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些年来的文学批评和书评，人们有颇多不满意，这自然不是没有道理。有人曾发一声冷问：“评论究竟写给谁看？”问得好。在今天，时代需要什么样的评论和评论怎样才能吸引读者，确乎变得日益尖锐了。有人径直指出批评的人情化、广告化、消费化趋向，对批评界的“精神无能”痛下针砭，也并非全然无的放矢。但另有些论者就未免出语刻薄了，如说现在的批评家保持着可耻的沉默，现在的评论是自产自销，只有小圈子中人互相唱和一番，或只有一个人感兴趣，那就是被评论的作家本人，旋即又说，连作家本人也未必买账——是真是假就不得而知了。我总觉得，在批评的实践和建设方面，有些人的热情并不高，但在嘲笑批评或奚落批评家方面，则一向很大方，也很机敏，永远无所顾忌，永远痛快淋漓，好像文学批评永远是一种可笑而尴尬的行当，好像骂骂评论是最安全不过也最时髦不过的事。更可怪者，是批评界中有些人，素有自轻自贱的毛病和解不开的“自卑情结”，同样的事，发生在作家身上，他就竖起大拇指，发生在批评家身上，他就要撇嘴了，他的主要工作是跟在作家的屁股后面打打圆场。据说全国的“评论奖”多少年都设立不起来（某些社团和刊物倒坚持了“评论奖”），原因是批评界有人不赞成，不晓得究竟害怕什么。当然，这些不正常心态的产生，良有以也，或与文学批评走过了一条特殊的曲折道路，以及某些时段不够光彩的历史有关，或与作家与批评家之间历来不弃不离，却又心存芥蒂有关，或与“文人相轻”的伟大传统有关。
但依我看，评论的情形并没有坏到如此地步，它始终艰难地成长着，发展着。它为推动文学的繁荣做出过巨大贡献，也为建设自身独立的审美系统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而现在，它又因时代生活的急遽变动面临着更重更难的新课题，所以，它固然需要理解时代，但它本身也亟须时代的理解。仅仅就评论言评论，或把它作为一种孤立的现象和批评家个人的行为来看，那是不大可能扯清楚的；只有把它放到流转的大时代中去观察，既注意到批评本身的得失，也注意到批评的环境、条件、氛围的微妙变化，批评工作者的烦恼和需要解决的困难，庶几可能接近事情的本相。目前对文学批评的呼吁声又起，特别是关于开展健康的，说理的，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文艺批评的呼吁，颇能引起共鸣。我也要说，我们太需要健全的批评精神和刚正的批判品格了。可是，具体到批评实践，人家主要的不满，倒似乎是集中在对批评家的不敢批评上，也即批评家的胆量问题上。这个胆量问题抓得准不准，以及由此会引发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倒也耐人寻味。
其实，批评家与常人并无两样，有胆子大一点的，也有胆子小一点的，一律说批评家胆小，恐非事实。去年关于人文精神的人争论，就很是沸沸扬扬，卷在漩涡中心的几位，无论作家还是批评家，都不能视为胆小，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片面的深刻，泼辣的辩才，滔滔的语汇，决不揖让的姿势，至少说明，他们的心态是自由而无惧的，似不存在敢不敢批评的问题。当然，平心而论，辩论的双方之所以如此投入，如此激动，如此大胆，恐怕既与窗户纸已经捅破，火力点已经暴露，客套话已无必要，谁不正面答辩谁就有可能被动挨打之情势有关，还与所争论的问题十分“形而上”有关。倘若不是这样，而是有个具体对象摆在眼前，又是关于作家作品，关于孰高孰低的评价，那么可以说，批评家的不敢批评，胆子小，倒也是实情。
那么为什么批评家“不敢批评”，或者说渐渐地“不敢”了呢？为什么有些批评家在经过几个回合以后，多采取说优点笔酣墨饱，言缺点轻描淡写，尽量恪守多栽花、少挑刺的行动准则呢？在我看来，除了批评家的勇气问题和个人气质上的参差不齐，恐怕与不少批评家感到说真话有诸多难处大有关系，有时候局面严峻到：不是批评家敢不敢，而是对方接受不接受，允许不允许，承受得了承受不了。如果说，人是环境的产物这句话不能算错，那么，批评家是批评环境的产物，就也说得通。现在生活中的情况是，表扬尚不易，批评就更难，谁要是打算发起尖锐的（或根本不尖锐的）批评，那他就得做好迎接麻烦的充分准备。有的人在事不关己时，老是嫌批评不过瘾，可一旦批评落到自己头上，就如鲁迅所言，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也会马上跳起脚来。文学界的情况又何能例外？有的作家看到对自己作品的批评意见比较尖刻，又不给面子，就不由得愤愤然，不日在各种场合放出各种话来，曲折些的，从人缘说到绯闻，直率的，则指责该批评家搞极左，说是大批判的一套义来了，甚至要“单独练一练”呢。世上事想来好笑，要整谁总得有个借口，有个“帽子”，解放后很长时间要批谁就给戴“右”帽子，而现在呢，则改为给戴“左”帽子了——至于真伪倒可以不管。难怪某批评家在批评后人为苦恼，后悔不迭，连连发出“我犯得着吗”之叹。这些年来，因为批评而诉诸公堂的，给对方扣帽子的，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甚至饱以老拳的，并不鲜见。据说曾有过一二批评家，化了笔名，以酷评或苛评闻名，结果弄得某些编剧导演大光其火，也许因为还影响到票房价值，恨意就义平添了几分。有趣的是，不知怎么一来二去，这几位的苛评就慢慢难以为继了，再往后，倘若有谁提出请他们参加会议，主持者就一面声称对他们的道德文章实在是敬仰，一面表示这种不成样子的小会是不是就不一定惊动他们了云云。显然，主持者对这类不火好控制的角色也颇感棘手，采取了冷处理。氛围如此，能只说是批评家不敢批评吗？
这里，我并不想把不敢批评的责任，一股脑儿全推给对方，推给客观，推给社会。事实上，勇于接受批评者大有人在，眼下闻过则喜者虽然相对地少了点，但也不是没有。那些创作上底气十足者就不怎么怕批评，锐意进取者就不怎么怕批评，只有落伍者、抱残守缺者、弱不禁风者、依靠外力勉强支撑者，才惧怕批评。但就批评的总体境况来说，我以为，文学批评健康风气的形成，不可能单靠批评本身来完成，它有赖于全社会批评风气的形成。设若社会风气浮华，注重虚名，惧怕批评，满足于形式主义和报喜不报忧，热衷于包装和哄炒，欺世盗名者优游自得，那怎么可能独独指望文学批评彻底地做到实事求是、铁面无私呢？打个比方说，对待跑官者，人人鄙视，但又不能绝迹，为什么？原来，你光是批评跑官者，而不去批评那些纵容、默许、赏识跑官者的人，是一点用也没有的，他照跑不误，倘若跑官者因跑官而个个倒了霉，你看还有人跑没有？文学批评风气的形成，道理也是一样的。然而，事情不能只从消极的一面去看，不能静待社会风气好彻底了，保险系数足够了，才去从事健康的批评；倘若是这样，还要批评家做什么？文学批评应该率先积极地、能动地作用于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大家都强化了健康的批评意识，全社会的批评风气也才会逐渐树立起来。就这个意义来说，希望我们的批评家，不是胆量越来越小，而是胆量越来越大——当然是建立在追求真理基础上的胆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