“照相馆”，它不仅仅是故事发生的环境地点，更重要的在于它构成故事的“动机”（这个“动机”可能来自某部30年代的小说或某段历史回忆文献，或某张照片），并且在故事的讲述中，这个“动机”不断生发出一些“子动机”，例如，盂老板给娴拍照的那个动机，它在叙事层面决定了故事的发展，在故事层面决定了娴后来的命运。
叙事动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理论问题，这里无法详述。总之，苏童的《妇女生活》显示了与《罂粟之家》、《妻妾成群》类似的风格，尽管具体故事不同，但是故事隐含的价值标向却属于同一谱系：那就是全部历史发展至今已经无可挽回地颓败。苏童讲述的三四十年代的故事，与其说是中国现代史最初的生活，不如说是中国历史最后的时光。苏童的特长在于抓住具有生长力的叙事动机，与历史颓败的动机力量结合一致，以历史颓废主义的忧郁手笔写出历史最后时光的情境。《妇女生活》写了三代人，直延续到现在，显然，写得最成功的是“娴的故事”。“芝的故事”和“箫的故事”同然写得不错，但它们可以在“现实性”上得到辨认，苏童所擅K表达的历史意味消失殆尽，它们徒有故事而没有旋律——那种穿透历史最后岁月绵延而至的悠妊的旋律，这就是风格的标志。
面对坚硬的现实或出路由于篇幅所限，我难以详述其他几篇作品，尤使我感到不安的是没有淡到阎强国的《战争之梦》（第6期），这篇小说笔法奇崛，具有新《聊斋志异》的风格。好在阎强国的《战争之梦》系列打算写下去，我希望我有机会能全面评价这部作品。
尽管如此，在这里我不得不谈到冯青的《伊丽的母亲》，这当然不是出于“统战”的需要。这篇出自台湾作家手笔的小说，果然别具一格。我对台湾小说少有涉猎，冯青的这篇小说在台湾当代小说中未必是出类拔萃的作品，但它却是第一次震动我的台湾小说，原因可能很偏。我也读过一些李昂、陈映真等人的作品，但在大陆也可读到类似的东西。《伊丽的母亲》这种作品却是在大陆从未见过，而且短期内也不可能见到。这当然并不是说它有多高的艺术水准，大陆作家难以望其项背。这篇小说的特殊之处在于把“性与政治”当做一枚硬币的两个背面来写，这二者在外部世界的权力制度构成男性统治之网，而在人的内心，它们纠缠在一起设定了那些最隐秘阴暗的陷阱。政治作为性的社会化表达，而性作为政治的个人生存法则，其核心意义都不过是男性强权。作者以特有的女权主义眼光，掠过粗劣而残暴的政治行径，给予猛烈的抨击。雷将军不过是一个男性统治者的象征，在这里性欲与权力欲是完全等值的。伊丽的母亲优雅而高贵，而实际上是“阳具崇拜论者”，她在男性世界游刃有余，不过充肖男性性欲化的对象而已。而伊丽试图埘“资本主义式的英雄们”给予抨击，这半然触犯到男性统治的威严，她成为政治的牺牲品是理所当然的作者的叙事颇见功力，以非常从容流畅的笔法缝合阵与政治的关联网络。“泛性主义”式的描。与随时与政治发生某种关系，而在政治行径的裂痕中不断滑脱性意识的表达相比较而寿，残雪的那个暧昧不清的女性世摊、’然足中闰大陆的特殊产物，作为女权主义立场的自我表白的活浯，冯青的笔法显得极其犀利而尢所顾忌，《伊丽的母亲》无疑以其现实的理性批判精神，向男性强权世界递交了一份更加强有力的抗议书。
要想在有限的篇幅罩详尽分析评估1990年《花城》的中篇小说是不可能的，我说过这次“末路寻踪”不过是识别几个脚印的深浅而已，而我勉强划分的婀条线索恰恰表明这些脚印未必朝着方向去寻求出路，否则我就可以划下一条轮廓鲜明的进军路线了。综观l990年《花城》的巾篇小说乃至全国的小说创作，明显缺乏探索创新的作品，尤其缺乏艺术形式的革新精神。“先锋派”的探索在1990年已经疲软，甚至完全倒退到故事中去。这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当代文学关于小说叙事形式方面的探索已经走到尽头，其探索下过刚刚开始就宣告结束。当然，当代文学已经丧失了80年代的意识形态热点，但是在纯文学的范周内也有可能制造艺术探索的某种势态，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创建某种流派风格。例如，“都市文学”或“新历史主义”（为区别于美国7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不妨称之为“后历史主义”），或“后古典主义”、“怀乡主义”、“东方神话主义”等等，都不失为突破口，当然，这些名目要有坚强的理论作后盾，要在理论上作出严格而有深度的论证。
归根结底还是要找到进入中国当代现实的人口处，值得深思的依然是福科说的那句话：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重要的是讲述话语的年代。对于文学批评是如此，对于文学创作同样也是如此。
1991茸5月30日于北京走有庄原载《花城》1991年草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