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半月谈》刊登评论指出，在一些地方“家长制”、“一言堂”还很流行。某些党员领导干部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搞一言九鼎、绝对领导，独断专行、权倾一方。河南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在全县干部大会上公然放言：“你们要和县委保持一致，县委是什么呢？县委就是县委书记。”要全县人民都和他杜某人保持一致，这显然是荒谬的。上世纪的“大跃进”、“放卫星”大面积地说胡话，就是一场上压下、下欺上的悲剧。我国古代思想家荀子曰“从道不从君”。唐魏征在太宗赐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时，便说：“作臣子的对人君言听计从，忠贞不二，乃忠臣也；犯颜直谏、匡正人君过失者，乃良臣也。臣，愿作良臣。”这是一个很深刻的界定。忠于职守，一切行动听指挥，方能令行禁止。但唯唯诺诺“顺杆爬”，不顾实际瞎起哄，不过是愚忠愚孝，敢于实事求是、犯颜直谏才是赤子之心。封建时期那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君主，对下边实行“愚民政策”，岂知下边也不跟他动真的，鲁迅称此为“愚君政策”。“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恶性循环。
古希腊先哲苏格拉底说：“上天赐人以两耳，但只有一口，欲使其多闻、多见、而少言。”当领导的一定要有容人之量，学会倾听。绝不能一听逆耳之言，便翻然做色。这样的人是成不了大事的。历史上从周幽王到殷纣王，从秦二世到隋炀帝，莫不是因钳人之口而一败涂地。真正聪明的领导，对拍马屁的人心生厌恶，他知道这是个小人，且“拍马”者必想“骑马”。相反，对那些“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下级心生敬爱，这样才能“上下同欲者胜”。《团结报》载，温家宝总理曾问三峡工程总指挥：“谁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这位总指挥答道：“反对建三峡工程的人”。三峡工程举世罕见，具有防洪、发电、航运诸多重大作用。从1954年至1958年就有专家建议修建三峡工程，当时大跃进热潮已兴起，毛泽东也急于要上这一工程。但当时任水电部副部长、曾做过毛泽东秘书的李锐，根据自己掌握的确凿数字，反复论证，指出当时这一工程弊大于利，单是修筑拦洪大坝，就要移民100多万人。这是当时国力所无法承担的。毛泽东听了李锐的面陈，看了他写的文章，即宣布三峡工程“以后再说”。潘家铮院士曾向三峡工程论证过程中的“反对派”致敬，他认为：如果在1958年浮夸之风中三峡工程上马，很难想象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可见，报忧有时是胜于报喜的。在求真务实中，“千士之诺诺，不如一世之谔谔”。在三峡工程上，当年李锐的直陈和毛泽东的采纳，不都是值得我们再三玩味的吗？
别样滋味忆“两多”
上世纪约数十年里有两个“多”。一是票证多，二是帽子多。这两多，都叫人挺闹心。
粮票、肉票、油票、烟票、糖票、点心票、布票、麻酱
票……举凡生活必需品，大概除了高级点心和冰棍儿，几乎样样要票。具有古时“黔劓”意义、其强制性惩罚令人谈虎色变的政治帽子，如地、富、反、坏、右等等等等，纷纷扬扬。到“横扫一切”时，“东风吹，战鼓擂”，各种帽子满天飞。连国家主席都戴上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党内头号走资派”等一系列大帽子。不过有考证者说，当年戴帽最多的还不是刘少奇，如陈独秀就曾有过托陈取消派、反苏、反国际共产、反中央、反革命、汉奸、叛徒、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近十种帽子，可谓洋洋大观。上述种种，如确属祸国殃民那是罪有应得，但那时“左”得过头，扣帽子一概不经司法程序、没有自我辩护，一头雾水、兜头便扣，如家常便饭。
票子和帽子两色两味。票证能给人以小小的物质满足，帽子则给人以巨大的政治压力。但，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这两“多”，却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票证反映的是“短缺经济”，帽子反映的是“高压政治”。越是绷紧阶级斗争弦，政治冲击一切，狠批生产力论，经济越是短缺；越是经济短缺，越有不平则鸣，遂有“帽子”来使人噤若寒蝉或假话连篇。于是乎，“短缺经济”和“高压政治”，两者互为因果、恶性循环，“落霞与孤鹜齐飞”，使国家到了经济崩溃边缘。
尝过这“票与帽”的滋味者，感到“味道好极了”的大概不多，除非是那些专门火中取栗的特殊人物。古代刑罚“黔劓”，是刺脸或削鼻以败其形容，这戴帽应该说人道多多。但它赋予无辜戴帽诸君一种贱民、原罪和“小的有罪不敢抬头”的自我感觉，且除了戴黑箍的都怕，不知何时便要“坐飞机”。批斗中，即便万般唾面自干，仍属罪不可赦。且罪孽深重、祸延六亲，在入党、入团、参军、提干上，统统成了“癞蛤蟆吃天鹅肉”。而这一切又叫你苦海无边，回头非岸。侥幸摘帽，七分像鬼；虽未“黔劓”，颜面全无；形影相吊，苟存于世。
不过，当年面对这不堪重负的“泰山压顶”，绝大多数人还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以国人特有的抗压性和阿Q精神，日夜苦熬总算熬过来了。最近看一些回忆录，物质极端匮乏时，康同璧母女省下侨眷专用的糕点票、粮票、布票赠与受难中的章伯钧，那是没齿难忘的相濡以沫。还有一位被错划的右派教师，在劳教农场节粮度荒时，饿得逮耗子吃，但省下点心票来买了糕点密密缝好，诚心诚意寄给敬爱的周总理，但被拦阻。呜呼，心地如此善良者竟遭此不幸！这个涉及“票和帽”的故事，令人唏嘘。
所幸的是，这一切曾是年复一年、带给人们恐惧和匮乏、似乎再也难以告别的“帽和票”，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一系列拨乱反正中，统统飞到九霄云外。现在那些票证一变而为收藏家的珍品，帽子则仅是难友相逢时的叙旧。未经世事的年轻人，会觉得这一切全是天方夜谭；但老年人则永远感念那一声春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豆腐渣”即是炸弹
不久前，衡阳一场火灾坍塌事故，导致20位消防官兵当场牺牲。望着他们那年轻的遗像，令人痛心地流下热泪。尤为令人震惊的是，这座竣工才五年的大厦，燃烧仅三个小时就轰然坍塌，原来它是一座未经施工许可、更未经验收的违章建筑，其施工质量、材料标准均存在严重问题。一句话，一个“驴粪蛋子外面光”的“豆腐渣工程”。这东西看去像模像样，一遇风吹草动，立即会变成杀生夺命的重磅炸弹！
人们还记得，前年土耳其发生地震，西部一些城市夷为平地，市民死伤惨重，并暴露出许多建筑物的钢筋仅三分之一合格，但那位建筑界巨富梅丁.科卡尔自住的三层小楼，却安然无恙。这说明，倒塌的房屋既有天灾的问题，更有人祸的问题。无疑，在我们铺天盖地的新楼林立或危房改造中，有许多过得硬的“鲁班工程”，有许多优秀的开发商，更有众多范玉恕那样被赞为“金刚钻”式的施工劳模，他们为人民提供了坚固美好的建筑物。但是，在当前所谓“腐败高发期”中，利润丰厚的建筑业一向也是腐败高发领域。人们难以忘记，1995年四川德阳新楼倒塌，活埋多人；1999年初广东东莞新楼倒塌8死3伤；重庆綦江虹桥垮塌死40伤14死；焦州湾大桥坍塌死11人；就是赫赫有名的北京西站，也出现了可恶的质量问题。尤为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这些“豆腐渣工程”并非都是出于什么不三不四的市井之徒，其开发领衔者往往是一些社会上“亮点频闪”的头面人物。以衡阳大厦而言，其开发商乃永兴集团董事长、省人大代表李文革是也。“希望工程”可谓神圣，1999年延安市宝塔区竟有个团委书记杨海滨伸手贪污工程款，使200多学童身处危檐之下。很显然，正是由于这些头面人物长袖善舞，特别擅长用“对策”对付“政策”，于是一座座“豆腐渣工程”拔地而起，一颗颗定时炸弹也就悄悄埋下了。解放军一位有名的“清廉将军”王建安，当年在视察战士宿舍时，发现被子叠得方正但很潮，听说是“怕晒鼓了不好整”，他向军委大声疾呼：“搞这种八路军糊弄八路军的把戏，平时可以马虎过去，打仗要付出血的代价！”将军这一金玉良言，不是值得我们每个人深长思之的吗？
种种情况说明，不管是无名之辈，还是“皇上他二大爷”，他们所经营的开发建筑，每一座都与众多生命攸关。因此，一砖一瓦都要一丝不苟、保证质量，每一环节都要毫不徇情地依法进行监督，对质量负责就是对人命负责。要知道，埋伏下隐患，一旦出事，就是高官也要问责的。说句题外话，笔者去吉林开会，招待所内一座楼房是当年日寇侵华时的“冈村宁次司令部”。历经六七十年，那红色钢砖建筑毫发无伤，犹如新盖的一样。当地同志不无感慨：小日本儿盖的这房子再过100年也坏不了。无独有偶，在天津采访海河下游桥梁涵闸时，有关技术人员叹道：现在有不少桥梁十几年就钢筋腐蚀水泥剥落，可当年小日本儿修的那些桥梁异常坚固，现在在改建时得用炸药炸开。我听后惊愕不已，心头五味俱全。建筑业诸公和一切涉及产品或劳动质量的同胞们，侵略者搞好质量为的是长期霸占，可生于斯长于斯的你我他，为了我土与我民，不是更得追求长治久安吗？
托尔斯泰的惊呼
托尔斯泰说过：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同。对于那些清官难断的家务事，托翁这个认知颇具洞察力。但假如看到近年来一处又一处的大火灾，想必托翁会惊呼：这些倒霉的单位，其原因怎么这样的相同呢？
吉林市“2.15”断送53条性命的特大火灾，其原因是“管理人员只顾自己逃走”。1999年的克拉玛依大火也是如此，校方人员逃之夭夭，烧死的300多人全是小学生。吉林大火再一原因是“逃生出口被占挡死”。2000年的焦作大火，就是经营者“把南门堵死，把东门锁死，仅有北口还拉上铝合金门，致使74人死亡”。吉林大火还有一个原因是“道路被堵，消防车无法靠近”。1999年的北京玉泉营家具城大火，就是因为“内外交通堵塞，消防管道难接通”。这都何其相似乃尔？而最致命的一点是，吉林中百商厦建成十年一直未验收，消防隐患一大堆，“但经营者放胆经营；相关部门心知肚明，却无人来管，既渎职又枉法”。焦作大火则“有关部门8名职务犯罪责任人被判刑，因为他们在进行所谓‘执业核准审批’时装聋作哑、玩弄人情！”这些都见过报道。总之一句话，都是倒霉倒在腐败上。
世上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假如后来者接受前车之鉴，立即动手消除隐患，何至于灾害连连？只可叹，面对血的教训，有人患了一种在信息社会里最可怕的闭塞症，任你警钟震耳，我自耳聋眼瞎、重蹈覆辙。人之所以称为“万物之灵”，就在于其能接受经验教训，不断改进自己的生存能力。如失去这一功能，那就还不如嗅出哪里有毒药便易道而行之的耗子。后者接受残酷环境给予的信息，为延续族群生命而趋利避害，其生存智慧不较上述各位“万物之灵”们更胜一筹吗？
能否借鉴他人教训，从而扬长避短、消灾弥祸，是一人、一企业、一国家、一民族前进或倒退的决定因素。汉唐之所以成为盛世，就在于其多方交流、博采众长；而更多帝王闭关锁国，夜郎自大，使国家发展长期停滞、倒退。像吉林商厦这样的企业……管理违规引发祸端，烧得尸骨成堆、血流成河，我照样管理粗放。这些单位把精力放在用对策去对付政策，用“黑箱操作”去打通关节上。看似“降低成本”，实是草菅人命。放眼宇内，那层出不穷的车祸、矿难和贪官，其倒霉的轨迹不也大多是如出一辙吗？超载、超速、酒后驾车；野蛮开采、瓦斯爆炸；权钱交易、黑箱作业……在利令智昏的怪圈里，这些丑剧和悲剧反复上演，如同一个模子扣出来的。以火灾而论，假如不以求真务实的精神痛下决心拔除和根绝隐患，谁能保证第二次、第三次大火不会接踵而至呢？但在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时代里，人的生命价值高于一切。无论经营者或监管者，那种财迷心窍、玩忽人命的做法，能够逃脱良心、舆论、道德和法律的严厉追究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