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唱，嗓子却不行，这常常使人尴尬。好不容易有了个好心情，自己想给自己助助兴，一张嘴，发出的声音却往往与意想效果相差甚远，愉悦变为沮丧，不如不唱。身在文联，周围的人个个能歌善舞，开什么娱乐会之类，用不着排练就是一台精彩演出，唱的跳的人人能信手拈来，如同发自本能一般。但轮到我就麻烦了，不是不想唱，是张不开嘴，唱出来倒自己的胃也只好自作自受，倒别人的胃就很是有点不地道了。
年轻时正值“文革”，直门大嗓地唱语录歌，倒也慷慨激昂，因为“声音很洪亮”，还被拉到文艺宣传队去给人壮过声势，好吃好喝很是风光了几天。现在就不一样了，电视里见星星儿们演唱，多是闭着眼在哼，像肚子疼又怕人听见似的。我问女儿，眼下的歌怎么净是这种唱法，女儿说，歌是唱给自己的，是个人心灵的印证，别人听不听并不重要；我问，唱时为什么要闭眼，女儿说是感情的陶醉；我问唱者为什么要跟麦克风较劲，女儿说是为了达到共鸣的音响效果。我的女儿顾大玉是新潮人物，准追星族，她认为我这个妈虽然是个作家，在艺术方面终归是落得太后，她说我离后现代还差多远固然可以不管，但至少现代音乐这一课是应该补一补的，否则出去让人看着陕西作家这么跟不上趟，自己寒碜不说，也太丢省作协的人了。
她这一激使我灵醒起来，推陈出新才能饶有别致，我决心要学唱一段最时髦的流行歌曲，好在公众场合演唱，以示新潮和不落伍。女儿说目前最流行的歌要数《心太软》，我说那就学《心太软》。这首歌我听过，大街上在唱，商店里在唱，出租车里也在唱，走到哪儿都是“心太软”，“心太软”，好像所有的人都在闹失恋。不久前到武汉，湖北的九头鸟们也在那儿“心太软”，尽管亚洲足球联赛的“雄起”声喊哑了武汉爷们儿的嗓子，终归是“心太软”，“心太软”。如今我也要学《心太软》了，很有点意思。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好歌一曲，感心动耳，荡气回肠，足见音乐的魅力与感染力。我跟着耳机里的《心太软》溜了近两个小时，却不懂它的意思。不懂也不敢公然说不懂，大街上那么多人在唱，人家都懂，怎么就偏偏你不懂，让人知道了，除了说明你的智商低下以外再不能有其他解释。但是那“……多余的牺牲他不懂心痛，应该不会只想做个好人……”我真的闹不清它说的是什么，女儿说，连这都不明白，还是搞艺术的呢，怎么连点艺术感受能力都没有。我说这歌里的人物关系很复杂，我理不清谁跟谁，女儿说这就对了，这是个三角恋爱，她爱他，他不爱她，他爱她，她又不爱他。我说累不累啊，爱了一大圈，没有半点结果。女儿认为我跟她不是一个档次，不能对话，所以，不但《心太软》不再教授，凡是有关音乐的问题，一律与我免谈。
由此我得出教训，在学唱歌方面必须得自己走自己的路，不能由着现代派们左右。有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无规矩不能成方圆，脚踏实地循序渐进，才能有所收获，干什么部必须从基础做起，学唱的第一步，自然得是练习发声。拜师是必要的，好在我有这样的条件，音乐学院的教授周玲和豫剧院的头牌花旦吕荣华都是朋友，周玲是从意大利回来的教授美声唱法的专家，吕荣华是获国家“梅花奖”的名演员，开政协会议的时候，我们三个在一个小组，我们吃住都在一起，形影不离，很有些狗皮袜子没反正的劲。狗皮袜子的同时；她们还是我的音乐老师，真正的名牌老师。周老师给我讲授用气，吕老师为我纠正口型，我也很勤奋，每天没事就张着嘴“咿、啊、吗、眯”，自我感觉很好。我们共同练习的曲子是《阿佤唱新歌》，跟着她们，我信心陡增，因而产生了很强的表演欲望，便建议三个人来个女声小合唱。当然，我得冒着鱼目混珠、滥竽充数等议论的风险，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坚强的意志以及向自我挑战的精神，对此，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人们不愿意听小合唱，人们要听周玲的女高音独唱《我爱你中国》，听吕荣华的豫剧《花木兰》，这就使我失去了上台机会，心里好不懊恼。
也亏了没上台，没人的时候，当我关上门一人试唱《阿佤唱新歌》时，才突然发现自己竟然连歌也不会唱了。以往直门大嗓已成习惯，如今得在这习惯之中运用教师们教授的技巧和要领，这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我那首歌唱得可谓空前绝后，对发声理论的生搬硬套、生吞活剥，再加上生硬摹仿，结果不是在唱，而是在嘶鸣，如在旷野，可能会招来狼。老师们看出我的情绪低落，便鼓励说“你的基础还是不错的，来日方长，来日方长……”她们的话使我想起了我常对那些可怜兮兮的，永无出头之日的业余作者们说的话。
欲速则不达，慢慢儿练着，好在我并没有当歌唱家的野心，无非是想把事情做得更完美一点，让生活更多彩一点而已。临清风，对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是多少文人雅士追求的境界，我是想在酣歌的基础上增添一些审美情趣，这当不为过分，当是没有错。
机遇的偏爱使我没有理由不相信“傻人有傻福气”这一真理。与秦腔著名表演艺术家全巧民的交往，竟促成了文学与戏曲的交换，在彼此的感化下，她写起了散文，我唱，起了秦腔。全巧民在电影《三滴血》里扮演的贾莲香至今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和她在蓝田、在临渣的大街上走，她总是被人认出，被围观，被拉扯住问长问短，农民追星族的热情并不比少女追星族差，这使我感到写小说的远不如唱戏的有群众基础。这种众目睽睽下的逛街把人搞得很不自在，原本要跟小贩砍价也拉不下脸来了，面对着一张张十分崇拜你的脸，你能把五毛硬压成两毛吗？老百姓对全巧民的崇拜和热爱，使我对陕西地方戏曲不得不刮目相看了。说实在的，在这以前我对秦腔并无多少好感，来陕三十年，竟然连陕西话也说不好，笨拙固然是其一，没兴趣恐怕是很主要的原因。
文联组织文艺家下乡采风，从来都是把我和全巧民安排在同一间房子里，大概是看我们俩关系不错。我们也确有许多共同之处，首先就是对卡拉OK和跳舞都不上劲，觉得没意思。晚上没事，我们靠在各自的床上，她就用手打着拍子教我唱“叫声相公小哥哥”。同行的人对我羡慕不已，戏称我是全巧民的“入室弟子”，也有秦腔爱好者想挤进来跟着蹭学，却遭到了拒绝。这使我不解，问她为何单对我这连陕西话也不会说的“棒捶”情有独钟，全巧民说：“你是一张白纸，我教什么样你就是什么样，他们不是，他们都是唱惯了的，那毛病不是教一两回就能改过来的。”白天演出，全巧民每回都要唱“叫声相公小哥哥”一段，大家爱听是主要的，其中也不否认她想为我这个学生作再一次示范的苦心。《三滴血》乐声一起，她便用目光在人群中寻找我，找到了就向我挥挥手，我也向她挥手，观众自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有我们俩心照不宣。对我来说，那真是一种心有灵犀的小得意。
按说这样该学得很不错了，就是专业秦腔演员也不见得有这样的机会，但我却唱得很糟糕，硬是把秦腔唱成了秦歌，荒腔走板不说，发音吐字竟让人觉得很是莫名其妙。后来，很长时间我怕给全巧民打电话，也怕接她的电话，因为她动辄就在电话里说：“你把那段唱一遍我听听。”那简直是要我的命。我没敢告诉她我兵败佛坪的事；怕对老师的打击太大。夏天，我到佛坪山里去，空山鸟语，山溪潺潺，心里快活，就唱了老师教的“深山寂静少人过，虎豹豺狼常出没，除过你来就是我，你若走脱我奈何……”孰料，走在后头的领导，专门写秦腔的王小玲脱口说道：“呀，你把秦腔能唱成喔，亏人哩。”我当然没告诉她我是谁的入室弟子，我得时刻维护老师的威信，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就不能说。
又到全巧民家去，请她教京戏，我说唱秦腔不是我的强项，我还是比较喜欢京剧。上小学的时候曾哭闹着要考中国戏曲学校，要不是家里人把户口本藏了，说不定今天我也是个角儿了。全巧民直乐，大概她还没遇到过我这样的，要不怎么说写小说的和唱戏的不一样呢。她问我想学哪一派，我说哪派我还谈不上，我要唱好汉，唱好汉过瘾，再不用捏着嗓子叫什么“小哥哥”。全巧民说：“要论好汉，首推秦琼，你干脆学《秦琼发配》吧，里面那段西皮流水很好听。”于是，我就跟着秦腔演员学京戏，学《秦琼发配》。全巧民最早曾从师于梅兰芳、荀慧生，京剧功底相当不错，在我看来，她的京戏要比秦腔唱得好，可惜，听到的人太少了。
我觉得唱老生很适合我，从性格到嗓子，都挺对路，学得就相当认真，在家里放开了嗓子练，绝不怕丢人。那阶段，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我在学京戏，九十岁的老公公早晨起来对我说：“昨天半夜一点了我还听见你在唱，声儿挺大，其实你已经唱得很好了。”女儿说：“妈，您今天晚上要是还练，请提前通知，我好早点儿想辙。”我丈夫从国外回来探亲，我拉住他说：“你先听我唱段《秦琼发配》，我觉得现在的我已经很专业了。”他就坐下来听《秦琼发配》，听了几句说：“还没有完吗？这个段子也太长了啊……”
我有吴越曲，无人知此音，在戏言跟前唱戏大概就跟在我跟前唱流行歌曲是一个道理。夏天，在烟台海滩，面对沉沉落日，面对滚滚涌来的海浪，我热血沸腾；激动难耐，此时不唱更待何时！情之所至遂使出浑身解数高唱了一曲《秦琼发配》。曲罢身后有山东腔的喝彩，回头看是穿着水裤在浅海捞海蛤的渔人。那汉子说唱得极好，就是滩里风大，把调儿扯裂了……
我想，这个捞海蛤的评论大概是最准确的了。
学唱就此告一段落。汉王充《论衡》说，“人有所优，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用做我此项行径的总结恰当至极。“挟泰山以越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