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次政协会上还要抓空改《老人与狗》的剧本。今年9月能拍完，演员都是真大腕：于是之、谢添、斯琴高娃、赵丽蓉。同时我让人帮我筹备下一部片子《大上海屋檐下》。这是朱铬基当市长时给我出的题。我拍完《老人与狗》立即可投入这部片子。不像原先在上影厂，两年拍一部片子，因为我没有财权和用人权，比如拍完《最后的贵族》我得从零开始筹拍《清凉寺的钟声》。现在我可以让别人先为我做好准备工作。
有了自己的公司，用人、用机器、用厂房，都可以自己选择。这次拍《老人与狗》，就没租上影厂的厂房，而租了八一厂的厂房，因为租金便宜，而且几位演员是北京的，如果去上海住宾馆，花销大。不过机器用上影的，人员也有些上影的。刚才吃晚饭坐在我左边那人你看见了吗？他是青艺的演员，我请来做我的制片主任。原先我在上影厂，只能都用上影的。可是你想想，这两年上影拍的片子为什么少有大演员？因为制度规定不能出大价钱。在国外投拍一部片子的资金里，很大一部分是给明星、导演、摄影师的，譬如占一半。我们电影厂拍片，明星、导演拿的钱只能占百分之一，其他得支付种种支出，包括退休人员的工资。现在我们恒通影视有限公司就比较灵活，只要在财力范围内的，我们可以支付明星高酬金。
丁聪：文艺家可以下海，公务员不能下海，否则就可能利用权势。
丁聪今年七十七岁，却是自己坐公共汽车，挤车换车抵达僻远的京丰宾馆的。人间“小丁”你怎么来的？他说他包一辆公共汽车来的。人说那你随从很多。他说对了，有的时候随从挤得上去他上不玄。而且他在车上老得给抱孩子的让座，因为年轻人不让。
丁聪：50年代初，我从解放前的市场经济进入计划经济、供给制，很不习惯。后来大家都不打扮，大家都一样吃饭，倒也六根清净。现在又从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又不习惯。打开电视，一边在宣传雷锋，一边是化妆品广告和时装模特儿。
画漫画，是很穷的。有人给我出点子，说你有这么好的素描功底，不如改画国画。我不，我不能把漫画放下，也不想发财。再说画国画的话就会有很多人来要画。日子能够过就可以了。我的钱都是我辛辛苦苦地从笔头上画出来的。
我觉得文艺家下海可以了解不少社会情况，可以反映到作品里。文艺家可以下海，公务员不能下海，否则就可能利用权势。市场经济应该是货真价实的自由竞争，靠后台、靠“左”都没用，要靠本事。
我是没有这个本事。画漫画得苦、穷，我忍了。我30年代在上海画画，沦陷后到香港编《良友》画报。1945年胜利后回到上海画画。1947年白色恐怖又不能画，我和茅盾等回到香港。1949年和阳翰笙、张瑞芳他们一个船回来。然后创办《人民画报》，又没时间画漫画。1957年我成了右派，1958年儿子刚出世，我看了儿子一眼就和吴祖光他们一起去了北大荒。二十二年后，到1979年平反，我六十多岁了。又要我编画报。我逃到上海避风头。我的余生，只想画漫画。我始于漫画，终于漫画。
1979年以来，我出了十几本漫画集，我觉得很充实，睡得也香。我有两句话，一句是：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吾心；一句是：愿听逆耳之言，不作违心之论。
冯骥才的房间，好像什么都有：收录机、耳机子、行李箱、公文箱、一打一打的书、画册、资料、怪新潮的衣服，就是没有人。
这里好像刚刚举办过文艺沙龙，或是刚刚策划过一部电视连续剧，或是就要提起公文箱谈合同，或是刚刚送走他的文学崇拜者和他的绘画崇拜者和俊男靓女新潮一族。
他来了，那么准确地接受信息又那么准确地传递信息。然后说：完了吧？反正一个人说一点，也不需要太多。
冯骥才：对提倡和号召作家下海，我感到惊讶。选择文学艺术，是信仰的选择，不是利益的选择。
冯骥才：下海是一种转业。如今就业机会多了，转业机会也多了，人才流动机会也多了。
但是，对提倡和号召作家下海，我感到惊讶。选择文学艺术，是信仰的选择，不是利益的选择。如果当年施特劳斯下海，现在连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也没了。可是有人说早下海比晚下海好，快下海比慢下海好。这种说法如果放在30年代，我们连鲁迅、巴金也没了。
文学创作是一种欲望，是内心的煎熬，是痛苦者在追求幸福。如果没有这种煎熬，不必为写作而写作，不如干别的，可以下海。
文学界要留给对文学有追求的人，留给那些内心受煎熬的人。
贾平凹：不要说下海不好，也不要说不下海不好。不要一窝蜂。
从大冯的房间出来，走进贾平凹的房间，反差很大。大冯像一个什么都可以变出来的魔术师。而贾平凹愣把宾馆住成了窑洞——感觉中，他屋里简朴得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贾平凹。
于是屋里泥上飘香，占风醇厚。他那叫人半懂不懂的浓重的西安口音，更使人感觉着西部的神秘与悠远。
贾平凹：不要说下海不好，也不要说不下海不好。不要一窝蜂。如果有经商这方面才能又愿意干，那就下海。我有点迷信，一个人在世上吃什么饭是有定数的。本来不是吃那行饭的，就会回到这行饭。
当然有的人又能写文章又能做生意。我只能吃写文章这碗饭。我写作是一种爱好。外边各种干扰对我没有干扰。我原先身上不装钱，后来听人说，男子汉身上必须装十元钱，我就装十元钱。我连列车时刻表都不会看。我上街不认路，说话口音重人家听不懂。如果叫我下海，如同叫我当官一样，肯定做不好。
走进张贤亮屋里，他正走动着对一屋子人谈他的生意经。有几位听者被他的生意经定在那儿似的，张着嘴、竖着耳、弯着眼，张贤亮说祖芬你坐下，然后他接着开讲。我想趁我还没变成那张嘴竖耳的一族，赶紧拔腿先去办别的事。
张贤亮其人，犯人当过了，太平间进过了，一不留神就给枪毙了。居然就没有死。没有死，就活了。写小说还不能过生之瘾，办起公司，当起张老板。
他从床上蹦起来比划着说，又一下躺到床上，然后大叫哇，我的腰，我有腰病！说着说着又蹦起来，又倒下去，又大叫哇，大叫我的腰。
张贤亮：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平等竞争、自由民主，什么也谈不上。
张贤亮：小平南巡讲话后，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中国几百年来最深层次的革命。如果这次我不能亲自投入进去，终身遗憾！
去年10月以来，我五个月办了四个公司。宁夏最热闹的街，有我公司的两块电子屏幕。以前写小说，我掌握小说中人物的命运。现在做生意，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别人手里。不过，十几年前我是从一个被专政对象空着手走上文学路的，我不会怕从零开始。抱着这种心态，我不会失败。
参与市场经济，哪个作家也没有我这么投入。小说也要写，10月要把《烦恼就是智慧》的第二部交给作家出版社。
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平等竞争、自由民主，什么也谈不上。
张贤亮说着给我看他的西部影视城的平面图，他的“绿化树保健饮品有限公司”大力推销的产品，他在开政协会期间发出的一份份电传稿。他桌上一张纸片上记着钢材多少吨。我们组里的作家经常笑话他，说他作经商状。谈话间大冯还进来笑他。他说你们这些文人什么也不懂！他指着纸上的钢材数字对我说：这可不是冯骥才进来后我才写上的，这是真的，不是小孩过家家。
他对我说了两次还是三次：我这是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