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冬天的风实在太冷了，冻得人没有办法在那里呆上一时半刻，我后来在那片树林的西面发现了一条小沟，那是郊区的农民在夏天用来灌溉菜园的，现在是冬天，已经干枯了，于是我回到宿舍，找到了我父亲很多年前的一件蓝色旧大衣。那是父亲专门给我在冬天的晚上压在被子上捂脚的，我披上这件旧大衣，躲在干枯的简沟里开始专心的看书，那真是一个安静的好地方，虽然灰色的天幕下冬天的气温非常寒冷，但它避开了在旷野上刮过的凄厉的北风，相比之下，比那小树林要暖和几倍。可这份侥幸很快被打破了，我没有想到在冬天空旷而荒凉的田野里我的目标是如此醒目，不到一个小时，在厂部子弟学校的四楼窗口就出现了很多脑袋，那是课间休息的学生，他们开始尖叫大笑，我们隔着大约300多米的距离，我看不清楚他们的面孔，但他们的声音顺着北风传了过来，我终于听清楚原来他们以为我在那里方便，真是让我哭笑不得，我难为情地站起来扬起手中的书，可他们根本不相信。人聚得越来越多，不仅仅是四楼，连二楼、三楼的窗口全挤满了人头，我只得裹紧大衣，狼狈地逃离了那条简沟。
（5）
考试的那天下很大的雪，第一科考中国通史，这是我最怕的一门课，在这18天里我将二分之一的时间花在了这门课上。可是我一拿到卷子脑子里却一下子成了空白，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仍然披着父亲的那件旧大衣，我伏在桌子上，闭上眼睛想，给自己三分钟的时间，如果我仍然什么也想不起来，我便走出教室罢了。三分钟后，什么“井田制”、“初税亩”，竟一下子全想起来了，然后我开始答卷。接着考古代文学、现代汉语，考完后我去澡堂洗了一个澡，我已经有18天没有进澡堂了。然后我开始洗被子和所有积攒起来的脏衣，干完这一切，我开始睡了一个平生最安稳的觉。
出分数的那一天，李淑平要我去看结果，我没有去，我害怕去，直到下午王德尧校长带信让我一定到电大去一趟，我才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了，学校里看分的同学和老师都在议论这一次的考试，我听到了大家对我的赞美和佩服，大家都知道我在18天前才开始接触这三门科目，而这三门科目竟然全部及格，现代汉语还考出了较高的分数。我站在学校的分数榜前激动不已，仍然不相信那是我的成绩，因为一直学文科的李淑平，她的《中国通史》只打了58分，我的心一下子很难过起来，在学习的过程中，李淑平对我的帮助很大，她教了我很多学习通史的方法，我对校长说，一定是改分的人搞错了，肯定是我不及格，李淑平一定会及格的。校长平静地看着我，温和地笑着，他用下江话说：“你是我这一届技校生中第一个参与电大学习的同学，十八天学习了三门功课，而且都能及格，真是有志者事竟成，苦心人天不负啊！”
（5）
这一次考试后对于后来的所有科目，我都有了一个大致的把握，不久在一次全厂组织的青年演讲赛中我又获得一等奖，在车间工作三个月后，我被调入厂团委工作，这时电大的同学们已由半脱产转入全脱产，全班不论是正式生还是旁听生，只有李淑平一个人还在布机车间上四班，她是一个很优秀的工人，为人很上进，又谦和，所以我以团委的名义向厂部和子弟学校推荐人才，向党委书记黄竹林陈述李淑平的具体情况，李淑平终于被调到了子弟学校，这可能是我在沙棉为朋友开的唯一一次后门。后来的事实证明，李淑平的确是一个十分称职的老师，她后来入了党，多次被评为先进。
李淑平既然到了学校，我们俩都不上四班了，时间一致了，我们又请女单身的负责人给了我们一间在二楼放扫帚的储藏室专门学习，从此我们俩在这间储藏室里度过了我们青春时代最宝贵的三年。
电大三年，我没有一门功课补考，都及时拿到了学分，顺利地毕了业，我在我们那一届的技校生里第一个拿到大专文凭，这一年是1985年。这一年是我人生的辉煌年，我在沙棉这个万人大厂的三千多名青年中脱颖而出，大专毕业、入党、任厂团委副书记、政研论文在省市相继获奖，在市委宣传部、市妇联和市报社组织的女子文学征文竞赛中，我的处女作《八月的红烛》竟获得了一等奖，而且是唯一一名一等奖（另一名空缺）。真正是春风得意，好事连台。
此后我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又开始过人生的三关，再没有机会深入学习。之后调到市青少年宫，市团校，团市委机关报社，工作的繁忙与紧张让我的信心几次鼓起又歇了下去，直至参加全市女副县干部的招录考试名列序列第一名却被告知在家等待安排，才又拿起了本科的书本。在艰难的等待中，迎来的是小人的诬陷，迎来的是工作的失业，迎来的是工资的停发。书本让我暂时忘却无情的现实和肮脏的小人。巧的是我参加本科考试的当年，自考由原来一年考两次改为一年考四次，我在一年之内全部考试过关，自考办的老师不相信我一年就能考完，竟然在当年的毕业论文答辩计划中没有通知我报名，这样我本科毕业时间整整耽误了一年，而从1985年拿到电大语文类的大专毕业文凭到2003年拿到湖北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文凭竟相隔了一十八年。拿到文凭的那一年，我已在新的单位参加了一年工作，新单位的领导和同事让我感受到了关心和爱护的温暖，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最快乐最平静的一段生活。
在学习知识的道路上，永不言弃；在自我修性的过程中，选贤为师。我没有进过真正的大学，是我一生的的遗憾；我也进过真正的大学，是我一生的荣幸。这一所大学里，那赠我对联的是我的老师，我的知音；那鼓励我前行的是我的同学，我的朋友。
所有的磨难成为我一生的财富。踏平坎坷，直面人生，扪心回首，我心无愧。
2005年10月20日
二二、文学的启蒙
写作是一件苦差事，但这件苦差事给我带来的愉悦却是真实的，在复杂的工作生活环境中，文学使我在纷呈的人世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一份宁静与秉质，文学使我的内心始终留守着一份纯洁与尊严。
我对文字感兴趣，始于八岁读小学二年级，那时我随父母下放到农村，有一天我翻家里的床头柜，发现了满满一抽屉书，有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红岩》、《风雪红梅》等，我便偷偷地拿到学校，不想在上课的时候偷看《红岩》时，被老师发现，后来老师将书收走了。书上描述的故事使我接触了另外一个新天地，从此只要看到文字，我就抓过来读，即使在家里扫地，也是一边捡纸屑看，一边忙活。
五年级时我随父母在下放农村六年后返迁小镇，刚回小镇很是思念乡下的同学，加上一时不太习惯镇上生活，所以用写信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这封信被遗落在教室里，由于信里写了自己在陌生的环境中的感受，包括镇上同学的一些不良习气，受到同学们的围攻。但我的班主任语文老师张效清却说写得很好，老师的话使我增添了面对讥讽的勇气。不久在全区的作文竞赛中，我的作文得了个一等奖，这是一个意外的奖，校长在全校通报表扬，而我那天迟到了，躲在学校附近的豌豆田里不敢露面，猛然听到校长念我的名字，还以为是迟到了被校长点了名。
上初中后，我遇到了两个很有才华的语文老师，应该说最早文学对我的启蒙，缘于这两个老师，他们是蒋汉成老师和胡端新老师，这两位老师的语文课教得相当好，听他们的课我的注意力很集中，这时候心里常常想，他们的才学这样高，为什么不当作家呢？那时候，“作家”这个称谓在我的心中还是十分朦胧的，我心中的作家是一个学识丰富、地位很高、水平很强、受人尊敬的职业。我对班主任刘俊英老师发感慨，想不到刘俊英老师笑着说：“他们是当不了作家了，今后你去当作家吧。”刘老师的这句话也许在当时只是一句戏言，但对我的激励却相当大，从此我一直丢不下作家这个情结。
除了老师布置的作文，我一直没有胆量试写一些小诗或者短文，有一次出墙报，班长一定要我写一首诗，绞尽脑汁没法交差，突然想起在写作笔记本上曾在半年前抄过一名高年级同学写的小诗，便抄下来交了去，并且申明这首诗是以前高年级的同学写的。那首诗是这样写的：
“烈日当头照，骄阳似火烧，扛锄戴银帽，农田来锄草，松松土，除除草，弯弯腰，扶扶苗，每锄下去要弯腰，不慌不忙要搞好。批邓贼，除林草，烈日烤出满头汗，汗水正要浇棉苗。紧跟领袖毛主席，革命到底不动摇。”
这首小诗发表在墙报上虽然没有署我的名，但班长告诉同学是我写的，不久就有人说这是抄袭之作，那真是众口莫辩的时候，背着这个名我好长时间心里都特难受。后来我的作文一次次在学校、在镇上、在区里获奖，就没有同学再说这件事了。
高中的语文老师也有两位，一个是卢市中学的王国民老师，一位是我后来转学到反修中学的何章华老师，他们风度翩翩，出口成章，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可我高中毕业却只考了个省纺织技校，最后分配在沙市棉纺织厂，音调而枯燥的纺织女工生活让我百无聊赖。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鸭绿江》函授创作中心的招生启事，一年学费10元，老师布置作文并修改。我那时一个月父亲寄给我10元生活费，省吃俭用三个月才挤出10学费报了名。这时候我的同学中又有了言论，有一位姓胡的同学说，哈，还想发表文章呢，还想变成铅字呢，真是籁蛤蟆想吃天鹅肉。当时听到这些嘲讽，心里又好气又好笑。便找了一句格言写在床头：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同时将一位同学写给我的一副对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三楚能亡秦，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百越可吞吴”做成书签夹在函授学习的教材中，以此来勉励自己。
我最先发表的一篇文章叫《八月的红烛》，时间是1984年10月，这是我的处女作，是一篇千字散文，是当时沙市妇女界组织的一次征文，我投稿后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篇征文在不久后发表在《沙市报》的副刊上，编辑将它放在醒目的位置而且画了插图。最先是我的同学发现的，大家一传十，十传百，都知道我的文章发表了，这时候就有人告诉我说那个说我的文章想变成铅字简直是籁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同学哑了。更让人欢欣的是在以后的评奖中这篇文章竟然获得了一等奖，而且是唯一一个一等奖，一等奖设的是两名，但另一名竟然空缺。这下我成了知名人物了，相继接到了好多读者的来信，有的要我谈创作经验，有的要我谈对生活的认识，有的要与我交文友。面对源源不断的来信，我一封也没有回，不是我清高，实在是感到惶然，那些关于对生活的认识、关于创作经验谈，关于对生活的体验等，对于我都是陌生的，当市委宣传部、市妇联、市报社在市政府礼堂召开颁奖大会要我上台领奖并发言时，抱着证书与奖品，我只是傻乎乎地连说谢谢。
我从此和《沙市报》的副刊结下了不解之缘，副刊的编辑叫赵宗泉，这位编辑在我的写作中给予了我莫大的帮助，他十分耐心地指点我，认真编排我的每一篇文章，每稿必发，如果遇到要修改的地方，还亲自打电话来向我征求意见，即使是一个标点符号由句号改为感叹号，赵老师也要向我说明为什么要这样修改的理由。我在他的身上学到了很多好品德，同时这种对我的抬爱也滋长了我后来对其他编辑部退稿的失望与反感。所以除了《沙市报》我很少向其它刊物投稿，这恶习竟成了我的习惯。
在边工作边学习的日子里，我养成了读书的好习惯，每天晚上睡觉前必须看上几页，不看书竟睡不着觉，在系统地学习外国文学和古典文学后，我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以前的盲目阅读变成有选择的阅读，可惜由于学业太紧，工作太多，这种没有压力的阅读时时中断，好多宝贵的书籍都未能阅读。
我的自学经历对我的写作非常重要，它让我系统地学完了古今中外的文学史，学习了文学理论、美学、逻辑学，大大提高我对文学的欣赏水平和理论素养，我的文章开始不断见之于报端。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感觉到写作除了要有一定的文学素养外，还要有素材的准备，必须要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在生活中去体验生活的酸甜苦辣，并在这种体验中完成积累。很多作家在自己的作品里都留有自己的影子，即使写的不是自己，在作品里都有着自己的情感。
就我个人来说从《八月的红烛》到散文集《趟过岁月的河流》，其间整整过去了二十年，二十年来，我先后从事过各类工作，纺纱、织布，教书，做青年工作，谈合同，办工厂，做总编，当社长，拉广告，办报纸，搞管理，当法人。经历了同龄人没有经历过的事，有着比同龄人丰富得多的人生苦乐感受，而写作一直相伴着我，它使我无论在多么无奈的日子里也能重新理清生活的乱麻，重新树起生活的希望。它将良知、正义、自省这些生活中必不可少又难能吸收的东西一点点吸附于我的生命中，也改变了我身边的许多事情。
写作是一件苦差事，但这件苦差事给我带来的愉悦却是真实的，在复杂的工作生活环境中，文学使我在纷呈的人世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一份宁静与秉质，文学使我的内心始终留守着一份纯洁与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