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江文书整理工作十分繁重，我们分成几个步骤来展开：一是我们必须有图版，图版保持原貌，进行精心编目排比。类似的工作，中山大学也做了，做得非常好，影响也很大，但是他们没有录文工作。录文是我们第二个方面的工作，我们是在图版的基础上再做录文，目的仍然是为了方便学者的使用。第三就是考释工作，这是在录文基础上进行考释。按照徽学专家栾成显先生的看法，录文特别是考释本身就是极为重要的研究工作了。当然，考释工作也碰到许多困难，主要是特殊称谓、专有名词、俚语俗语、专有量词的释读方面，由汉字记录的侗语、侗音、苗语、苗音，其中也有侗语、苗语的混用情况，需要花费大量精力进行解读。为了克服上述困难，今年（2011）四月我们专门到清水江流域，深入到当地坌处、远口、高酿、鲍塘等乡镇村寨，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田野考察。同时又跟当地苗学会、侗学会专家举行了为期三天的调研座谈，认真听取了相关的乡土知识方面的意见，收获很大，解决问题很多。从调研返回途中，我们又在凯里银盘山与以徐晓光教授为首的凯里学院课题组专家进行了专门座谈。他们发表了很多指导性的意见，我们感到收获很大。我们前往当地开展田野调查的具体次数已难以记忆，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一次都有新的收获和体会。
通过田野作业获取的调研成果，已经反映在我们的文书考释中了，北京的相关专家在看过之后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果仅仅出版图版，我们的成果早就出来了。现在除了图版以外，我们全部文书的录文工作已经做完，考释工作也在加紧进行。明年上半年，第一批成果两千件文书大体定稿。我们计划要做一万六千件文书整理出版的，但国家给我们的经费只有这么多，不少省内外的同行专家都认为太少了，站在国家层面来讲，抢救、整理、编纂和出版如此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解当然地应有更大的经费投入。所以，我们已决定放弃原有的计划，以六千件文书的整理出版量为目标，以六千件文书的整理工作量来结题。以后更多的整理出版工作，希望其他省内外兄弟院校来主动承担，其他的年青学者来主动完成，我作为过渡人物的使命就算完成了。所以，我们争取在明年底把六千件文件的整理工作做完，任务完成之后我就当潜心自己的学术工作了。
出版经费的问题我们也在多方筹集，碰到的困难的确不少。我想，以一流的文献整理成果贡献社会，回馈清水江两岸的乡亲父老，首要的一条就是系统化，系统化才能全面反映出文书固有的学术研究价值；其次则为必须注意它的完整性，任何人为的割裂或分散保管都有可能减损文书的史料价值。最后就是必须注意保护它的归户性，不能让文书成为无来源根据的空中飘荡物，那会极大地破坏文书的研究利用价值。
允许我再多占用大家一点时间，特别强调一下归户性的重要，因为它关系文书价值评估的高低甚大。徽州文书就是因为流失分散，甚至后来完全市场化运作，成为脱离原有来源地的无身分的漂流物，导致了归户性的丧失，造成了更为巨大的、难以估量的学术损失。为什么归户性如此重要呢？因为归户性就相当于考古学的地层发掘依据，考古文物出土以后，无论如何也不能丢失出土地点来源信息，更不能缺少地层叠压所造成的年代学判断依据。这是大家都通晓的常识。譬如我手中有一个文物，但却不知道它的出土来源地，更不了解它的地层年代学依据，无论文化信息的链条还是学术研究的参照旁证都完全受到人为的轧断或搁置，试想文物的研究利用价值是否会受到极大的损害呢？难道成批成批的文书丢失了归户性，抹去了内涵在其中的大量学术信息，不也面临着同样的窘境，会造成巨大的学术灾难吗？
正是有鉴于此，我们才在文书的整理过程中，采取小心翼翼的态度，力图弥补徽州文书丧失归户性的缺憾，无论文书的来源地或文书的持有人，我们都严谨认真地逐条著录。而文书征集者和归类入档后的卷宗编号，我们也要采取必要的方式加以说明。这也是对世代珍藏文书的父老乡亲和档案工作者表示尊敬的一种方式，面对他们总会油然升起一种感激之情。我们拿到如实公布的每一份契约文书，不仅在时间上可以准确定位，而且在空间上也能够可靠定位，我们决不打乱原有的家族排列秩序，总是想提供更多的乡村生活的真实信息，还原民间交往方式的真实图景，提供从基层社会观察王朝帝国的窗口，了解乡民生存状况与国家权力的政治结构关系。缺少了归户性的交待或说明，当然就难以判断家族血缘组织秩序或宗法分布结构秩序，避免空间错位或时间淆乱可能导致的认知偏差，自然会节约研究者的时间和精力，方便他们发表有更多扎实史料为依据的学术成果。可见归户性所包含的年代和空间定位问题，仍然是帮助我们把握和获取文书一切可能具有的文化信息。
正是通过数量颇丰的契约文书，特别是凭借系统性、完整性、归户性等文书特有的诸多信息要素，我们才可以更好地研究社会变迁、文化调适、经济隆替、财富转移、地权运动、婚姻结构、族群组合、人口流动等一条列的重大学术问题。必须指出的是，社会结构是极为复杂，可以观察它的内部运作秩序，也不妨考察它的外部耦合秩序，既要看到上与下的纵向结构关系，也要分析左与右的横向流动方式。一定的时间空间关系和社会变迁过程结合，不能不有长时段、大跨度的宏阔观照眼光，也需要定时、定点的局部微观的分析，前提都是必须审慎、客观、可靠、准确地积累或甄采史料。
近年来，我们和敦煌文书研究中心也有所联系，希望凭借他们的成功经验将文书整理工作做得更好。敦煌文书尽管整理了近百年，研究成果也积累了近百年，但在文书解读训释方面，依然有许多问题没有把握。随便举个例子，譬如文书图版的长宽尺寸要不要说明或记录，整理研究敦煌文书的学者坚持一定要交待或说明。我们现在做不做类似的工作，不做当然会丢失很多文化信息，要做我们缺乏专门的设备。敦煌文书的研究者有日本进口的专门仪器，文书一放上去，尺寸马上就出来，相片马上也出来。我们经费匮乏，无力购置同样的设备。受多方面条件的限制，有待解决的困难实在太多。人家做了几十、上百年，都不能保证不出错，我们是后来者，缺乏前期经验，团队群体实际仍很稚嫩，当然感到压力很大。怎么高质量的完成课题，如何整理公布就是一大考量。契约文书的整理和一般古籍文献的整理，二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碰到的问题不尽相当，解决的方法也不完全一致，需要发挥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共同克服碰到的挑战和困难。
第三，是有关研究方面的一些设想。我们原先论证设计并上报国家社科规划办的课题，主要有三个关键词：抢救、整理、研究。正式公布时，去掉了抢救，所以我们原来的设计方案共有八个子课题，都以抢救为中心而兼及整理和研究。现在的重点既然不在抢救，而在整理与研究，我们原有的设计方案当然就有必要重新调整。现在提交大家审阅的十二个研究专题，就是我们重新调整的一个提示性的大纲。严格说还不成熟完善，尚需大家反复讨论修改，不仅敷畅为新论，而且发扬为宏文。研究工作涉及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需要不同专业的学者共同努力，多学科交叉互渗互透，一旦深入文书背后深广复杂的社会文化天地，就会感到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全息性的民众生活图景。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亟待垦殖的荒地太广，不仅文书学本身的研究极为重要，而且新领域的开拓也势在必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提出在苗疆重新发现历史的命题。别的姑且不论，至少我知道，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传统帝国赖以生存的民间社会如何运作的大秘密。
当然，文书学(包括史料的爬疏)本身的研究，仍然是其他研究的一个初步起点。譬如，清水江文书与徽州文书的比较研究，以及它与福建文书的比较研究等等，都有必要做出专门性的探讨，有必要展开深入广泛的讨论。因为清水江文书的史料价值定位，它在文书学系统中的总体意义评估，都应该放到全国范围内进行观察，才能作出较为客观公允的判断。其中一些特殊珍贵史料，如我们意外地发现了在天柱文书中的鱼鳞图册，文书学家栾成显先生看了都吃惊。这就足以说明王朝中赋役制度已深入到西南腹地，反映了当地从异域到边疆再到内地的巨大社会转型过程。通过契约文书等大量民间资料来研究传统赋役制度，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国家权力规约下的“死”的典章制度的空洞条文规定，而且能够展示国家典度制度下贯民间社会后必然产生的“活”的经验形态。也就是说，国家制度既有抽象的静态的不变的一面，也有落实到地方后经验的动态的变化的一面，我们必须两头打通互观，既关注国家权力意志的下贯，也重视地方活态经验的上移，才能一窥国家与地方长期复杂互动的历史真实性。譬如国家赋役制度是如何执行下贯的，如何经过众多中间环节推广落实的？它又如何变成具体的活生生的社会行为，如何融入乡民的日常生活，甚至改变个人或家族的命运形态的？它的国家权力形态与地方经验形态的联系与区分的关键点究竟是什么，我们如何从中找到一种既有地方微观个案又有国家宏观结构的分析解读模式？地方经验与国家话语之间的沟通渠道是如何产生和运作的？我想，只要一方面从国家看地方，一方面又从地方看国家，国家的制度形式和地方的经验形态，二者之间无论是下贯或上移，我们都同时予以高度的重视，就一定能凭借扎实的史料功夫，获取由新材料导出新问题，并不断开辟解决新途径的重大学术突破。
清水江文书以土地买卖和典当契约为大宗，但也有不少婚书或休书。休书又有休妻与休妾两类，不仅有男休女，甚至有女休男，后者主要反映了当地苗侗民族不落夫家的习俗，是与汉地有别的另外一套婚姻礼俗系统，反映了少数民族独特的恋爱观和婚姻观，也是文化运作机制必不可少的构成因素之一。婚姻的后面不仅是两个人的单独行为，实际牵涉家族之间的交往与协商，协商的过程也是礼俗秩序不断展开和实现的过程，体现了族群与族群之间的情感交往和联结方式，提供了大量难得的文化人类学解读的信息。举这些例证无非是想说明文书的史料价值和我们的研究思路，更详尽的学术选择目标当参看我们的各个子课题介绍。
根据提供给与会专家的十二个专题展开研究，我们的最终的目标是如实呈现清水江地区的复杂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过程，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多姿多彩的华夏文明的总体复杂结构面貌和差序格局地域面相；同时也客观揭示作为西南地区极为重要的文化大走廊的清水江，它在历史上所发挥的沟通东西南北文化的重要通道作用。依据现有的考古材料分析，清水江作为一种河流文明，尽管从国家视野出发，当地长期都是“外化”或“生界”的失控区，不能不是具有“殊俗”文化特征的“异域”，但自先秦以来，它仍具有突出的文化走廊的地缘战略意义，发挥了联结多种文化区域板块并促其互动交流的功能。从今湖南境内溯沅江而上，再折入清水江，即可进入今贵州东南部腹地。与此同时，沿江之古驿道也很早就得以开辟，无论水路陆路，均可凭借驿道，将其交往的路径向南延伸至云南乃至东南亚地区；而由清水江入沅江再汇入洞庭湖，又可向北经长江、运河连接更广大的文化区域，成为边缘与中心相互联结的一大重要纽带。换句话说，清水江及其所联结的水道交通要道，实际也是西南与中原相互交流往来的重要枢管，构成了王朝帝国庞大交通网络体系——当然也可看成是国家权力体系的地缘性延伸——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清初多以“千里苗疆”概称清水江两岸这一湘黔毗邻狭长广袤地带，“开辟苗疆”又为当时震动朝野上下的绝大政治军事事件，因此，我们又可将清水江文化走廊称为“苗疆走廊”，或径直依据族群分布和文化交流特征，称其为“汉侗苗文化走廊”，当是“藏彝走廊”之外的又一重要民族文化交流走廊。
如同清水江的江水不断地流动一样，民族走廓的特殊地位也促进了涉及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人、财、物的流动。因此，凭借民族文化走廊的特殊观照视域，我们将可以更好地研究民族迁徙、文化交流、经济往来等诸多方面的情况，看到不同区域之间的民族文化实体消长互动及磨合认同的具体运作方式。而国家权力介入之后所发挥的巨大整合功能，也必然借助于民族文化走廊固有的交通便利及其所产生的认同与区分的倾向。一条流动的江水联结众多的异文化族群区，不能不有众多的研究题域刺激我们的探知热情。然而反观过去的汉语文献记载，概括地说，一方面清水江流域长期以来都是华夏文明中心区域的边缘地带，汉文化语境中的描述与研究始终显得不够，一方面当地很早以来便是多民族文化交流、碰撞、冲突、融合的文化核心区，必须依据新材料作出客观合理的再分析或再评价。至少南方与北方文化或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的长期交流往来，国家和地方及地方与地方之间的沟通互动，以及地方族群之间认同与区分边界的移动变化，对照比读大量的契约文书及官私文献记载，我们正好可以从中找到华夏文明中心与边缘不断重新移动、改变、组合的客观事实，获取与大一统秩序建构活动有关的西南边疆体系经营开发的具体历史事例，了解边地民族接受或拒斥国家意识或礼法教化秩序的反应调节机制，看到国家政治整合统一与文化纷彩多元的复杂差序地理格局，从而更好地认识政治与文化中国的整体结构特征，摸清边缘与中心边界的调整移动与磨合变动过程。
正是有鉴于此，所以我们一贯提倡不仅要从王朝政权中心看中国，同时也要从王朝政权四周看中国，我们相信完整的中国是由中心与四周共同组成的，中心与四周从来都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我们需要培养上下远近层层比较互观的学术眼光，才能更好地将整体而全程的中国社会历史十字打开般地呈现给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