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贪和懒性质确有不同。贪的特点是“伸手”，懒的特点是“袖手”。伸手必被捉，捉着会办罪；这袖手则不那么显鼻子显眼。但由于懒官遇事不作为，能推则推、能拖则拖，同样会祸国殃民、天怒人怨。2003年7月中旬，面对淮河上游特大洪水，河南固始县三河尖乡几百名群众在大堤上挥汗如雨堆沙袋、固堤防，但在堤下防洪指挥部里身负领导重任的两个局长、一个村长、一个乡干部竟在津津有味地打扑克。记者问情况，这些长官则既不耐烦又一问三不知，村民对此愤愤不平。无独有偶，2003年8月底，在陕西渭河出现险情时，也发现有七名干部在抗洪中忙于打牌。人们还记得，在抗击“非典”十万火急中，仅湖南就有207名干部因玩忽职守受到处分。小官小吏中有这么一批懒官，那么高官大吏中就绝无仅有吗？由于严重渎职，在“非典”泛滥初期和海军潜艇事件中，均有正部级高官受到罢官严处。他们造成的重大失误，工作飘浮能说不是其中一个因子吗？至于那频频发生的矿难中，更凸显出相关主管官员的怠惰。当然，这种人在整个干部队伍中仅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但是假如有哪个老百姓赶上这“一个指头”，那可就是百分之百的不幸了。最近《报刊文摘》载，1998年黑龙江呼玛县农民唐维君按照县里决定办事，不料竟购入6000斤假油菜种子，以致上千亩地颗粒无收，损失达53万元。为此他五年来跑遍了县、地、省以及农业部诸多机关进行申告，行程达五万公里，花费数十万元，累得骨瘦如柴弱不禁风，迄今尚无结果。呼玛县农业局长竟说：“唐维君那一百多垧地瞎了算个啥，值吗！”由此可见，党中央号召“群众利益无小事”，而懒官哲学则反其道：“群众利益算个啥”。这些人办事“看人下菜碟”，长官面前作作秀，草民面前冷如冰。以致某些贪官借此而大言不惭曰：“我捞钱，可我真办事”，懒官在这里为贪官打了个“托”！如是种种，懒官和贪官尽管是一个伸手、一个袖手，但在腐败上不恰好是红脸白脸、一丘之貉吗？
尸位素餐古已有之；人浮于事也会养懒人。执政为民和体制改革的深化，才会彻底压缩懒官存在的空间。中纪委要求干部：一要干事，二要干净。既勤而廉，才是好干部。再说，贪和懒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一个头脑空虚的人，倘遇上声色犬马的种种诱惑，究竟他能在“一尘不染”上坚持多大一会儿呢？“利禄三百石，岁宴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白居易这种履冰临渊的拳拳之心，不值得我们再三地回味吗？
海不辞水成其大
“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温家宝总理引用管子这两句名言，来说明社会主义只有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才能使自己不断发展；只有不断调整和完善自己，才能不断进步。此话有深意焉！在拍板、决策、拿大主意时，一些“甚合吾意”的东西当然是易于笑纳的。但我们能否像温总理所启示的那么不抱成见、从善如流呢？倘若每遇歧议便“要看是姓资姓社”，要看上级、文件、书本、权威是否说过，要看是否有利于个人“政绩”，这样七折八扣，一些卓然不群但却非常符合实际的创见，怕也就给“辞”得差不多了。
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上马前，经过一番大张旗鼓的可行性研究，一切都很乐观，结果运营5年累计亏损11亿元。有关负责人痛定思痛，悟出一个道理：“可行性研究”的重点应该是“不可行性研究”，这确实是一个很深刻的感悟。它告诉我们，一个项目是否可行，研究的要害，在于看到潜在的风险，并找出相应的对策。假如为了讨好有关领导，嘻嘻哈哈只谈一马平川，不谈坎坷陷阱，那怎能不盲目上马而马失前蹄呢？“大跃进”时，毛泽东也急于要上马三峡工程，当时的水利部副部长、曾做过毛泽东秘书的李锐，根据自己多年掌握的确切情况反复论证，力陈：这一工程是当时的国力所无法承担的，从而说服毛泽东，停止了在1958年浮夸风中上马三峡工程，否则很难想象是什么后果！由此可见，“不可行性研究”绝不是什么“小脚女人”、“促退派”，而是至至诚诚的科学发展观。相反相成，此之谓也。实际上，古时一些政治家设幕僚、聘高参，现代社会有思想库、智囊团，并不是为了弄一帮子人来随声附和或拍马屁、抬轿子的。那些见风转舵、人云亦云者肯定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历史上“兴国之君，乐闻其过；荒乱之主，乐闻其誉”；“有谔谔争臣者，其国兴；有默默谀臣者，其国亡”。这些痛彻骨髓的经验教训，对哪一个层次的决策者都是有用的。最近，亿万百姓为审计长李金华掀起的“审计风暴”喝彩，审计署在国务院支持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通过艰苦地“虎穴追踪”，以大量铁证戳破了某些部门“大吃唐僧肉”的“黑箱作业”，较之“不可行性研究”，这是更有分量的公开曝光！本来还在陈仓暗度中窃喜不已的有关人等，如今在监察部随即着手进行的清理中，是学会一点“海不辞水”精神，欣然接受那不太舒服的“审计洗礼”呢？还是背道而驰，淹没在千夫所指的汪洋大海里？
有一点是清楚的：“说不”和“听不”，都需要一点胆量、度量和气量，而国之兴衰、人之沉浮亦尽在其中矣！
李逵缘何扮李鬼
当人们看到贪官在台上吹胡子瞪眼讲廉政、假币的“防伪纹”造得惟妙惟肖、冒牌货与真品弄得难解难分时，不由得慨叹：“如今这李鬼搞得比李逵还李逵！”但曾几何时，现在又有了一种截然相反的惊讶：“嘿！现在有些李逵怎么非得把自己扮成李鬼呢？”
人们纳闷儿的是，某些本来是正儿八经的文化园地，如今却非要把自己包装得“黄一点”、“邪一点”、“歪毛淘气一点”。诸如，堂堂的文学作品命名“香艳”成风，什么《孽欲》《畸恋》《妻妾成群》《有了快感你就喊》《忍不住想摸》。光一个“床”字就有《婚床》《女人床》《不想上床》，单一个“乳”字就有《水乳》《丰乳肥臀》《拯救乳房》。某些声讯台搞“黄色音讯”并刊登广告曰“你要的我能给”。一些报纸娱乐版上“星际绯闻”成了主打产品。最近有一家小报以“邓婕张国立不是原配”为题，大肆揭秘他们20年前于德、于法均无过错的陈年旧事，这除了给这对现在既敬业又恩爱的夫妻添烦以外，也太违背“君子成人以美”的古训了吧？把肉麻当有趣，以媚俗为时尚，有的为此不惜作践自己甚至亵渎他人，这究竟是一种胜利呢，还是一种悲哀？现在让我们看看社会人士是怎么评说这些怪现象的呢？
2003年3月在全国“两会”上，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在利益驱动下纷纷出笼的什么“荤段子”、“黄短信”、“脱衣舞”，以及某些文艺作品中没完没了的“情争、做爱、吵嘴”等现象就议论纷纷。人大代表朱雪琴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学的庸俗化，是产生于过分追求商业利润背景下的一种自我降低的扭曲心态。”“如果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每天都追求这种自我沉迷的活法，那么这个社会就无法进步了。”不久前，天津就有一位母亲，在法庭上揭露塘沽一个黄色声讯台为捞取大量话费，由一个年已50岁的女话务员长期用“娇滴滴”的淫秽通话，将其14岁儿子勾引和残害得神魂颠倒、精神失常。在愤怒控诉中，这位母亲谈及儿子身心严重受损的情况，几次痛哭失声。群众诉诸法律来讨个公道，说明已忍无可忍。当然，上述种种，情状各异，在所谓“黄色”上，有的是“有皮无瓤”，有的则“形神兼备”；应作具体分析，不能一笔抹杀。但即便仅仅是出书起名吧，何必非得搞得“黄尘滚滚”来染这一水呢？总之，堂堂正正的李逵倘为了找“卖点”而扮李鬼，恐怕也是穷得光剩下钱了吧？
性格决定命运乎
西哲有云：“性格决定命运。”这话确实给人以警示。在唐山大地震中，有人已跑出危房，但舍不得屋里那台电视，又返回去取时被轰然砸死。一位旅客游三峡，在船头不慎将钱包落入水中，他不假思索便跳水去捞，结果溺于浊浪。以上两例都是由于性格中的弱点而误命。但“性格决定命运”是否放之四海而皆准呢？
一些农民企业家，当年穷得叮当响，改革开放后，由于善于抓机遇，搞经营，办企业，几年下来带动全村富得流油者不乏其人。我还认识一位“名记”，此人当年在《中国青年报》由于直言无忌，被错划右派。改正后在舆论监督中披荆斩棘、屡立战功，直至家里孩子被坏人打伤，依然毫不退缩，被评为“中国优秀新闻工作者”。以上两例，山还是那道山，人还是那个人，性格还是那个性格，然而，前后命运却有极大变化。对这一变化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还是性格呢？项羽曾慨叹：“天亡我楚，非战之罪也。”所谓“天”，现在讲就是制度了。
所谓“命运”，《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比喻发展变化的趋向”，不是指一时一事。凡是在人世间影响众人命运的大量现象，应该审视社会某些制度、体制或机制的臧否，而不能舍本逐末。在反右派后，不少人认为“是非皆因多开口”，于是纷纷鸦雀无声，遇事唯唯诺诺，上边说“大放卫星”，下边就“亩产几十万斤”；上边说“不斗行吗？”下边就“横扫一切”。这些，导致了种种闹剧和悲剧，直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醍醐灌顶，从制度上拨乱反正才见天日。对此，邓小平说得最清楚：“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由是观之，腐败盛行不能只是慨叹“人心不古”、“心态浮躁”，而要切实解决某些权力者过于“自由”的制度漏洞。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有位在联合国工作过30年的中国人回来说：那里不是没有想捞一把的，但监督极严，使之有贼心、无贼胆。
当然，性格与制度的相互角力，在社会生活的万花筒中，其表现复杂万端，绝非“单线平图”。即便在以严格管理著称的联合国中，最近在一个石油换食品的计划中，就出现了正在追查中的腐败丑闻。这让我们想到，就是再好的制度，并促使大多数人廉洁向上，但你既拒绝“他律”，又毫不“自律”，那么“法律”不找你找谁呢？
“愚民”与“愚君”
京剧《三堂会审》里，透露出不少官场世故。钦差大人王金龙把昔日冶游的自己比做前辈某贤人，一听下级说“比不得”，便恼羞成怒说：“比得！比得！比得！”红蓝袍赶紧互相挤眼儿，说：“王大人说比得就比得！”这种上级以势压人，下级故做听话的情形现在还有没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