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爱国七君子”之一章乃器，当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那个“新”字就是他提议加的。此人很有见解又出言坦诚，1957年不幸被打成“大右派”。但在种种围攻下，他写了一副对联自我明志：“实践检验真理，时间解决问题”，始终拒不低头。时间终于证明了他的预见。1997年4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纪念他诞辰100周年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说：“章乃器先生是一位勇敢的爱国的民主战士。”但更多的被整者在“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逼供信下被屈打成招，数不尽的冤、假、错案遂源源不断矣！诗人邵燕祥前些年出版了一本《人生败笔》，就是他当年的一篇篇所谓“检查交待”。我认识一位仁兄在运动中被穷追不舍，他搜索枯肠实在没的可说，惶惑中想死的心都有：“唉，这阵儿要是爆炸一颗原子弹，就一切全完算了。”之后他把这“一闪念”交待上去，这本是忠诚老实的表现，但立即被认为是“反动透顶、罪不可赦”，被整得死去活来后送劳改。到“文革”期间，整人更从触及灵魂发展到触及皮肉，许多人经不起那无尽无休的折磨而惨烈自绝。这一切，使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法宝”，全然异化为自相残杀。正因如此，如今当“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伟大号召一提出，无人不从心眼儿里一万个拥护。“和为贵”，家和日子旺，国和万事兴，千秋万代再不要那莫名其妙的“窝里斗”了。
然而，自古以来，“和为贵”的“和”，是“君子和而不同”。构建和谐社会，更不是无原则的共存和宽容。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滚滚洪流中，反腐倡廉、劝善规过、消除歧见、加强团结，须臾离不开健康的批评与监督。近年来在反腐败斗争中，有些被依法处决的巨贪在临刑前哀叹：“当初要是有人狠批我一顿，何致如此？”“人之将亡，其言也善”，在这里既反映出他“得意便猖狂”时拒绝批评的恶果，也凸显出批评与监督的缺失。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某些环节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确是又出现了另一种变形。山东省委副书记姜大明最近指出：现在很多时候，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了表扬与自我表扬。批评别人就是“不爱护自己，不注意健康”；自我批评就是“工作有时求稳，有时求急”。稳定压倒一切，稳有什么不好？急，说明有责任心。他说：“这全是表扬话！都是摆设。”显然，这种“摆设”是把批评与自我批评从粗暴专横的“打杀”，变为庸俗不堪的“捧杀”，跑向另一个极端去了。某同志见一同事在搞房地产时，手脚不净又拒逆耳忠言。上级跟他说：“还是‘多栽花少栽刺’。他发财咱不眼红，他倒霉也没咱的事，何必说三道四？”就在这一不作为哲学的“栽培”下，该人大贪特贪，使公款大量流失后锒铛入狱。河北省郭光允忠心耿耿举报贪污分子，竟被那位大黑伞程维高大人残酷打击，送劳教八年，其压制批评的专横令人发指。在中纪委报告中，去年立案162023件，其中县级干部5916人，处级干部415人，省部级干部15人，其案情固然各有千秋，但纷纷触及法网，无一不是与在道德层面上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有关。有些贪官拒绝批评，却经常去算命、烧香、拜托菩萨保佑。其实，批评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神”，此外还会有什么包庇贪官污吏的神佛吗？
但在生活的长江大河里，始终有着奔腾不息的主流。新时期以来，在正确对待批评上，周扬总结过去“左”的教训时不止一次做自我批评，并多次流着泪向被他整过的同志道歉。看过巴金《随想录》的人，更会被他那种自我忏悔的真诚所感动。尤为令人瞩目的是，近年在胡锦涛同志亲自主持下，中央高层的学习、研讨、征求意见活动频繁。年初2月18日在京分别召开九个座谈会，听取各省市、各部委主要负责人对政治局常委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2月22日又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在加强多党合作等问题上听取意见。温家宝总理更一言以蔽之：“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他希望参事们多了解下情，多反映意见。中央领导同志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上的虚怀若谷和光明磊落，润物细无声。在最近召开的“两会”上，代表和委员们就许多问题进行了畅所欲言的民主审议，社会上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在这里被尖锐地提出来。诸如，药价虚高问题，早已怨声载道。在“两会”上有政协委员郑重提出，中央领导现场过问，主管部门立即表示年内将拿出治理办法。电信竞争乱象重生，一个小镇两个发射塔并立，一条马路四五条光缆并行，其浪费数额相当于耗掉好几个三峡！高校招生指标分配不公、春运火车票不合理涨价、农民权益保护方面法律缺位等等棘手的热点难点，在代表和委员们直言无隐、求真务实的讨论中，得到迎刃而解或引起集中关注。这说明，有些问题并不是不能解决，问题在给与有关方面的压力或动力不足。压力和动力从何而来？无疑，来源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革命法宝的回归，也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落实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提升执政能力的得力措施。人们期盼批评与监督更加制度化与常态化，这不正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吗？
记者与杂文
记者与杂文，具有天生的不解之缘。天津有个杂文研究会，许多成员都是在岗或离退的报人。记者写杂文，这构成一道文坛活跃的风景线。在解放后全国新闻战线上，《文汇报》的徐铸成、新华社的李普、《求是》杂志的牧惠……差不多既是新闻界的“老记”，又是杂文界的先驱。尤其是《人民日报》才气纵横、铁骨铮铮的老社长邓拓同志，他在《燕山夜话》《三家村》里，给我们留下一笔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
邓拓如是说
邓拓同志曾对年轻记者说过：“一个合格的记者，应该十八般武艺样样都会，既会写消息、通讯，也会写评论、杂文。”对此，我有一点小小的体会。我在1957年初给《中国青年报》写过《偏听则暗》《有花衣服为何不敢穿？》两篇杂文，哩哩啦啦写到现在，似乎多少也摸出一点门道。我觉得：记者要有新闻敏感，杂文要“针砭时弊”，在关注时代风云、体现人文情怀上，自然就构成两者同频共振的聚焦点。记者脑子里充满了“现在进行时”的难点、热点、敏感点。有时纷纷攘攘，直至入梦。许多记者又天生的“位卑不敢忘忧国”，有些人即便是在极“左”时期为此而挨过整，迄今在关注时弊一仍故旧，忧国忧民。常常是“如鲠在喉，一吐为快”。干记者不喜欢正襟危坐、板起脸来搞“大批判”，同时“老记”一生历经坎坷，深知出言要有“度”、要讲究点曲笔、要为编辑着想。于是，杂文这种文艺与政论相融合的形式，便成为抒情述志的上选。杂文不是白开水，不是马屁经，不是拜年话集锦，既要扶正祛邪，就要绵里藏针。这个“绵”可用文、史、哲、科多方面有关的信息和知识织就；这个“针”，就是要言人之所欲言而未曾言、未敢言。你言了，而且言得比较艺术。朋友见了拍你一下肩膀：“你说出了我的心里话！”一乐也。退下来的“老记”，写写杂文，可以通过它开阔视野、纵论人生、做点脑筋体操，省得到老来落个落寞不堪的“小脑萎缩痴呆症”。在岗的记者，以杂文为“副业”或“很喜欢读杂文”，更可以成为采访、思考、运笔的联结点和驱动器，其好处岂仅是练笔？言至此，不禁想到，天津市各主流媒体甚是重视杂文。《天津日报》的“拾柴篇”、《今晚报》的“肝胆篇”兢兢业业，连年不断地“众人拾柴”和“肝胆相照”。《天津老年时报》有“云峰阁”、“烟雨楼”、“龙门阵”、“益康苑”、“老年心态趣谈”、“休闲谈片”……在重视杂文上堪称举国之最。但本市也有些报刊，原本多年设有杂文栏目，人气也很蒸腾，近年来却“栏去人空”，未免有些落寞。干报纸，消息是主体，通讯是珍珠，评论是旗帜。三军齐上，不是更为鼓号齐鸣、旗开得胜吗？
新闻与杂文互补
记者的优势是信息密集，俗称“消息灵通人士”。但写消息贵在简洁，不可能夹叙夹议。写通讯可以画龙点睛作些议论，但也局限于特定主题。记者在采访中掌握的大量世情，引发的诸多感慨，往往与朋友谈起来或愤世嫉俗，或神驰入极，或浮想联翩，这些饱含玄机的原材料，如果不加提炼和升华，在忙忙碌碌中也就随风而逝了。杂文是一种文艺与政论相结合的文体，既有艺术笔法又有论战锋芒，正好是记者思绪万千的载体。《古文观止》里的《岳阳楼记 》，列宁全集29卷中的《奴才气》都是绝妙的杂文。在近代文学史上，鲁迅先生的杂文更是开一代新风。当代报刊如《人民日报》的“金台随感”，《天津日报》的“拾柴篇”，《今晚报》的“肝胆篇”，《天津老年时报》的“云峰阁”、“益康园”、“龙门镇”、“烟雨楼”、“休闲谈片”、“老年心态趣谈”，几乎版版有杂文的阵地。记者掌握杂文写法，可以“学以明理，文以述志”，将所感所想结晶成杂文，“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在精神文明战线上兴利除弊、革故鼎新，为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新闻写作的常规武器之外，多掌握一种武器，多尽一份力量，何乐而不为？
那么，杂文为什么可以文以载道、承载多多呢？窃以为，第一，杂文的特点就是激浊扬清，针砭时弊，针对党风、世风、文风等社会风气中带有倾向性的一些症结，加以犀利地分析评说。鲁迅说：杂文“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起杀出一条生路的东西”。“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也照秽水，也看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我曾写过一篇《瘦驴何以拉粗屎？》就是针对那些“豪华”的浪费现象，加以暴露和鞭挞。第二，杂文形象生动，情理交融。散文形散神不散，杂文事杂理不杂。可以联想丰富，借题发挥。艺术上与杂文相通的是漫画，“以嗤笑正世态”，往往伴着讽刺。没有锋芒没有嬉笑怒骂，则无杂文味，就与“时评”无异了。上述题目中的“瘦驴”用以比喻国家尚穷的现实，而“拉粗屎”云云，则是对那些浪费者的尖锐讽刺，就可以给人以更形象、更深刻的印象。第三，杂文可以扶正祛邪，有褒有贬。在上文中，我就是既对有关浪费现象加以嘲讽，同时也表扬了一些模范人物的勤俭廉政。事物在对比中更鲜明，那种以为杂文百分之百就是讽刺，我认为也不必自画框框，应该是褒中有贬，贬中有褒。艾思奇说过：“讽刺敌人是揭露人所不知或不深刻注意的罪恶，使人看清那禽兽相，不再为其冠冕堂皇的一时所眩惑。敌人不会改过自新，希特勒不会变成革命家。——对自己，讽刺可用作教育和自我批评方法之一种。不过这种讽刺必须是善意的。而不能是恶意的打击的。”记者的生涯中掌握大量信息，其中既有真善美，也有假恶丑，这些东西是杂文最好的原材料。而杂文以其扬善抑恶、谈笑风生的文体可以让记者的思维天马行空，倾吐衷肠。这种“互补”及时地把记者采访所得加工成“附加值”更高的副产品，一举多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