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问与反思
章世鸿
读《人民日报》高级记者肖荻同志发表在2004年11月《炎黄春秋》上一篇反思文章，真让人感到不寒而栗。写当年划右派后的经历的文章，一般是谈自己的苦难历程，而肖荻这一篇则写出了一个人灵魂深处遭受到的扭曲和摧残，从而揭示了这场运动更深层次的悲剧性，这比仅仅写肉体上的苦难更让人感到战栗。鲁迅在读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曾说，陀氏是在作品中拷问他写的每个人物的灵魂。肖荻这篇文章也是写他在划为右派后不断拷问自己的灵魂，以求得自我解脱，但结果是迎来了更大的自我折磨。
肖荻很早参加革命，长期受过党的教育，因而他并不自大。他从没有认为自己比党高明。他在劳改初期，曾千方百计想找到一种理由证明自己确是错了，而党永不会错。他昼夜苦思，反复自问：渺小如我，难道会比伟大的党组织聪明吗？他认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错误肯定在自己一方。那么，他究竟错在哪里呢？他苦思着，最后在茫茫大海中抓住了一把稻草，那是“阶级本能”四个字，似乎他反党的根源就在这四个字上。不是吗？在理论上阶级有“自在”与“自为”之分，那么，他认为自己是否是在不自觉的“阶级本能”驱使下，浑然不觉地铸成大错？他甚至痛斥自己是在风口上做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内应”。他硬把自己“异化”为阶级敌人，从而认为自己确是右派。正因为如此，无论开除出党，还是“保留公职劳动教养”，均为理所当然。于是他真心实意对自己提出要求，同过去的自己决裂、决裂，再决裂！凭借这样一种自我拷问、自我鞭打，他甘心于眼前的苦难，无怨无悔地闯过了十几年。
肖荻给自己戴各种帽子，说自己确是右派，这种心态现在看似难以理解。但在当时，并不奇怪。的确，我们不能如某些人，喜欢把自己打扮成似乎早已洞察一切的圣人。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许多遭受打击的人所作的检讨并非都是假的，许多人确实在触及自己的灵魂，认定自己有错，于是写不完的检讨，做不完的自我控诉。这并非一味是假的。也许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心态，在“文革”期间，一些老干部被造反派推向深渊，生命奄奄一息，临死前还不忘高呼“万岁”，以示忠心到底。这种灵魂深处的扭曲和反常，是对人性的彻底摧残，大大强化了这种历史悲剧的深度，让你特别感到可怕。
肖荻说，一方面是自我拷问，一方面又自作多情。他相信了某种虚假的承诺，认为只要能够改造好自己，党不会忘记自己。他曾多次幻想：有一天，他解放了，帽子摘了，原机关的人就会派车接他回去， 机关领导同他热情握手，鼓励加抚慰，于是一切恢复正常。他翘首企盼这一天。但后来他知道，这只是自作多情的泡沫。所谓“回归人民大队”，不过都是幻想。而且有一天，当他真的摘掉帽子，“摘帽右派”还不一样是右派吗？依然是夜茫茫，路漫漫。
“文革”开始，形势起了变化。社会上传来阵阵腥风血雨。许多肖荻熟悉的领导人被红卫兵批斗摧残的消息不断传到劳改农场。这时候，老右派们反而感到这个农场有些可爱。这里似乎成了一个避风港。是呀！对一群匍匐在这里的“贱民”，红卫兵根本不屑一顾。稳稳当当做奴隶总比连奴隶也当不成好呀！肖荻在文章中分析当时自己的心态说：“至此，倘说戴帽打棍以来是凭借内在的思想斗争来化解重压，那么此时已变为以外在恐怖的幸免来取得一种苟安了。”这又是多么可悲可叹的心态！
右派，这个称呼，在当时比现在的艾滋病患者更可怕，人人避之，唯恐沾边。其实被压在最底层的人往往有一颗最纯洁的心。历来反映人道主义思想的古典文艺作品都是这样写的。中国的右派，曾是20世纪中期中国的一群新式奴隶，外界并不了解，而肖荻则同他们日夜相处，目睹许多典型人物，让他永生难忘。在他写的这篇反思文章中介绍了几位，有名有姓，让我们也开了眼界。请看：
数学教师王萝珏被打成右派送农场后长期两眼发直寡言少语。他常常半夜起来数天上的星星。他弄不清这个好心得恶报的人生疑团！他每天劳动十足用力，腰系草绳、衣衫褴褛、挺直腰板、来来去去，节粮度荒时抓住耗子撕巴撕巴就吃。但就在那粮食贵如赤金时，他存了几张点心票，买了糕点用布密密地包起来缝好送到邮局，在包上写明：“寄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这就是一个中国教师的心。本人已落魄到这步田地，当了右派，心里还在惦记着自己一向敬爱的总理。点心被邮局扣下并转告了农场。当时听到这消息的人无不拊掌大笑，但大笑之后又感到一阵阵心酸。
天津大学化学系三年级学生陈科正是一个作风严谨不苟言笑的青年。1969年被遣送回安庆郊区农村劳动改造。有一天，他外出回家时过一小河，发现河上的桥板松动了，心想，眼看就要下大雨，如别人踩上滑倒岂不危险。于是他跑回家中取来铁锹，铲土修桥。此刻雷雨大作，狂风呼啸。陈科正用力蹬锨时，脚下一滑，不幸落水，竟被湍急的河水冲走，几经挣扎未能上来。一个正直热情的好青年就这么消失了。
留日归来的音乐教师王可之，精通外文，他被调入公安六处一个翻译队。“文革”时被斗得万念俱灰，最后被发现在水上公园悬树自尽。奇怪的是上吊时他用一块手巾将脸包住。熟悉他的人了解他这样做的苦心。身为教师，王可之热爱孩子，他总怕孩子看到他死后可怕的脸给吓坏了，因而，他把自己的脸遮起来。直到死时，他还想到别人，想到孩子。
我希望中国有哪位作家，能够写出一部20世纪的《悲惨世界》，揭示一些身份可怜的小人物的美丽的内心世界和善良的天性，用来和戴假面具的邪恶的人群相对照。美和丑的斗争是永恒的。人道主义思想应该是“以人为本”的理念的基石。它在中国永远不会过时。如果连起码的人道主义思想都被抛弃，人性为兽性所代替，那就太可怕了。
奇怪的是现在仍有一些人，高举什么旗号，企图走回头路，回到那个可怕的时代去，让阶级斗争为纲卷土重来，因而读读《人民日报》资深记者肖荻同志的反思文章大有必要，大有现实意义。中国再也不能走回头路了。历史不能再重演了。
坚忍与尊严
——肖荻《起落人生》读后感
赵相如
我认识肖荻有些年了，平时并无来往，但是我听说他在人生的黄金时段受过炼狱。在那个告密成风、打小报告时髦的年月里，我也吃过不少苦头，所以，对凡受过无辜陷害的人的同情之心时时生起；而更叫我钦佩的是，他如今两鬓苍苍，依然在勤奋写作。最近，他寄给我一本《起落人生》，18万字，我利用假日一口气读完了，忍不住想抒发一些感慨。
老实说，当年肖荻在报纸上发表过的大量新闻通讯等，毕竟是为当时的政治生活服务的，事过境迁，已完成历史使命。可是读完他这部著作，我得到一个强烈的感觉，这里的一些篇章，将会有穿透力，将会顽强地生存下去。这些文字证明了一点：肖荻依靠他坚忍的生命力，尝过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屈辱与苦难，走到了今天，他所获得的尊严，是那些靠整人起家、靠计谋升官发财的人所无法相比的。而今，被颠倒的历史终于颠倒了过来。他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用尽心力书写华章，找回失去的岁月，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更不容易的是他的高尚人品。“文革”当中有人找他了解当初主持斗他右派的负责人的“罪状”，肖荻的回答是：已离开单位十几年，情况不知道，不能瞎编。他没有去报一箭之仇、去落井下石、去出一口恶气。这样的人品，决定了他自由挥笔时的文品也是有气节的，不会去媚俗、去献春、去卖弄。他的文字多是以痛彻心肺的声音告诫读者：我们再也不能去过那种“左”得要命、朝不保夕的生活了，我们要更加珍惜今天不易得到的好日子！
肖荻是一位十分勤奋，不断读书看报，不断思索的作者。他思路开阔，政治、经济、文学、艺术都在他的视野中。但他最为施之以情感之泉者，是一些深受无妄之灾的人，他写他们时饱蘸深情，我读了不禁深受感染。他也把自己思索的心得毫无保留地写成随笔，告诉人们一些道理。比如《读一点艰深的书》，便给了我很深的启示：人总有一种惰性，趋易避难便是，但如果总是读浅白平淡如冷开水之类的东西，舒服是舒服了一点，毕竟从思想深度上提高不快，我们应该如肖荻所述的那样下苦功夫，读点真有思想深度，可引起震动，能引起思索的书籍，从而使自己得益。像这类时评、随笔，如今是肖荻作品中的多数，这一篇篇如珍珠一般的文章，串起来便是上等的“宝贝”哇！
肖荻是个乐观主义者，22年的苦难没有压垮他，如今虽然已过七旬，但每天坚持运动，晨跑时还坚持听广播，一举两得。他为人随和，不与人争高低，总是努力写作，写作，再写作。我有时想，像肖荻这样只知辛勤耕耘，从不谋晋身之阶的记者，确实难能可贵。
读肖荻《起落人生》
张仲
读了《今晚报》连载的肖荻所写起落人生文章，很受感动。许多往事又闪现在我眼前。
我与肖荻年龄相若，相识于春暖花开的1956年春天，当时他是《天津青年报》副总编；我则不过是一个长于幻想的年轻作者。我们有所交往，却是在1958年，成为“大板”（ 板桥农场 ）同学之后。
肖荻是公开点名的右派分子；我则是拒绝一切的“帮助”，结论云乎，更没见到。因此，都错划为右派分子，受到当时的“最高行政处分”劳动教养，但肖荻被“保留公职”。本来，在他名下是有公职人员身份的；但劳教起来，却失去一切区别，一样的由警察来管教，一样的承担沉重的劳动。
当年正在抗旱，到“大板”第一次劳动就是叫我们去挖张家河。天上寒星送我们上下工，还有时细雨蒙蒙。硬要我们把地下万年的污泥连同芦苇根，送上高而陡的岸边。多数人不会用铁锨，只好抬大筐，肩肿腿肿，一步一个跟头，我简直被吓傻了。我始终想念我白发苍苍的老妈妈，这些日子她是怎样过的？但又忍着眼泪。
读了肖荻的文章，才知道他在另一段河道。他正咬牙抬大筐，冲刺，再冲刺，因为过力，竟把小肠肠头迸出肠壁，但从1958年忍受到1960年才就医。肖荻从不失去信念，他努力“争取回到党的怀抱”（ 他十几岁就参加了党的地下活动 ）。他个性安稳平和，对上下左右都是一个劲儿。在改造中，凡是让他做的，他都无保留地去做。他多才多艺，演过话剧《槐树庄》中的右派分子，被人说“真牛上台”，他笑笑而已。肖荻勇于任事，处处认真，我们在大港挖河工地编小报，为一字之差，他遗憾不已。
肖荻是反右受处分的“全科人”，改造与变相改造达22年之久。右派中的同龄人，肖荻与已故的鲍昌，都是老老实实，不想巧取，全靠自己的努力而维护自身与尊严，一直是我尊敬的兄长。鲍昌在双林农场下放劳动，妻儿去看他，他在插秧；妻儿在大丘帝等候，他竟坚持插秧到头，等上岸时，妻儿已离去。在“大板”，有些“老延安”，如诗人鲁藜，宁静平和而不失人格。
不久前，在晚报上连续读到王辉、石坚和肖荻的文章。时代不同，遭遇有异，却使读者都面对历史，直面人生，明白了哪些是我们应该忘记的，哪些是不应该忘记的。肖荻说，“倘能在历史长河中留下几滴逝水，于愿足矣。”
人生起落，升沉隐显，不像云卷云舒，如此悠然美丽，而是历史的胸腔在呼吸。历史不能倒退，而前进又需要轻健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