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曲比
在北京离境时，李洋告诉我，到了美国，别忘了看看曲比，并告诉我他们在美国的地址。曲比夫妇是先从青海高原回北京一所中学，又于四年前到的美国。
曲比、一清夫妇都是我的同班同学。曲比不很漂亮，也不难看，是那种生活经历不够长，还不知生活艰辛的一个平平常常的来自云南的姑娘；一清则是书卷气十足的北京小伙子。在学校时，最初我们只知道他俩在相好。麻烦的是在临将毕业前几个月的一个晚上，曲比在宿舍生下了一个小男孩，糟了，这对恋人分明提前吃了禁果。其实，我们都知道，他们是相爱的，从大二开始，我们一直有预感——至少是一种可能性——他们享受了某种境界。但没有预料他们这种神奇的速度，一切的一切，让所有的人们最害怕的就是这一点。马上面临毕业分配，你说该怎么办。我们纷纷找班主任软处理，又一同找系领导、校领导求情不要开除他们。好不容易最后弄了个肄业。我们毕业时，曲比留不了北京，自己又不愿意回云南，这对恋人只得分配到青海玉树州的一个乡中学，为了长相守，别无选择，一去就呆了八年。后来每每遇到同学说起他俩的事，都有万般滋味儿，但最深的便是对他们的真情的敬重。生命其实很轻，如果当时他们一个家在北京，一个回了云南，不去青藏，他们真情的生命就这样沉没了，这样流走了，也就随了世俗。然而，最后的存在也是最顽强的生命力，痛苦的选择和幸福的选择就合而为一，这种选择也就是最勇敢的、最富有人生精神的。真的，这值得我们全班同学用一生的时间仔细掂量。
5月12日是美国的“母亲节”，那天，一清来电话，邀请我去他家聚一聚。纽约的五月，还很凉，冷雨扫过倒使我精神清凉。换了两次地铁到了他的寓所。一进门便是客厅，不大，摆设却整整齐齐。虽说门外还有些冷意，曲比在家中却只穿一件白色的T恤。
曲比看上去胖了。她告诉我，一清去买些东西就回来。她就开始滔滔不绝地告诉我们他们是怎样决定来美国的，问题的根本是两人在高原吃了八年的苦，回到北京后，仍逃脱不了传统的世俗，包括家人的指责，在评职称，提薪时常背上当年的“十字架”，两人一咬牙，横下一条心，幸好在高原那些日子虽无世事，但却有预感要学好英语。果然，托人联系好了美国，夫妻双双考了托福，便飞越了太平洋。读了两年书，一清在一家公司就职，孩子仍留在北京上学，曲比在家静养，人也就胖了，也就变得漂亮些了。
正说着，一清回来了。还是那副深度白框眼镜，留了一脸胡子。也还是那样谦和、热情，使我想起刚上大学同一宿舍时，他那敦厚善良，十分好学的意气样儿。
这天，曲比显得很忙，本来母亲节应优待女同胞，但她却主动提出要掌勺。一清把他俩十多年的照片拿出来给我看。他要我边看边与他聊，聊同学，聊那些逝去的日子，转而又聊美国的社会问题，文明的，丑陋的……
曲比一边在厨房忙着，一边听我们的谈话，大概需要焖煮一会，就急着跑出来作一番解说，说毕，又回到灶间。在她来去之间，我知道她已舒缓了往日的疲惫和昔日落难的痛苦，远离尘嚣使她获得了喘息，如今的她已是一位十分平稳、十分自由的家庭主妇了。
母亲节之夜，成了我与这对真人在太平洋彼岸团聚的曰子，我开了三年不喝啤酒之戒，开怀畅饮。于是，爱与生活便成了一口醇酒，燃烧着我们，而他俩则时时透出一种深切的怀念，对生活了八年的故土和那片高原……
有一句流行话，说：“外国人聊天，中国人说梦。”曲比说了一个梦。
一次，我梦见了一大片草原一我工作的地方。可是那房子、老乡、同学及小娃大娃那些孩子们，怎么瞧也瞧不见，就是草绿色齐人高的草，草的浪涌过来涌过去，我想这草的浪大约也很孤独，人呢？马、牛、羊呢？帐篷和房子呢？我急得直想哭，好不容易从美国回一趟当年受苦的高原，谁也瞧不见，冤不冤？记得我那时梳两条小辫，有一天校长找我谈话，要我检点一点。我惘然了，检点什么？他说你腿长长的腰细细的，又是中央来的。天哪，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不是雨露滋润自己长吗，那也得粗壮一些，捆上白纱布，一层又一层，把自己打扮得很健康。那一夜躺在被窝里直掉眼泪。做人干吗？做女人干吗？半夜里做梦梦见自己成了一匹小马，悠闲地在草原上散步、吃草……我不是什么也瞧不见吗？后来隐隐听见了马蹄声，啊，太好了，就是那匹小白马正从天边从云彩里向我撒蹄疾驰而来。我迎着飞跑过去，绿色的浪推着我，青青的草托着我，我离那匹马已经很近了，却总是可望而不可及。它的眼睛水汪汪的，它把一束白色的鬃毛扬起，它不停地嘶鸣着，它的嘶鸣在草原上回荡……此刻，我只能举起酒杯，向曲比，向一清，更向这仿佛与我们沟通了几千年的情愫——这丝荡气回肠的清纯正是人类所属所求所梦啊。
一清说，曲比以前老把自己当成一匹小白马，无言无语无忧无虑，在人世间活着，眼睛睁开什么都看得见，却还远离人间的纷争。
生活经历长了，知道生活艰辛了，已经能用心逍遥于生活的曲比也就成熟了。就这样他们出来了，就这样他们还是不断梦见草原。
夜深，我要赶回宾馆，不得不向曲比夫妇告别了。翌日，踩在异国土地上的我只觉得心绪多了一些新的东西。
感念光哲
本想与淑善通个电话致以问候，但最终我还是亲自去了。
从淑善家出来，心里堵满难以言传的伤感和憋闷。那挂着的安详照片上供人瞻仰的，是我十三年前的老同学。他只有三十五岁，陪同韩国友人上长白山，出了车祸，从此就没有回来。
盖棺定论，光哲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我们几个老同学伤感之余，不禁议论纷纷。有人认为他白活了，因为他在有生之年，享受得实在太少了；也有人认为他没有白活，因为他在短短的一生，已尽其所有发出了热……
我没有说话，其实我最有发言权，因为我是光哲的好朋友。
那年我们一起考入大学，因为我们同住一寝室，还特有缘份，大学头一二年，我俩常同进同出，天天一起冒寒风或顶烈日，排队进图书馆学习，傍晚一同散步，清早一起在宿舍背后的果园里背英语生字、跑步做操，直到淑善闯进了光哲的生活。
那是一阵微风，却吹起了一池春水。
于是，光哲常常在晚饭后不见踪影，有时连晚自习也借故外出了。我呢，不但再没人一起散步，而且常常要在自习后，从图书馆独自横过那黑黝黝的小树林返回寝室。光哲个子高大，但相貌平凡，而且左看右瞧都难以发现他有潇洒的风度和风趣的谈吐。中文系女生，多半罗曼蒂克，且自命不凡，因而认定他乏味，奇怪淑善会看上他。我们还常常在背后讪笑他的老实和笨拙，往往他前脚走向女生寝室，我们后脚就编排他的笑话。
夏去冬来，光哲和淑善的关系越来越公开。在他们这段相处中，无论我们怎样调皮，都不能不承认他对淑善无微不至。冬天打开水，路滑容易摔跤，他天天打上一壶送到淑善的寝室；夏天，我们早上跑步回来，吃不上稀饭，而淑善却提前给光哲打好稀饭——甚至我们不时也沾点他的光。
那年月，正开始改革开放，生活还不太好，由于营养不足，患肝炎的人很多，学校经常把患肝炎的同学送往所属的西山疗养院疗养。但我们还是经常参加献血活动，每次献血200毫升后，我们便得到了一些砂糖和鸡蛋。光哲总把自己那分砂糖和鸡蛋送给淑善。淑善身体不好，肝炎、胃病一起闹，胃疼了，就必须吃皮蛋，吃了皮蛋胃才舒服。有个晚上，九点多钟，在西山疗养的淑善又犯胃疼，光哲二话不说，借了自行车，冒着料峭寒风，蹬了十几里路，去西山送皮蛋。回来时校门已关上。
当时我们这些光头小伙子，都还未深领爱情的力量，而且那时大学对恋爱又有禁令，便对光哲纷纷议论。有人说他“殷勤得过火”，也有人说“追求得肉麻”。我对光哲没有偏见，加之我又年长于他们，多少也看出他对淑善的一切呵护，出自至诚。尤其三年级下乡时发生的那件事，更叫我历久难忘……
那次，是下乡劳动锻炼。全年级到内蒙古达茂旗草原边劳动边搞社会调查。从北京坐十几个钟头的火车到了呼和浩特，便转乘一整天汽车到百灵庙，这是旗的所在地。因为我们系里文艺人才多，到了旗里，要联系与当地乌兰牧骑合作演出一台节目。光哲是我们的文艺骨干，老师决定把他和另外两名同学留下来负责联络迟一天再到公社。公社虽然离旗不远，也有十几里地，那时交通不方便，就得步行了。大清早，我们就起来打背包，淑善生活上不利索，这也要带，那也要带，背包比谁的都大。走了二三里，淑善就撑不住了。本来男同学是可以帮帮忙的，可是我们大多除了背包还背了炊具和其他公用的东西；而且我们也很促狭，非但全无“怜香惜玉”、之心，而且还常常喜欢在一旁看女生出洋相，以显示我们的“能耐”。尽管淑善已脸红筋胀，汗下如雨，还没有谁来帮帮她。淑善越来越走不动，终于掉队了，在后面慢慢地走。突然，一双大手搭在淑善的肩上，蜗牛壳样的背包，随即被接了过去。我们回头看，是光哲！真正是大救星了。原来他早上送我们出发时，见淑善的背包很大，就怕她背不动，放心不下，终于赶来了……这时，我们似乎看到他的眼睛在对淑善说：“人家怎么说，我不介意，我心中只有你，你的安康就是我的一切……”
他这行动，在那个年代，果然一路上引起许多人的窃窃私语。男同学更用嘲弄的眼光看着他，偶然还说些不冷不热的俏皮话，可是他却行若无事，昂首阔步地走在我们的队伍中。看着，我们的心中也热起来，他的勇敢、坚定和痴情，很快便封住了男生们的嘴，大家似乎都被感动了。
直到毕业，我回了南方，再没有得到光哲的消息。五年前，我给一个同学打电话，说我出差深圳，同学告诉我，光哲早已从东北调往深圳。才知道他俩毕业不久，就结了婚，现在孩子都上小学了。
转转折折地，我终于找到了光哲，老同学重逢，自有说不完的话，一次两次的长谈，淑善不断给我补充光哲的形象这时他们已拥有自己的住宅单位，三房两厅。客厅四壁贴了墙纸，吊着饰灯。厅前是一溜落地长窗，窗外是花草繁茂的凉台。淑善絮絮地告诉我，她和光哲生活并不宽裕，房子是一年前才买的，给了首期，就没钱装修了。是光哲在半年内自己贴的墙纸，贴的地板……我举目四望，发现这陈设雅致的客厅，却在一角安了个很不相称的大镜框，眼光不禁停在上面。淑善告诉我，那是她婆婆。关于婆婆，淑善说出一段故事：
“光哲有兄弟仨，他排行第三。婆婆守寡半辈子，儿子成家后，她和大媳妇住一段时间，闹翻；和二媳妇住过一段时间，又闹翻了。于是光哲把母亲接到这里来。事先他告诉我，他母亲守寡二十年，脾气有点怪，要求我万事看在他的分上，随和点。她母亲没有第四个儿子，在这里再住不下去，就没有地方去了。他说，你可能会因她受点委屈，但为我受的委屈，我会一一报答你的。他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了。他就这样一个人，他给予别人的时候，毫不计较，但接受别人一点，就坐立不安，朋友间这样，夫妻间也这样……”
“后来呢？”
“我与婆婆相处五年，彼此很融洽。我只是不把她看作光哲的母亲，而把她看作自己的母亲。至于光哲对他母亲就更不用说了。那时女儿刚五岁，我们存了一笔钱，准备给她买个钢琴。可是婆婆爱看电视，婆婆搬来第二天，他就用那笔钱，买了一部电视……”
我环目四望，看到客厅摆着一部钢琴，但左看右看，都看不到她说的电视。我开玩笑地说：“后来又把电视卖了，买回钢琴？”于是又引起一段关于电视的故事。
“老人家搬来后，家里请了保姆，照顾老人和孩子。老人家一天到晚没事干，就带着孙女看电视。看得女儿成了大近视，学习成绩也平平。老人家去世那年，我觉得电视实在是个祸害，但光哲也喜欢看球赛什么的。他这个人，不应酬，也没什么嗜好，我不忍心剥夺他这唯一的消遣，就没有做什么动议。可是有一天，他忽然跟我说，家里不能再有电视了，它对孩子的身体健康和思想学习都没有好处。我问他：那么你呢？他说，我也就不看吧。
第二天他就把电视处理了。不久我们就买了部钢琴，现在孩子成长得很好，会弹钢琴，学习成绩也十分优秀。”我悄悄地问她：“光哲对你还是那么好吗？”她说，十三年如一日。老人家在世时，总不喜欢儿子对媳妇好。那段时间他最为难了，但还是悄悄地对她好。比如光哲知道她爱吃荔枝，总悄悄买来最好的，偷偷夹带进房间，一颗一颗剥了送进她的嘴里。从外面回家来，他一进门必定“淑善，淑善”地找她，总要看到人才安心……她最后总结说：“他呀，还是当年给我背背包的傻小子。同学们知道了，一定还会笑话他……”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女人这样无保留地称赞自己丈夫的。
生活的水流，总不免夹有许多砂砂石石，他们怎么就如斯顺畅呢？走出他们乐陶陶暖融融的家，我这样一想，鼻子便酸了……
最后一次见到光哲，是1995年春天，那晚在他们家，我们曾举杯互祝平安，谁知我的祝福竟然落空。不久便传来了不好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