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垣说，为政焉用杀，这是我当时的反战思想。我驻防临州的时候还教过当地小孩学文化，送给他们石板、石笔，那都是些很聪明的孩子。我是学教育出身，教育者的责任驱使我承担起这个义务，人不能没有文化。
我说：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化。你的思想不是反战，是换一种方式的侵略，在刺力尖上装上一串花环，再微笑着把刀刺入人的胸膛。比起眼前的山田来，你更可怕，进行武装侵略的同时还进行着文化侵略。
谈话是不愉快的。
十六
在临州的当铺旧址前，我展开了西垣秀次的图示，展开了五十年前一个鬼子少佐的记忆。按图索骤，这里该是过去的当铺，是西垣设计的寻找史国章的切入口。我极其明白，保安队长史国章逃得过国民党的清查却逃不过共产党的镇反，纵然都成漏网之鱼，还有一个“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在等着他，幸存的机会几乎为零。当然也有一种存活可能：除非他是共产党。在西垣委托我寻找史国章的时候，我谈了自己的看法，对他寻觅史国章的动机不能理解，在战争中沆瀣一气的鬼子与汉奸，如今要携手共叙“友情”，我国政府不会熟视无睹，当地百姓不会不说三道四，当年被害人的亲属不能不义愤填膺。西垣说，这正是他不愿自己出面的原因，他找史国章是出于个人感情，私人友谊，史国章于他编撰的“华北陆军作战史”太重要了，找不着史国章找到他的亲人也行，比如妻子什么的。
我说鬼子找汉奸这件事本身就让人恶心。
西垣说有些事在寻找史国章的过程或许可以搞清，寻找的过程就是调查的过程。作为朋友，他敬仰史国章，他欠了史国章的人情。
我说你们的关系是狼与狈的关系……
院子很深，盖满了小厨房、少棚子之类，只让人想起曲径通幽，山回路转这些旅游方面的词来。
一个胖男人，在公用自来水边的躺椅上打呼噜，脚边的小凳上放着罐头瓶改作的茶杯，那里面黄—一瓶浓茶。在这闷热的午后，这杯茶充满了让人难以抗拒的诱惑。
我一走近，那鼾声戛然面止，一个极清醒的声音问我，找谁？我说找姓刘的。他说这院里姓刘的有七家。我说找最老的刘姓住户。他说他就是刘姓最老住户，一九六三年搬进来的，全院再没有比他住得更长的了。我问一九六三年以前这院的住户在哪里，他说一九六三年以前这儿是粮食仓库。我问再之前呢？他说还是粮库。我说再早是当铺。他很诧异，说，当铺，我住了三十多年，怎么一点儿也不知道。我问他有没有人知道临州的老事儿，他想了半天，说庙后街程士元那个老东西兴许知道，十几年前小学校曾让他去作阶级仇民族恨的报告，他在台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没说几句就让人给架下来了，犯了心脏病。胖子一边说一边审视着我，说，你大概是港台同胞吧，来临州认亲？我说我在这儿没亲，他唤了一声，说，我们这块地界解放前特别保守，守着华北大平原，吃喝不愁，所以多不愿外出谋生，要说海外关系，谁家也摊不上。但这儿的人头脑灵活，别的不出，专出汉奸，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这话你可能听说过。
我笑了，这位闲得发慌的胖子巴不得有人跟他闲聊。
我问，说到汉奸，你知道这儿过去有个叫史国章的？
他说，史国章，没听说过。
我问，日本鬼子西垣秀次呢？
他说，日本人投降那年我才两岁。
他突然直起身来说，你是日本人！
我说不是。
他不信，说，别看你中国话说这么好，打你一进院子我就看出来了，你身上带着东洋味儿，跟合资也业里那些日本娘们儿有点儿像。
我说我真不是日本人，我有个叔父，是八路，抗战的时候就牺牲在这个地区，我来临州是了解那个时期的一些事情。
胖子说真是日本人也用不着隐瞒，现在的临州人都是见过世面的，光外资企业就有几家，街上常见洋人走动，老百姓也千方百计往外资企业里钻，那儿挣钱多。
我说一九四三年五月，日本人血洗临州，这儿发生过大血案。
胖子说，那都是陈年往事了，死的是死了，活着的也还活着，人嘛，得向前看，现在讲友好了，不计前嫌了，谁都知道“东芝”冰箱好松下”彩电鲜亮，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杀了我们的人就不看他们的电视，不使他们的冰箱。
我说过去的事还有人记得吗？
胖说，怎么不记得，城南有纪念碑，上头都刻着哩，名字一排排的，每年清明节学校的学生都敲着鼓吹着号去献花圈。
他说得没错，对于死难的人这里每年都给以祭奠，但这样沉重的事情从胖子的嘴里轻松快捷地谈出，总让人觉得其中少了些什么。
我提出看看西跨院的南套间，那里是史国章与老多儿的幽会之所，也是西垣秀次与史国章进行各种肮脏勾当的密谋之地。这个地点非常微妙，也非常重要。
胖子说他不能满足我的要求，他说南套间住着一对新婚夫妇，家具电器十分新潮，他领着我这个来路不明的人窥探房间，万一出了问题他脱不了干系。
我说你这人真是，刚才把我当成日本人，这会儿又把我想成是盗窃集团踩道的，想像力之丰富该去当作家。
胖子说你不知道，如今处处得设防，保不齐哪儿就是个陷阱，咕咚一下就让你掉下去了。
我问他西跨院有没有井。
胖子说有。
我又问有没有树，枣树。
胖子说没有。
我说只是看看房子，看看院子，没别的意思。
胖子这才爽快地把我领进了西跨院。
十七
在东京的时候我访问过板桥区大浪町一名叫松村武的老人，为了找到他，我费了很多周折，最后还是靠医疗保险的档案帮了忙，使我得以在大浪町这个偏僻小巷与他相见。
他参与过临州城报复性大屠杀。
日本人以几个军团合击涉县，扑空之后，恼怒难耐的日军第一混成旅团第二天即以恶虎扑羊之势直抵临州，使原本已陷敌手、气息奄奄的临州小城又一次遭受了惨绝人寰的浩劫和蹂躏。
临州城内火光冲天，尸横遍地。
松村说，他在临州是第一次杀人，所以印象特别深刻。日本军队在中国犯厂的罪行不可饶恕，无论有多么好听的理由，都掩盖不了那些血淋淋的事实。他把临州城的屠杀讲给他的小孙子和日本年轻人听，竟没人相信温文尔雅、礼貌周全的日本人会干出这种事情来。松村努力解释，说的确是事实，年轻人总认为他臆想成分太多，日本人，根本不可能……所以我见到松村时他如遇到知音，反复跟我说他厌恶战争，厌恶那些煽动日本人民走向生命绝谷的战争贩子。枚、村对五十多年前的事深深谢罪，他说，不管国家态度如何，他自己要有所表示。他让孙子把他由轮椅上艰难地抉下来，跪在榻榻米上，将一颗白发苍苍的头深深地伏下去，久久没有抬起来。那孙子，亦如他的祖父，跪着，却是一脸茫然。
我的录音机里记下了老人有关临州的回忆。
……到中国临州作战，我十八岁，刚刚高中毕业，是由横滨上船直到大连，然后补充到华北战场上去的，那天是傍晚进入临州城的，老百姓以为驻扎的日本人又回来了，并未介意，真正采取行动是第二天上午。即五月十四日人们快吃午饭的时侯，我们点了几处房子，放了枪，挨门挨户进行搜查，域里就开始乱了。……我跟木村、烟俊冲进一家大院，院子很大，很深，围垴也很高，里面的布局由于陌生而令人恐怖。我端着枪胡放，木村笑我，他是上士，级别比我高。……在西跨院的一间小屋里我们找到了十几个中国人，他们紧紧地挤在一起，女人的脸上都抹了灰。……男人中一个留小胡子、穿长袍的向我跪了下来，说了一些大概是求饶的话，内中还夹着一些曰语单词。他的小胡子上沾了萆棍儿，样子很滑稽，我正要笑，只听扑的一声，木村已将他的头砍下，黏稠的血激了我一身一脸，又热又腥。我擦着脸上的血，望着木村，不知该干什么。木村说快动手！说着又端着剌刀向一中年男子的胸膛刺去。那男的一声不吭倒在水缸边，一个老年妇女扑到男子身上，嚎啕大哭，看样那是她儿子。我想我得干点什么，不能老愣在这里，否则我会被木村送军纪处。我揪着老妇人的发髻使她的头仰起来，在那张与我母亲年龄相仿的脸上狠狠抽了一掌。她却一张嘴咬住了我，咬得非常用力，我体会到了臂上肉与肉在牙齿的切割下丑在分离的奇怪感觉。木村冲着那张弯曲、苍老的后背开了一枪，老妇人的牙齿渐渐变得无力，最后歪倒在她儿子的身上。木村让我在她的尸体上再刺一刀，以解方才之恨，我的刀扎下去时很犹豫，扎在她的肋骨上，刀尖被顶偏，将那沾血的衣服划了长长一道口子。为此，木村当着那些中国人的面狠狠地抽了我十几个耳光，我觉着很丟人……一个小男孩，抱着他母亲的腿，目不转睛地看着我，那双明亮的眼毫不掩饰他内心的仇恨。我想，我也必须洗掉方才木村上士在这孩子心中給我带来的耻辱，于是我用刀向孩子那一双眼挑过去，孩子倒下了，他的母亲仍旧站着，脸上满是绝望。……木村让烟俊从外面的井里汲来水，向孩子的母亲和站在她身后的另一女人泼去，烟灰霎时退去，女人们显出了惊人的美丽。木村指着后面背后垂着一条粗辫子的女人说那是中国处女的标志，话没说完，烟俊就扑了过去，剥光了她身上的衣服。木村制止了烟俊正要干的事情，将屋里的人全部赶到院中。裸体的处女夹在人群中，那个死了孩子的年轻妇人用胳膊护住她，她们长得很相像。两个女人被拉出人群，另一个的衣服也被迫脱光，木村让我把剩下的人处理了，他对烟俊说，那个年纪大的是你的了，说罢烟俊还没动手，他已将那个梳辫子的推倒在砖地上……我转过身来对付这手无寸铁的一群中国人。我不知该怎样处决他们，我不想动刀动枪，但我也不能让他们活下去，这是命令。西墙下有一口并，我把他们押到丼边，让他们一个接一个跳下去。第一个跳下去的是个十几岁的青年，在他走向并台的时候突然来了个九十度转弯，以飞快的速度奔向我，企图卡我的脖子。幸亏我有防备，我用刀砍断了他伸过来的手，那只手划着弧线飞起，砸在姿势丑陋的木村身上，木村回身打了一枪，青年人的脑袋马上崩裂，红的白的，放射开来……在我的威逼下最后一个人跳了下去。我惊奇地发现，所有跳下去的人都闭着眼睛，没有人啼哭，没有人求饶……井边再没有中国人站立，我探出身子向井里望，里面黑洞洞的，有哗哗的水声，一股无名的恐惧向我袭来，我向水里猛开了一阵枪，水中终于平静，水面已变得鲜红……木村他们也已完事，两人的身上都沾满了女人的血。一个女人已经咽气，她的阴道里插着畑俟的刺刀。另一个也已无形，她的两个乳房被割下，挑在木村的枪尖上。那女人还在蠕动被我照着胸膛打了一枪……我杀了十一个人。
我在访问中问过松村武，他们在临州究竟要搜捕什么人。他说他也不知道，对一般士兵来说，这样的搜捕就意味着开杀戒，见谁求谁，逮谁并不重要。我还问过大院的具体位置，他说记不清了，他连临州在哪儿都记不清了。我问他是否认识西垣秀次，他说不知道。我说西垣是华北特别蝥备队的，松山说那就是“北待警”的人了，更不会认识，北特聱在涉县围剿以后立即受到了改编，那是一支特殊的部队。
西跨院不算大，一间南房实际是大院南房的延伸套间，门上挂着一把很大的锁。西墙根有井，上面盖着沉重的水泥井盖，墙底长着数根细草，壁上生了一片苔藓，白云苍狗，地远天差，一切都变了模样。然而细观墙上那些棱角已失的凹陷，辨认出竟为当年狰狞可怖的弹痕时，便让人在静谧中嗅出了昔日的血腥，看到了游荡在小院中的一个个无辜冤魂。
我掀了歃井盖，太重，向胖子请求援助，他找来根铁棍，三下两下就把并盖移开了。几颗头凑在一起朝下望。这视觉角度当是五十二年前松村武的视觉角度，无见鲜红的井水，只见破烂的垃圾。井不深，最多不过三米，亦无水，想必是后来有人用土填过。大家对井里的内容都很失望。
退后几步，我掏出相机，拍了几张老屋与水井的照片，然后走出了旧当铺的大门。我再一次回望那神秘与苍凉，两个鬼子对他的不同经历和感觉使人除了感到诧异外更感到了岁月隐隐发生的裂变和由此产生的一片空空荡荡的冷清以及相距相隔的陌生。
十八
程士元的家在很背的一条小巷里。迈进程家的小院，见一个女人在树下拐线，“工”字形的木框在她手里灵活地拐来拐去，那些细棉线便有条不紊地缠绕在了上面，她像是在耍杂技。她先跟我打招呼，很熟稳的，问我吃了没有。我想现在已是下午，她问的想必是中午饭，就说吃了。我问是不是程士元老先生的家，她说没错，并转过身去从壶里给我倒了一碗茶。我问她弄这些线做什么用，她说织布。这时我才听见西屋的织布机一直在哐哐哐地响。女人说那是她婆婆在织，她婆婆两天就能织一匹布，快手哩。我问她织这些粗布做什么用，她突然停止了拐线问我：你不是外贸上来验布的？我说不是，她的脸就有些冷。
我说，我来找程士元。
她说，程士元是她公公中午喝了点酒，正睡午觉，怕一时半晌醒不了。
我说，那我就等。
太阳偏西，北屋门帘一动，有个老头从里面走出来。女人说，爸，有人找你。
程士元问，打哪儿来？
我赶紧接上说，打日本。
程士元走下台阶问，有事？
我说打听一个人，史国章。
程士元说，史国章是汉奸，早死了。
我说，那就给我讲讲史国章的事。
程上元说，敢情日本也搞内查外调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