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第七届作代会在北京召开，我随着陕西团的十几名代表乘火车北上，车声隆隆，同伴们在车厢内串门聊天，我坐在窗前望着沉沉落下的夕阳心内竟是有些感慨，北京的女儿作为“陕西”的代表回京，心头难免夹裹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愫，让人一言难尽。车窗外的景致于我是熟悉又陌生，当年我是坐着这趟车在绵绵的秋雨中，夹着铺盖凄凄惶惶离开的。送别我的只有不满十四的妹妹和她用回去车票钱买的两个烧饼。到西北去，伤痕累累，惊心未定的我，不敢问命运，不敢谈前程，只希望活着，平平安安地活着，以告慰家乡同样伤痕累累的老母亲。
一晃三十八年。
落魄的时代没想过当作家，目光所及是如何在一次次批判会上做到脸不变色，如何用锄头准确对付玉米地里的杂草，如何背着人用车床车出小榔头，如何无声地记忆外语单词……生活由此变得丰富多彩。80年代开始写些个小短篇，登了也无人理睬，有些失落。后来弃文从史，研究司马迁，想的是当个学者型的作家，结果仅一篇《天官书》便使我陷入“狗看星星一片明”的混沌境界。又出国去研究“太平洋战争”，也似蜻蜓点水，不像专业人员那样深入踏实，回国后对研究蜀道又产生兴趣，出傻力气，横穿秦岭，追着唐德宗唐僖宗的脚印走傥骆道……
陕西给予了我辗转腾挪的空间。
年轻，常常以为自己的体验是独特的，对生命的理解是深刻的，有意无意地给自己的写作加了载道的严肃与使命的庄重。人便变得有些别扭，自己跟自己较劲，为老大不小，学问一无所成而愧赧焦虑。活得外在而张扬，有时还爱作秀，像鲁迅先生说的“将自己的照片登载在杂志上，但片上须看见玻璃书箱一排，里面都是洋装书，而自己则作伏案看书，或默想之状”。这样的傻帽之举实在是做了不少，现在想想总是浅薄。
这两年将写作舒缓下来，倘佯于秦岭山林之中，混迹于豆架瓜棚之下，知道人生还有另一种活法，“昼出耕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喝了一肚子柴锅熬的苞谷豆粥便想到人的诸多问题，想到文的诸多问题。泡于油腻腥膻之中总不加“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舒展长久，文学和人一样，淡泊相处，可以维持久远，用不着急赤白脸地半月一个中篇，一年一个长篇地推出，读者的眼睛要紧，自己的身体要紧，不轻诺，不急就，已不是风风火火的小青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民间有很多我们在热闹与喧嚣中感悟不到的真谛，保持正常的生活态度，保持性情的平淡，文章的平淡，那才是将人做到了极致，将文作到了极致。
不要在乎什么传世与不朽。谁也不能不朽。
俗话说，人有双重父母，两处家乡，我便常想自己，想我来西安以后的几十年，在农场种地，在工厂做工，在市文联搞创作，回顾来路，三十八年的脚印无不与这片水土的步履相合，这是我的福气和幸运。北京恢宏的帝王之气与厚重的文化内涵是任何地域都无法替代的，凄美醇净的亲情更是上天得天独厚的馈赠，这也是我走到哪里都不能忘却故土的原因。陕西华清池的温柔，老孙家羊肉泡的醇美，秦腔戏曲的苍凉，城墙城楼的古远，同样也深深地刻在了我的骨子里，成为了生命的一部分。海纳百川的长安，自汉唐起，气势便包容了整个世界，包容了天下，自然也包容了我……“丈夫重知己，万里同一乡”，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认可与融入，不是户口簿上的简单迁入迁出，是一种难以说清的对这片地域的爱，包括它的进步与不足。同样，一种责任也重重地压在肩头，那是作家的责任，是赤子对于家乡的责任，无论北京还是陕西，这责任直到永远。
火车的隆隆声中，北京越发地近了，想必作协接站的同志已等在站台，那是家乡人的等待，一种亲情油然而生，我想，无论是谁，我都会拥抱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