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一位批评界的朋友说过，他对某部作品原来评价并不高，还准备在作品研讨会上发表一通比较尖锐的看法呢。但步入会场后发现，那个会太隆重了，当一大批首长做了祝贺和原则表态后，剩下极短的时间给批评家，而留给他说话的时间连五分钟也不到，不知为什么，他忽然觉得他原先准备的话，全不合时宜，也不合眼下的气氛和人之常情，他于是就怯懦了，说到肯定性意见时他违心地故意提高了嗓门，不知要迎合什么，说到缺点时就嗫嚅着，尽量降低了声音，减轻了分量，不知畏于何种压力。事后我笑话他，他正色道，你们当然可以批评我的缺乏胆量，但你们也替我想想，我干吗非要逆潮流而动呢？人家的目的是制造轰动效应兼搞产品促销，谁有耐心或雅兴听你坐而论道？我遂笑道，你不是批评家吗，得罪人的话你不说谁说？他还是不服气，翻着眼说，批评家也得生存，大家都熟头熟脸的，世界并不大，干吗非要让我充当专门的人作对的不受欢迎的角色呢？我看他恼了，不敢再多言，心想，事情已离开了文学，进入人际关系领域，夫复何言？看来，英美“新批评”派主张文本至上，作家与批评家以不见面为宜，彼此是生面孔才好批评，不是没有道理。若是好朋友，就更不好办了。在现今的文坛，是不是我们的作家与批评家太亲近了，且主从关系明显，以至使有的作家产生错觉，以为批评家是马蝇、牛虻、木耳之类，全仰仗着他活着，他的脾气也就大了起来。
然而，尽管批评界确乎存在一个胆量问题，存在着某些畏首畏尾的不良表现，但我并不认为，当前批评的病根就在胆量问题上。其实，胆子大小并非权衡一个批评家优劣的标准。话要扯远些，文痞姚文元的胆子大不大，他的棍棒舞弄得风车儿似的旋转，不知有多少无辜才俊被他棒杀，但他那胆量绝非来自批评本身，来自真理，而是来自极左路线的撑腰和“四人帮”们的淫威。现在自然是完全不同了。问题在于，一部作品的好坏，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出，并不特别需要批评家出来大喊一声，批评家的职责，价值和力量似主要不应表现在简单的宣判好坏上。社会期待于批评家的，应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是营养学家似的分析能力，是怀疑精神和批判品格。批评固然是一种价值判断，但它更是一门科学，一种创作活动，它通过批评家主体的审美和思辨，达到推动创作，影响读者，提高审美力的作用。若从精神价值的层面来看，说批评是文学的良心，时代的良知，也不过分。可是，现在的批评做到这些了吗？承担起这样的重任了吗？当然还没有，而且差距甚大。
依我看，目前批评的问题表面看是“胆量小”，其实在“胆量小”的后面隐藏的是底气不足，自身的不强健。应该说，我们文学批评的审美体系或批评体系，就不甚健全，譬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和美学的批评，作为一种重要方法，虽倡言多年，活的运用与当代的发展，并无太多实绩可言，其他的批评方法，也多停留在介绍上。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在不断引进域外的特别是西方文论的背景下开展批评的，于是常常出现生搬硬套、消化不良的情况，例如对“后现代主义”的套用，声势不能算小了，但不管谈起“削平深度”、“零散化”、“断裂感”、“复制性”来多么头头是道，它终究与我们的文学实践隔膜之甚。作为一种介绍不无裨益，作为一种替代物可就要贻误正事了。其实最大的威胁还不在这里，而是来自市场化人人改变了文化语境，商品意识无孔不入，也渗进了批评界，致使批评面对市场经济时代的文学，出现了立场上的撤退和转移，功能上的退化和让步。要而言之，所谓撤退或转移，表现为批评的精神品格的失落，批评标准的紊乱以至无标准，批评价值的消解或赋予伪价值；而所谓让步或者退化，则表现为向市场性、消费性、新闻性、广告性的倾斜，牺牲科学性以俯就消费性，牺牲审美性以屈就新闻性。这大约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怎么办呢，总不能拔着头发离开地球吧，要求市场时代没有一丁点儿市场文学，没有一丁点儿市场化的批评、广告化的批评，近乎痴人说梦。但也不能全让它占领吧，严肃的批评总不能充当市场仆役吧。出路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让自己变得足够强大，方能做到不让步、不退化、不怯阵，而欲强大，又只能立足于不懈的建设和保持批判的品格。
我们常会发现一种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病源找到了，却怎么也治不好病，说的都对，就是做不到，现在评论的情形似也陷入此怪圈。例如，要强化批判功能，怎么批判却成了问题：用农业文明批判工业文明么？用清静无为批评唯利是阁么？用宗教精神批判享乐主义么？好像均不得要领，有力的人文精神武器却又拿不出。事实上，批评品格的确立与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是紧密相连的。再如，批评标准，已争论多年，还在争论，问题倒不在于该不该争论，而在于目前批评实践中的标准是十分杂乱的，有的甚至变成了无标准。我想，多样化不应成为排斥批评标准的理由，但凡批评，就总有标准，就总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否则说话都成问题，要患失语症的。再如批评的文风也值得注意，现在的批评文章向两极发展：一是趋向新闻化，一是趋向杂感化，唯独缺了科学化、逻辑化。批评毕竟是批评，严密的逻辑和智慧的剖析何可缺焉，如果都一味向报纸的副刊看齐，适应副刊的胃口，批评被消解的命运也就不远了。
看来，欲使批评在今天发挥其无可替代的作用，自身建设的任务实在不轻松。外在环境的制约（如版面紧缩、出版困难、人才流失、认识不到它作为一种艰巨的精神劳动的价值、批评家工作环境条件需要改善等等）固然需要正视，但它不应成为批评逃避自身责任的理由。既然批评是一种主体性很强的活动，它就有突破环境、超越环境的可能，它即使改变不了批评的边缘化处境，却未必不能以一种主动的、坚守的、维护精神价值的姿态，施加积极影响于文学和时代。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召唤健康的、严肃的批评精神，鼓励善于发现的眼光和敢于怀疑的勇气，提倡实事求是的态度，敢于面对当代生活中的重大精神课题，让批评成为名副其实的批评。从另一面看，文学批评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现自身的价值和作用，赢得大量读者，也值得探索。有人提出大力发展“大众批评”，有人主张开拓“文化批评”，还有人在研究批评的转型问题，这一切，都有益于批评的变革和焕发新机。也许经过痛切的反省，有胆有魄的批评家会越来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