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讽喻小说：现实主义的奇怪复活1991年，数篇讽喻小说成为文坛的街头巷隅的热门话题之一，这显然是当今中国大陆特殊的社会矛盾的产物。针砭时事，讽喻现实，这本来是现实主义理论认可的乃至提倡的精神，然而事实上，在“建国”以来的文学历史实践中，现实主义的含义完全为主流意识形态所规定，合乎权威话语设定的“本质规律”的作品是“现实主义”的，否则就是反现实主义的。“文革”后文学一度充当思想解放的开路先锋，以批判极左路线为宗旨而被认为坚持和发扬了现实主义精神。80年代后期，随着大陆知识分子参与主流意识形态实践的愿望和能力大大削弱，所谓使命感和责任感已变得徒有空名，所谓“现实主义精神“也理所当然地随之衰落。“新写实主义”的崛起既是对经典现实主义的挑战，也是对它的补充，“新写实主义”显然更多地回避了当前的现实矛盾，它那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笔法一直笼罩着一种市民气（只足少数几篇重写六七十年代贫困生活的作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1991年，几篇讽喻小说又一次提出正视现实的课题，笔锋犀利，令人耳目一新王蒙的《蜘蛛》写一个出身贫寒的小人物祝英哲靠逢迎拍马爬上公司大老板宝座的故事。这篇小说保持了乇蒙一贯具有的幽默风格，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在王蒙所有的作品中也是屈指可数的精彩之作。叙述者声称小说出白一位侨胞之手，故事的地点也都标明在港台一类的地方，但是那种逢迎拍马、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恶劣行径，特别是祝英哲这种“蜘蛛类”的爬虫，在当今大陆的官僚体制的现状中俯拾即是。王蒙一度身居要职高官，耳染目睹，多有切肤之感，故写米无不惟妙惟肖，入木三分。据说这篇小说的人物原型实有其人，但对号入座一类的读法实不足取，就其一般的宽泛意义而言，这篇小说不过是对普遍存在的逢迎拍马、勾心斗角、破坏安定团结局面的丑恶现象的尖锐讽刺。
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张洁的《上火》，“猛犸研究协会”显然是个虚构的社团组织或机关，为了维持权力和夺取权力，书记、会长、秘书长以及形形色色的人物展开尔虞我诈的角逐，在权势和利诱面前，他们厚颜无牡，贪婪成性。这些人在社会上都是头面人物，令人肃然起敬，开口闭口都是冠冕堂皇的大道理，而实际却是满肚子的男盗女娼，背地里干的大都是下作的行径。
与王蒙的幽默稍有不同，张洁的笔锋似乎更加犀利，尖刻辛辣，不留余地，把那种伪善的面目剥脱得一干二净，暴晒于光天化日之下。尽管我对把文学用作“匕首”、“投枪”一类的作法持保留态度，同时也对讽刺之于腐败现状是否有济于事表示怀疑，但是我还是对张清针砭时弊的勇气表示钦佩此外，刘震云的《官人》不失为一篇精彩的“新官场现形记”；谌容的《花开花落》以一个小病房为折射角，写尽各色人群的生活情状，虽笔调温和委婉，却也耐人寻味。
正如王朔曾经称他笔下的人物为“社会主义新人”一样可疑，我在这个标题之下来谈王朔肯定会招致非议，但是，我想提雕人们，当年王朔令人耳目一新之处，不正在于他把神圣的政治格言引用为插科打诨的原料所具有的反讽意味吗？事过境迁，王朔身上的“先锋派”光圈已经褪尽，作为一个职业写手，在文坛饱受冷漠的岁月里，王朔却成为各种读者的宠儿，在这一意义上，王朔是个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1991年，王朔写了一组关于“编辑部的故事”，如《谁比谁傻》（《花城》，第5期）、《修改后发表》（《小说家》，第3期）。据说这是根据一个电视连续剧的底本改写的，而各家刊物却依然如获至宝。作品一律采用对话体的写法，难免有粗制之嫌，却也还生动有趣。在这里支撑阅读兴趣的动力，来自对话的反讽幽默效果。也许王朔意识到他说的那些故事并不重要，与其绵里藏针，不如赤膊上阵，就干脆来对话体，插科打诨。油腔滑调，嬉笑怒骂，或许还能收到“多声部”效果。当然，王朔是个聪明人，不会不识时务，不会尤视他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事实上，《我是你爸爸》就多少表现出王朔的变化，例如叙事中的描写性成分加强，注意捕捉心理变化的层次感，调侃政治格青改换成更具普遍意义的对政治权威话语的反讽等等。那些出现在小说开头和段落转折处的描写性情境，与“先锋派”小说的惯用句法相差无几，给予角色活动以一种状态，叙述表达的反讽意味与角色的错位感觉相交。不管如何，王朔是当今少数几个能够触及中国大陆活生生的现实而又不至于矫饰的写作者。显然“讽喻”是他的防身武器，他的人物不仅嘲笑周围的现实，也嘲笑自己，他们并非是愤世嫉俗之辈，而是永远找不到（找不准）自己的社会位置的尴尬之徒。如果说王蒙、张洁诸人的讽刺是一把锐利的刀子，解剖那些丑恶现象使之毁灭；那么王朔的嘲弄仪仪是玩笺，通过对一切不能实现的东西进行讽刺而获得胜利，王朔的嘲弄与社会现实达成了和懈。
在这个意义上，王朔远离现实主义而更趋向所谓的“后现代主义”。
5.结语：暂时的综合与最后的承诺1991年，小说创作在彷徨与暖昧之中却也多少酝酿着变化，虽然没有大起大落的悲壮，却也有小打小闹的乐趣。罗素在评价希腊化时期的哲学时引述安古斯的话说道：
形而上学隐退到幕后去了，个人的伦理现在变成了具有头等意义的东西。哲学不再是引导着少数一些大无畏的真理追求者以前进的火炬，它毋宁是跟随着生存斗争的后面在收拾病弱与伤残的一辆救护车。
只要把这里的“哲学”改换成“文学”，这里的评价同样适用于描述当今的中国小说。
总括1991年的小说创作，我以为有以下几点特征值得强调，这些特征可能预示了下阶段文学的动向：其一，尽管有少数讽喻现实的作品，但回避现实的写作态度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不管是“新写实”或是改头换面的“先锋派”，年轻一辈的作者普遍意识到反映现实的困难，或者讲述二二十年代的历史故事，或者重写50-70年代的生活，以此来取得文学写作的“合法性”地位。其二，这并不意味着年轻一辈作者完全回避现实矛盾，他们不过改换一种手法，事实上，解构意识形态神话的意向性正在不断强化。现实的“失语症”转变为叙事的“政治无意识”，改为中国现代史（革命历史神话）或当代神话，使得当代小说叙事具有“政治寓言”的风格，这显然是当今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话语所具有的显苫特征。只不过杰姆逊（FJameson）所说的“民族”的寓言，在这里完全体现为“政治寓言”（反政治权威的话浯），这也是这种文学苛延残喘却又依然有顽强生命力的根源所在。其三，年轻一辈的作者趋于成熟的标志在于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理解有所加深，并且找到特殊的话语表述方式。正如罗兰`巴特（RBarthes）1974年中国大陆之行后在一则短文里表述过的写作愿望：“在意识形态充分括跃的时代，愿意去采取正确的立场，具有政治性，但最终又不具有；或许这就意味着去说出任何其他人很难说出的真理。”近十年后，苏珊.桑塔格用同样的意思来描述巴特后期的写作。站在历史、政治、文化的交汇处，既观望到现实的实质而又不混同于其中，这有可能成为一代年轻写作者的写作立场。其四，文学的形式主义探索在一段时间内明显弱化。一方面是那些探索的形式已经常规化，另一方面各种风格的写作呈现为融合的趋势。当代小说创作的“新的综合”时期正在形成，这种形式的综合性乃是与文学所面对的历史、政治、文化的多元性相对应的。
尽管我坚持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学已经死亡，然而长歌当哭也别有一种景观，在当今中国如此复杂的政治文化情境中，文学也许有可能再次复活。这种比喻性的说法，也许无助于理解历史的真相，不管如何，对于那些遭受语言异化和历史困厄的文明中的写作者来说，文学不得不是这样一个场所，在这里，反抗这种异化和困厄乃是文学最后作出的幸福承诺。
原载（台湾）《文化评论丛刊》199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