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文章的题目有点怪，但绝非关公战秦琼之类的不着边际。
最近，参加了一次《中国医药报》的征文评奖活动，回来后，一直想着医生治病救人的事。我对于从医的人，一向由衷地敬佩，他们不惮烦难，为人解除病苦，真正是普度众生的“人间菩萨”。没有病，谁愿意去医院，谁愿意看肢体的创痕，听痛苦的呻吟，闻病人与药品混杂的怪味儿？但医生却必须每天面对这一切，没有博爱的胸怀，救死扶伤的人道精神，很难坚持下来。从神农尝百草，到扁鹊，到华佗，到孙思邈，到李时珍，直到今天的千千万万白衣战士，他们对我们民族的繁衍和发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曾丕说，文章者，经国之火业，不朽之盛事。其实，医药的价值，并不亚于文章，也带有浓厚的经邦济世色彩，希波克拉底的誓言，是何等的神圣。以药王孙思邈而论，他的名言是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可见他的抱负远大，把从医与从政看得一样重要。他不贪名利，唯民众的病苦是问，他可以拒绝隋文帝、唐太宗授予的官职，却从不拒绝一个普通病人的恳求，他的著作之所以叫《备急千金方》，是他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由此观之，人类要健全地发展，是断然离不开医药的，救死扶伤，功莫大焉。
可是，最近另一些信息刺激，却使我的思路有些转移：恰好这几天的电视里，不断有“严打”的新闻，不时总能发现个把杀人越货的罪犯，身板倒结实，体格也健壮，留着寸头，鼠目乱转，临被押赴刑场了，还一脸的不在乎，意思好像是，“二十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其愚蠢、颟顸、可憎复可怜的神态，难以用笔墨形容。过去的罪犯临刑前一般都吓瘫了，现在的有些囚犯临刑前倒梗着脖子，拧着眉毛，噘着嘴巴，好像别人都没理，就他有理，真是咄咄怪事。据说厄瓜多尔有一种老鼠叫烫鼠，硬是不怕烫，把它丢进沸水里，会蹦跳得更欢实，上列罪犯，是否与之同理？这可真应了一句老话：死猪不怕开水烫。我想，这种罪犯的身体不是健康得很吗，但是他的灵魂呢，他的精神呢，不但病了，而且病入膏肓，到了万劫不复的地步了。当然，这例子有点太绝对了，但对于生活在今天，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们来说，究竟是感官、身体更重要，还是心灵、精神问题更迫切，疗治疾病与陶铸灵魂的关系如何摆，倒也不是不可思索一番。
人这种社会动物、文化动物，既是物质的存在，又是精神的存在，是灵与肉的统一体。古希腊哲学家曾认为身与心的平衡就是健康，很有道理，即所谓“身体无痛苦和灵魂无纷扰”。一般说来，人的肌体患了病，看得见，摸得着，而人的精神出了问题，就比较隐蔽。人因身体患重病而引起的精神痛苦和情绪消沉，我们容易觉察，人因为心理素质和精神品德的原因而导致肌体出了火患，却不易发现。其实后者较之前者，危害性要大得多，只是人们浑然不觉罢了。
由心病转化为身病，也要分不同的情况。有一种是自戕型的，往往因郁闷、忧愤、自怜，妒忌、想不开等导致患病，甚至患上绝症。林黛玉因婚姻失败而痛不欲生，以毁灭自身而抗议，便是一例。尤二姐的吞金自尽，就更不待言。这种自戕型的，多是伤自己，并不害他人，令人十分同情。而更多的是报复型的，危害可就大了。前年有个诗人，住在海外，身体还算康健，但心理有病，灵魂有毒，如患狂疾，终于发展到用斧头杀害亲人。还有的人，失恋了，倒不害自身，而是提着硫酸瓶去毁坏别人的容貌。更严重的，也许要算败坏型的了，例如吸毒者与贩毒者，不但害己，而且害人，传染病似的毒害一大片；又如卖淫者，不但传播性病，而且道德沦丧，他们危害的不再是某个具体对象，而是整个社会风尚。究其行为的发生，皆因灵魂出了恶疾。有的卖淫者文化程度不低，居然是大学生、研究生，她懂的道德比谁都多，为什么要操此贱业呢？一问，才知道她要不劳而骤富，一边快乐一边发财。这不是灵魂的腐烂吗？湖北有位吸毒少女跳楼自杀了，她在遗书中说，“毒品害死人，希望公安局把贩毒分子一定抓干净”，其情可悯，其愿望可理解，但她似乎临死也没搞清楚，害她的看起来具体是毒品，使她沉沦的其实是精神的魔鬼。不从根子上抓，即使毒贩子和毒品一时抓得差不多了，过一阵还会卷土重来。
以上所说的，是身健而心残，并由心残而终于招致了身残、身亡的悲剧，那么反过来看，有没有身残而心健的呢，并由心灵健康而使身残的痛苦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呢？当然有。我们发现，某些肢体残缺的人，由于精神的充实，内心的博人，意志的强韧，往往能够创造奇迹，他们虽不能改变已残的躯壳，却可因人对自然，对疾病的征服而带来巨大的信心和喜悦，让生活因精神的丰富性而变得富有意义，从而弥补残缺，超越残缺。这样的例子，中国的，外国的，历史的，现在的，都很多，它们无不证明，思想、道德、意志、情操，往往能起决定作用。
心灵的力量是如此强大，精神的提升作用和破坏作用又是如此明显，难怪鲁迅先生弃医从文，郭沫若学了医，却一辈子从事文史哲。关于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人们已经谈过很多，我只想说，这里并不存在医与文孰高孰低的分野，先生不论原先选择医，还是后来选择文，都是极慎重的，都是为了人、关怀人，只是一个侧重躯体，一个侧重心灵。但他的这一变化具有深刻的时代原因，则无疑。他选择医，是因为父亲的病的被延误的刺激，更因为日本维新的成功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但幻灯事件使他痛苦地意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于是他拿起了文艺的利器。在那个风雨如磐的时代，我们确实可以说，唤醒民众比医治疾病更迫切，更重要。
问题是今天，早已不是鲁迅的时代了，还有必要把精神的价值提得那样高，把重铸灵魂的任务看得那样重吗？诚然，历史条件已完全不同了，中国人早站起来了，不但精神和体质都强了，寿命长了，连身高都增高了，我们再也不是“愚弱的国民”了。可是，我们也发现，伴随着现代化的脚步，经济的高速发展，消费的欲望、享乐的欲望、积聚财富的欲望，似乎也大大地膨胀了，原先的伦理，道德，被冲得七零八落了，而新的又一时建不起来。见老弱病残不让座的，甚至见死不救的事，屡屡发生。前天看一篇文章，说的是深圳一对男女大贪污犯，爱情至上，个人至上，觉得自己无非是为了过好日子才贪污的，比起漏网的或更大的罪犯，甚感委屈。作者冠以“没有家园的灵魂”，是很切题的。其实，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何止他们二位呢，不过程度不同罢了。从这里，我感到了今天与历史的某种内在联系。毛主席曾有“华佗无奈小虫何刀的句子，把华佗作为医的代表。”今天，物质文明在飞速发展，但我以为，我们需要华佗，更需要鲁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