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前年，有人眼看文学向低谷急遽下滑，曾经预言，像这样下去，到不了本世纪末，用语言文字书写的纯文学即会自行消亡。此言既出，人们认为太偏激、太夸张，均不以为然。这话也确乎说得绝对了。可是，静心一想，除了那结论是我断然不能苟同的，倒也未必全属故作惊人之语，至少它道出了纯文学的严重生存危机。正像哈姆雷特王子一上场就发出的默语：活着还是死，的确是一个问题。
我们弄文学的人，都认为纯文学最伟大、最神圣，不能也不愿设想没有文学的日子该怎么过，那无异于地球的毁灭吧，因而总不免愤愤然，戚戚然，总在期求轰动，对于突降的冷遇难以适应，抱怨社会和读者何以不重视自己。其实，这问题不难索解，只消到大街上转一圈，头脑就该清醒得多。你会发现，又有大饭店竣工了，又有歌舞厅开张了，又有游艺厅排队了，同时你会看到，科技馆闭馆多时，天文馆冷寂得很，电影院不知何时变成了家具店。切勿小看这些现象，它埋藏着很深的道理呢。饭店可满足口腹之欲，歌舞游艺可满足声色之娱，而科技馆不可能马上兑现什么。这就说明，人们急于追求可满足眼前欲望、切身利益的实用的东西，而对长时段的、潜移默化的、经慢慢发酵方可起作用的精神性的东西则普遍缺乏耐性。推而广之可否说，急功近利的、直观的、轻松的或者消遣的种种，大受青睐；需要沉思的、形而上的、追寻意义的方面，则颇受冷遇？这正是商品化的、市场化的、实用和功利主义盛行的转型社会的征象啊。物质与精神，经济与人文，商品意识与精美意识之间的错位、失重、不平衡，恐怕是这种社会很难克服的冲突。如此看来，刊物印数的下跌、转向，通俗文学的恶性膨胀，电视的压抑文字文学，以及橱窗里摆满了关于养花的、养生的、打毛衣的、性知识的杂志，却极少见纯文学刊物，也就无可骇怪。活得艰难的未必只是纯文学，纯文学的生计日绌也是必然的，并非世人单单与文学过不去。
然而，处境艰难的纯文学毕竟活着，只是人的活法在变，文学的活法也不能不变。尽管文学具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不是政治生活一变，经济生活一变，它马上就改换价值体系和审美选择的，可是我们仍然发现，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生存空间变了，气候变了，其内在机制和整体面貌，均发生了极大变化。说社会的热点决定文学的热点是一点也不错的，当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追求，人际关系的准则、对生活的理解，特别是紧紧控制着人的意识和精神的东西改变了以后，文学的观念、功能、审美时尚、主题选择、接受方式也就没法不变了。
当今文学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是作家、作品、读者三者的关系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过去也说读者是上帝，但作品的传播主要靠文学界自上而下的引导和发布，现在不同了，不管你多么有名，读者不掏腰包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读者对文学市场的控制力空前地放大了。虽说包装和“炒”颇能奏效，但也须符合读者的消费心理。过去，作家或是全知全能的，指路意识和载道意识很强；或是先锋意识的占有者，专心于语言革命和叙述圈套，不大考虑读者的接受问题，他们都在按照纯文学作家的常规方式操作着。现在不同了，作家作为平民中的一分子，洞观和表现生活本身复杂性的一分子，他因接受对象的制约，不得不悄然改变着原先的传达方式、生活方式、创作方式。雅俗两栖作家、下海作家、个体户作家的出现，虽不普遍，但也可见出变化之征兆。由于社会性是阅读期待中最大的潜在需求，连最先锋的作家也难以拒绝其吸力，故有了人们戏称的先锋作家的“浪子回头”，先锋作品的故事性、社会性、可读性无形中增加了。至于作品的变化，就更加复杂，非几句话可以说清。但至少有一迹象是明显的，原先的作品的主脉与政治经济关系直接，阶段性、时序性分明，现在阶段性主潮不见了，写实的、先锋的、调侃的、痛苦而执著的、闲适的，多样并存，以至很难归纳和命名。原先壁垒分明的雅。与俗的界线，也开始混淆、互渗，出现了不少非僧非俗的新形态。
的确，纯文学要活下去，就不可能不受到市场经济和社会心理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力其实已经经过作家和读者的中介，兑换为新的审美趣味和文学思潮了。我认为，如果要给九十年代以来的审美时尚的平均数下一个判断，那就是艺术世俗化潮流的出现。它的主题是表达广大平民日常的忧乐悲喜，并为满足他们的心理平衡和精神愉悦服务。回想整个八十年代，文学的主题和热点也变化多端，但有个贯穿性的思想脊骨和精神支柱，那就是为人的价值、尊严、权利疾呼，对立面是愚昧、专制、习惯势力和传统文化惰性，不管是写伤痕、写改革、写知青、寻根、反思，都离不开这个中心思想。九十年代的文学，这个内在支点不突出、不明显了，尊严和价值不完全由此来体现，个性消融在人众文化的海洋里，作家好像失去了判断的标尺，满足于展现生活的混沌样相、或转向综合的文化性思考。这是内在的转变，由此引起，描摹世态的纷纭和价值的沉浮，成了最主要的把握生活的方式。这从历史上似乎也能找到佐证。每当社会相对升平，商品经济和都市文化兴盛，人生百态令人眼花缭乱之际，世情小说也就跟着兴盛，如宋代、明代即是。今天，纯文学固然不发达，但整个文学并非没有热点。例如，纪实文学就很热，它不仅占领报刊、周末版，而且占领书籍市场，成为快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满足人们了解切身问题和周围世界，以及观赏、消遣、增添谈资的欲望。最庞大的当属通俗文学热，新武侠、新言情、财经小说、侦探小说、黑幕小说，都是它们的拿手节目。需要说明的是，并非通俗的就是不可取的，通俗文学既有削平深度的破坏力，又有输送新鲜原生血液的生命力、建设力，对此不可不察。
这股艺术世俗化的浩浩潮流，在纯文学内部的表现就更加耐人寻味。上面说过，描摹世态的纷纭和价值的沉浮，已成为最主要的把握生活方式。八十年代术的新写实已衍变为更宽广的朴素现实主义，在乡土、都市、历史、知识分子的两难心态以及“域外”、“特区”等各个方面，均有新的突进。朴素现实主义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从生存相到生活化的转移，即从相对稳定的生活观念到体味生活自身的流动变化，一是追求原生态与典型化的整合，即在原色真实中描绘典型性格。它是目前小说的主导审美形态。散文该是正宗的纯文学了，它也热了起来，但并非一切散文都热，对于说教味甚浓的旧模式散文，人们并不感兴趣。感兴趣的乃是那些充满生活的智慧、生存的技巧、脱略的情调、人生的经验、隽永的哲理，善于享受生活的艺术的各式散文，浮躁的现代人想从中讨来一帖镇静剂，就还是与审美的世俗化分不开。
研究一下某些作家作品的热与不热，说不定还可引出令人警醒的道理。比如王朔的作品，一度很热，有人说这是因为他善于解构和颠覆，里面有后现代主义，其实照我看来，主要是他揭示了都市中新的、陌生的真实，尽管他披了一件调侃的外衣。《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等品位都不高，但都销量惊人，那原因也仍然是接触到了新的、陌生的、商业化社会的某些真实，或者加上可满足某些人“征服”异域、一夜骤富的梦想。每当看到这些品位并不很高的作品人行其道、占尽风光的时候，我便会产生一种忧虑和担心，忧虑于许多优秀的作家何以得不到重视，担心文学就此下去，会不会每下愈况。可是，反过来一想，又觉得这是不是历史的某种必然？谁能够有力地揭示转型期新的真实，谁就受欢迎，同时历史是否正在淘汰一些过时的东西呢？当然，文学不是经济学知识竞赛，也非抢题材的跑步，但应该看到，从文学到文学，沿着常规创作，打不破原先的模式，是愈来愈难以适应今天的时代了。
有好几年，我们的文学人约就是这样地活着，活得被动，活得随波逐流。但是，事情正在起变化，近年来的文学正在努力活出精神和光彩，活出自己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正在适应新的时代，铸造新的形象。这几乎也是必然的。因为从根本上说，作为理性的人和文化的人，他要认识自我和世界，他有追求真善美的欲望，且永不满足；从文学与读者的关系说，它们是互相选择、互相培养的关系，不能一味屈从。为什么刮了好几年的“侃风”有点侃不下去了？为什么一些低俗和媚俗的东西热不下去且有点江郎才尽了？为什么去年平地兴起了一股竞读长篇小说的热潮？为什么学术味很浓且有点艰深的指导读书的刊物，印数非但未跌反倒上升？在这厌倦与渴求之间，不正可以窥见现今读者提高素质和寻求精神价值的缓慢而又不可逆转的身影吗？现在来谈纯文学的复归也罢，兴盛也罢，为时尚早，恐怕要经历几个反复，但它最终会找到它的新位置的。
我认为，为了文学活得更好，更具主体性、时代性和思想艺术深度，作家们已在寂寞中做出了坚实成绩，以下几点就很值得肯定：一，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学思维最具代表性的长篇创作，很有生气，若从时序排列，近年就有《暮鼓晨钟——少年康熙》、《曾国藩》、《白鹿原》、《战争和人》、《恋爱的季节》等等，从题材看，写都市、知识分子、农村、童年、世相百态的更不可胜数，它们或重在史诗意识，或重在文化底蕴，或重在典型创造，其艺术概括力有大提高；二，发现并透视转型社会的转型性格，挖掘其意蕴，成为中短篇创作中的一个集中点，好作品不少；三，世态小说更加丰富、深入，突破了现象层，进而思索文化价值和民族心理，好作品也不太少；四，整合机制带来了活力。文学总是在分流与整合中循环前进的，近年来先锋与传统，雅与俗，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互相吸收，弹性大增。如先锋派作家，有强化社会性的趋势，并将接受面扩大到了长篇领域；五，多样化是现代读者重要的口味。前些年新写实及其务实风格占压倒优势，小说界比较单一，近年来荒诞的、假定性的、幽默型的作品又开始出现，可望出现一个多元共存的新格局。以上诸点，并非笔者杜撰，每条后面都可开出清单。
归根结底，文学的活出精气神儿，在于有了一大批执著的、日渐成熟的、不为眼前微利所动的作者队伍，他们人数或许比先前少了，但质量提高了，他们善于积累艺术经验，深入新的生活实践，他们在寂寞和清贫中坚持把文学作为自己的生命形式。他们多样而守一，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就是他们不懈的使命。
正因为如此，我要说：文学艰难，但文学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