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慨芷江“受降坊”
湘西名城芷江这个风情独具的侗族自治州，60年前是“中国人民抗日胜利受降城”。1945年8月21日，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策划卢沟桥事变的今井武夫，受侵华日军最高司令冈村宁次派遣，乘一架非武装运输机，到这里着陆呈送日军分布情况，联络缴械投降事宜。芷江机场当年是以陈纳德“飞虎队”闻名的中美空军混合联队300多架战斗机起落之地，1945年4月上旬，日暮途穷的日军调集8万兵力，发起了拟摧毁芷江机场、打通西南通道的湘西大会战，结果日寇以伤亡28320人的溃败告终。声名大振的芷江，也就被选作侵略者9月3日正式在南京签降的投降地。前年我和商海“老记”章世鸿驱车，头一站到达2000亩方圆的芷江机场，那里已赋闲半个多世纪，秋风飒飒，芳草萋萋，身临其境仍使人激动不已。
在芷江七里桥舞水河畔，高五米四柱三拱门的“受降纪念坊”上，一副长联赫然入目：“名城首受降，实可知扶桑试剑，富士扬鞭还输一着；胜地倍生色，应推倒铜柱记功，燕然勒石独有千秋。”坊前凯旋门上嵌着一个红色“V”字，象征着中国人民八年抗战中3500万同胞用鲜血换来的胜利。纪念坊左侧是受降旧址，有三栋褐色鱼鳞般式双屋木结构平房，房屋及室内用具均属原物。会场正面高悬孙中山先生挂像，中国受降全权代表何应钦所坐的正座如同法官案台，案前两米多是四张黑椅子，为日方投降代表所坐。我抚摸着当年承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那些老式桌凳，审视着墙壁上一幅幅光色陈旧的纪实照片，那里记录着我全民艰苦顽强的浴血抗战。我不禁湿润的眼睛，定格在日寇投降代表今井武夫乘坐的那架飞机上……
那架涂着太阳旗的日本运输机，机尾上飘着象征投降的三条红布标，有些猥琐。但回想当年我也曾看过日寇飞扬跋扈的轰炸机。那是1937年我才7岁，全家逃难到安徽宣城，秋天返还时在火车站陡然响起警报。人们满地趴下，呆呆望着天空。须臾，一群飞机轰鸣着来到头上，翅膀上膏药旗血红，很快就俯冲抛出一些亮晶晶的炸弹，在空中闪闪烁烁，在地动山摇一般的爆炸后，地面上顿时硝烟弥漫，血肉横飞。过后是尸横遍地，一片撕肝裂胆的哭叫声。这一切，我永生难忘！仅就飞机对平民的狂轰滥炸来讲，1938年日寇飞机对重庆有长达五年半的战略轰炸，造成防空洞大窒息等一系列惨案，罹难老百姓多达11889人。这也不过是其罄竹难书的罪行之一斑。我从小学到初中二年级，皆是在日寇铁蹄下度过的。日军在中小学校里均派有“教官”，每逢周会要登台“训话”，一派恶言恶语，恐吓“谁抗日就死了死了的！”经常将抗日志士捉去灌辣椒水、压杠子，他们以恶毒口气称难以对付的八路军为“大马猴子”。我在静海县唐官屯老家，夜间就听见过日军刺刀捅死游击战士的吼叫声。但他们同时又施展一些小恩小惠，诸如策动一些汉奸搞什么收买人心的“维持会”，开来什么“厚生列车”，卖些廉价糖豆文具，搞些“义务医疗”之类，鬼子残暴而富有心机！
前些年，我去神户，日本售货员帮你换零然后向你鞠躬；在长崎，便急问厕，一位修车工在雨中跑老远领你去方便，鞠躬告别；在横滨，迷路问道，一位日本普通司机非要义务送你回去……这些，使我看到日本民众是热情、勤奋而彬彬有礼的。5月中旬，91岁的日本侵华老兵本多立太郎在北京金鼎轩饭店，面对三位当年的中国被掳劳工深深鞠躬，又到卢沟桥跪地俯首向中国人民谢罪。他曾在日本国内巡回讲演1027次，揭露日本侵华罪行。他说：“有良知的日本人，绝对不同意否认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问题，我要向更多的年轻人讲述。”壮哉此举！也就在此时，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庆典时，德国总理施罗德带着一种负罪的凝重感缓缓走过，而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却突然快步走到最前面，与美国总统布什又是开玩笑，又是拍肩膀，一派自感无罪的轻松神情。历史是一面镜子，墨写的谎言抹不掉血写的事实。日本右翼人士似应到芷江“受降坊”去感受一下，历史假如像他们一再“漂白”的那样，其前辈今井武夫，又何必沮丧万端地去芷江负罪请降呢？
古往今来甘家院
过去游南京，总是抓大放小，光那中山陵就去过三次。最近有幸在秦淮河附近的偏僻小巷中，细细品味了一下南京保存最好的明清故居甘家大院。
甘家大院现在是南京市民俗博物馆所在地，始建于清嘉庆年间，是甘熙之父甘福所造的“友恭堂”。甘熙是晚清著名文人，曾任礼部及户部官员，此人著述颇丰，很有名望，大院至今雅称为“甘熙故居”。这片古宅院有300多间房屋，按当时皇家规定，民宅不许与王族匹敌，不能超百间，只能称“99间半”，这就是合理的“漏报”了。那天我们一进那古色古香的大门，就见一帮老者正在门旁一间屋里习唱京剧，文武场具备甚是热闹。而后犹如翻阅一本古书，逐一看了原汁原味的门厅、大厅、内厅、主人房、佛堂、洞房、儿童房、小姐闺房、文人书斋、厨房等等。不同房间里那种或深沉、或豁亮、或内敛、或卑微的气氛，和那许多风情万种的木雕、石雕、砖雕，使我们感受到清末民初都市中产阶级浓郁的民居文化。尤为引人入胜的是，近百种雅俗共赏的民间艺术品在这里得到了鲜活的展示。
民俗博物馆女书记尹晓华同志，给我们这些外行解读了许多甘熙故居的“门道”。南京夏天是“火炉”，所以故居构造非常注意散热、排水和通风。整座故居有35个天井、32口井。天井四侧屋顶向内倾斜，既减少瓦面排水量，又使内室接受日照，还有“四水归明堂，肥水不外流”的寓意。故居中轴线上功能各异的厅堂，渗透着长尊幼卑、男尊女卑、嫡尊庶卑的封建宗法观念。在中轴线两侧则专门设有“火墙”通道，供仆人走路，又起消防作用。如今一些商场、歌厅由于通路不畅，一有火灾便群死群伤，古人却早就想到了好办法。
甘熙故居有许多凄美的故事。甘氏家族素以戏曲音乐世家闻名，经常和梅兰芳、奚啸伯同台演出的名票爱新觉罗.溥侗就流连于此。在故居中还有一处严凤英居室，解放前少女严凤英因不堪凌辱逃至南京卖艺，甘家25世甘贡三之子甘律与之相识相恋，甘贡三毅然顶住社会压力同意了他们的婚事，严凤英在大院里向族人学习京剧、昆曲、话剧，将其唱腔、身段的精华吸收到黄梅戏中，技艺大为精进，到1954年全国戏曲汇演中，一曲《天仙配》风靡了全国。只可惜，后来她未能逃过十年浩劫。又岂止是她呢？解放前国民党溃败去台湾，一些人劝甘贡三同行。甘老先生说：“以我之见，共产党得人心，我为何去台湾？”他不仅未走，1951年全家百余口还让出祖宅，帮助政府安置军队家属，自己搬出时未带一桌一椅，一字一画，还把珍贵藏书集中三卡车交公，其中宋版《金石录》几经辗转收藏到北京图书馆，当时的文化部长郑振铎视为国宝。就是这样一位深明大义的爱国者，在“文革”期间南京长江大桥试车时，欲前往参观，却被造反派狰狞地喝止：“你没有资格去看！”甘老先生受此凌辱，气得不久便含泪离世。在民俗博物馆中还展示着全国著名收藏家沙志明先生182件珍贵的紫砂名壶。为了收藏这些精品，他历尽艰辛，“文革”期间，却被扣上“封资修”大帽子，罗织以罪，判刑9年。“文革”结束，他虽得以提前出狱，但已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对他的收藏，不断有文物贩子出高价购买，老人却不为所动，无条件地将收藏交给民俗博物馆公开展览，海内外紫砂爱好者闻名来看时无不惊叹不已。听到这些，我们唏嘘不已。
峰回路转。如今，在这里不只有古寂幽深的既往，更有着欢声笑语的现在。“凯风吹至石头城，北海波光照眼明。坐看百花齐放蕊，满园硕果意欣然。”这是1963年南京22个门类民族、民间艺术应邀到首都举办展览时，郭沫若看后欣然题的一首诗。当时这些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还赢得国家领导人和32个国家的外宾及归侨激动不已的赞赏。但经历“文革”的摧残，这些文化积淀已七零八落，无论是绒花高手还是微雕艺人均已贫病交加，流落街头，许多民间绝技再不抢救就会相继失传和泯灭了。改革开放后，南京民俗博物馆毅然担当起复兴传统文化的重任。我们在一间间民艺展览室里看到，许多身怀绝技的老艺人，正在给观众作着精彩的现场表演，有的还手把手向一些小朋友传授技艺。在尹书记一一介绍下，我们认识了南京民间魔术家王祯卿老先生，他为我们表演了一个绝妙的“手彩”；张苗老先生向我们展示了他那美丽的葫芦彩绘；耄耋老人时光正襟危坐，展示了苍劲的书法功力。接下去有民间国画、烙画、指画表演，有京剧脸谱展览、京昆票友研习活动，有皮影戏、抖空竹，有现场作画和剪纸……一时之间犹入山阴道上，目不暇接。等到你走饿了，恰好有一位民间美食家王毅老先生做的南京地道小吃，花十块钱可以品尝十几种风味食品，实在是吊人胃口！在这里，我们看到博物馆管理者不仅是守护了一座经典的故居，更活化了诸多的艺术瑰宝。民族、民间传统艺术在这里不只是静态的展览，更有着动态的传承。在老艺人们泼墨挥毫、口到手到、现身说法的演示中，不仅增添欢乐，启迪智慧，而且把那些古老而精妙的传统文化，如点点春雨播撒给新生代，使他们更加爱祖国、爱人民、爱家乡。尹书记告诉我们：这些杰出的老艺人，一生中用精巧的构思和灵巧的双手，留下了只有中华民族才拥有的民间艺术。他们多年来顽强地守护着自己的艺术家园。长期在这里活动的秦淮制嗡世家“荣记老牌竹鸣堂”传人孙光辉，为了传承祖业，放弃了多次就业机会，忍贫耐苦将“抖空竹”民艺继承下来，各国游客来看他的表演时无不为之叫绝。但这些民族、民间艺术现在很多已销声匿迹，如再不给以重视，一大批文化瑰宝又会相继失传。现在，他们使这些老艺人在这里得到良好的照顾和尊重。80多岁的书法家时光老先生原来是在街头卖字谋生，馆里专门给他安排了住房，请他进馆来展示和传授书法。对这些进馆展示绝活的老艺人，馆里一律以老师称之，免费安排午餐，观众收购其作品，有收入一律归己，更不收什么摊位费。有一工艺公司来参观时，用责怪口吻问一位老艺人：你为何到这儿来？这位老人说，我在你们那儿是“卖艺”，你们叫我“王老头儿”。我在这里被称作“老师”，我找到了艺人的尊严！
不过，尹书记说：这些努力还都是初步的，我们还有许多设想。就保护故居来说，近年来国家已给予很大重视，人们已日益认识到古民居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综合文明结晶。甘熙故居过去也曾缺乏保护，2001年国家拨一千多万元进行了“修旧如旧”的彻底维修，2002年9月开放时市民们来看时为之欢呼、流泪。这在国际交往中也值得我们自豪，因为像美国、日本等国家中世纪民居遗留极少，文献史料几乎不存，这成为其极大遗憾。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对古民居的研究，只能以模型作为表现形式。但对许多杰出的民间艺人，日本则视为国宝，高薪供奉为“大师”。这方面，还需要我们多方努力，急起直追呢！
温州杂拾
久闻温州人善经营、能打拼，最近去那里小游，所见所闻，果然令人惊叹不已。
温州和天津因缘之一是那里对天津王朝酒甚为热衷，个人包销量为全国之最。我们进入一家金田酒店亲眼得见，一家办喜事的正在欢声笑语大喝王朝干红。原来这里举凡婚宴、开会、友情聚会以至庆祝升学，在欢聚时无不大喝王朝酒，最高记录是四个人喝了19瓶干红！在温州停留几天，便发现那里的人爱喝王朝酒，首先就是因为人们确实是富了。他们穷的时候能吃苦，当地叫“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富了以后能享受，“抽要中华，喝要王朝”。第二就是他们善经营，营造气氛需要一种载体。
改革开放前，温州知名度很小，在一般地图上几乎找不到。当地人均才三分地，生计艰难。那时温州人满天飞，是急急惶惶、衣衫褴褛去给人家弹棉花、补破鞋、干苦工。现在他们的满天飞，则大不一样了。温州人在国外有40多万，在国内各地有140多万，仅在成都就有20万。他们在巴黎、伦敦开餐馆、开皮鞋店大赚外汇，在国内挟巨资在上海、山西、天津……各地炒房地产。山西人开始议论：“温州人虽然没有索罗斯那么可怕，但也是一派金融小鳄的样子。”但很快山西人又反思，为什么我们欢呼每一笔外资的投入，而对于内资，尤其是浙江人、温州人的投资，就抱另一种心态？温州企业家林永敏和他的同乡投资1.2亿元，在黑龙江绥化市明水县建起粮食加工企业。当地人原来怀疑，这里周围地区多是“贫困带”，又不通铁路，何以打动了温州投资者？但结果是：30万吨玉米淀粉项目需要40吨玉米做原料，不仅解决了明水县的“卖粮难”，还要向周围地区收购玉米，一个大型企业带动了一个区域的粮食种植和销售。现在温州人每年从各地汇款回家来达400个亿，当地去年产值是2000个亿，温州人的人均收入现已超过上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