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泽江 李斌 吴才茂
清水江为沅江的上游，自古为湖南联结贵州“苗疆”的重要交通水道。清水江“上控黔东，下襟沅芷。囊百蛮而通食货，顺江流而达辰常。山川耸峻，楠木东流，界在黔楚之交，尤为峒苗砥柱”。清水江流域地区盛产优质木材，早在明朝正德年间便有朝廷委派官员到此采办“皇木”的记载。清朝改土归流以后，清水江航道得以大规模整治。水道的疏浚促进了清水江木材市场与人工营林业的发展。自明朝以来，汉族屯兵、商人、农民络绎而来，逐渐入籍当地，从而使清水江下游成为汉苗杂处的华夏与“苗疆”的边缘。
作为一个汉化较深而又以苗族侗族认同为主的民族社区，清水江下游近年来已成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田野，产生了如中山大学张应强教授的《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三联书店，2006年）等优秀成果。但专门对清水江下游苗族侗族宗族进行研究的成果还较少，主要有张银锋、张应强的《姓氏符号、家谱与宗族的建构逻辑——对黔东南一个侗族村寨的田野考察》（《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6期）。该文以黔东南的一个侗族村寨为考察对象，探讨了地方社会中宗族组织建构、形成的特点。
本文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从社会史研究的角度，运用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清水江流域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中第一次大量使用苗族侗族家谱资料，考察清代清水江下游边缘族群的宗族活动及由此体现的国家认同。
一、清代清水江下游的建祠修谱活动
中原王朝对清水江下游的开发始于明朝。明朝初年，朝廷在今天柱、锦屏县相继设置了天柱、汶溪、铜鼓、新化、亮寨、隆里等千户所。明朝万历二十五年（1597），天柱所吏目朱梓奏请改所建县，于是以天柱所、汶溪所及湖南省会同县的一部分设置了天柱县。锦屏则迟至清朝雍正五年（1727）才建县。明末清初清水江下游的建县，既是王朝国家统治秩序向边陲社会扩张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边缘族群对国家权威认同的体现。《天柱县初建县治碑记》记载，万历十一年，守备周弘谟许诺建县，苗民欣然乐从。后来周调走而建县之事便搁置起来，于是引起苗侗社会的混乱。“当差诸苗乐于向化，报纳鸡粮千有余石。厥后官迁事寝，戈铤日生。”万历十九年朱梓来任天柱所吏目，朱梓“熟悉峒苗情状，惟建县一事可使久安”。“乃单骑入寨，宣布朝廷德化，许遵旧议建县。二苗老（苗酋傅良嘴，陈文忠）率先诸苗输诚纳款。爱之如父母，畏之如神君。朱以苗裔归附之诚，乃上便宜数十事，切中肯綮。”在建造县治过程中，“诸苗自行输木兴工，创造堂宇二所，其文庙、明伦堂等项各有人承造。”建县之后，苗民“易刀剑而牛犊，易左衽而冠裳，好勇习战之风日益丕变。”
清朝雍正“改土归流”以后，国家权威的强化与清水江木材市场的发展促进了边陲与内地的联系，加速了清水江中下游苗侗社会的“王化”。如《乾隆清江厅志》的描述：“经圣天子武功文教，恩威四讫，各大吏承流宣化及职此土者加意抚绥，休养生息，服教畏神数十年。向之言类侏离者，今则渐通礼数矣……苗裔竞有通经应试如内地之仲家者，风会駸駸日上矣。”
清代乾隆年间，清水江下游苗侗社会兴起了宗族化运动，突出表现就是建祠修谱活动的大量出现。建祠修谱是宗族建构的主要内容。
清水江下游的建祠修谱活动最早开始于康熙年间。乾隆年代是清水江下游苗侗宗族建构的大发展时期，建祠修谱活动非常活跃。其中宗祠的修建活动尤为突出，仅在天柱一县之内就修建了二十九座宗祠。相对于宗祠修建，乾隆年间的家谱编写要少得多，是因为家谱编写是一个系统的文化工程。特别是首修家谱，一般都要远赴湖南、江西等汉族地区寻根问祖，抄录同姓家谱。因而建祠易，修谱难。有些家谱在序言就记述了与外省汉族联宗的过程。如乐氏族谱记载了乾隆甲寅年与湖北大冶联宗的经过：
乾隆甲寅岁，承大冶县宗先生讳和声者，仲春初起程，泛舟跨汉江，飘鄂湖，途经三月，于初夏抵梓，雅意联宗。噫！其惫甚矣！谓非先祖在天之灵，冥中默遣而来欤。亦先生诚意笃宗，不遗其亲以来矣，手出谱本并序小引录遗先君贯公，乃江西太和潜公原谱也。肇自（周代）宋大心公受姓，逮明初，纪年二千余春，序派四十五世。前传后续，有条不紊；宗功祖德，无美弗彰。合族聚观之下，油然兴孝敬之思，蔼然动亲亲之意。百世以上，千里而遥，精意所通，如感格一堂也。
乐氏族谱另一则序言则记叙了从建祠到修谱相距四十五年的经过：主修人乐大成之祖父于乾隆甲午年(1774)建祠，甲寅年(1794)获湖北老谱。苦心数十年，与族人每欲玉成谱牒，至嘉庆丁卯（1807）作古而家谱尚未修成。其父欲继其志，然老而倦勤，便把修谱重任交到了乐大成手里，并嘱咐乐大成说：子年富力强，笔锋颇得，且正值性成，盍偕各房干事者共襄其美。于是，有国学生身份的乐大成至嘉庆己卯年（1819），经过三代人的努力才终于修成家谱。
《蒋氏族谱》序言也记述了抄录同姓旧谱的经过：
丙寅春，阖族草创族谱，余一支族众推翰与兰为首事。因不殚辛勤，广求博访，欲得伯龄公（周公之第三子，封于蒋，为蒋姓始祖）以下世系，而历载之未获一见。丁丑之夏，因公在县，有黔阳茶陵溪宗人明伟、明轩、明和携谱至黎平而归。时三房宗廷偶与之相遇于东门客舍，余即接归寓所留而款之。因思吾祖实由黔邑（即湖南黔阳）而来，或者有合亦未可知。请谱披阅，彼籍出自广西全州念九郎之后，与吾祖世传河南开封府籍甚不相同。然自伯龄公及建公六十余世在在可稽。由是同归大段（属天柱县），约通族首士录其源流。虽其人其事世世相承，未审的否，然亦非无本而来也。兹首登之谱编，不敢忘其所得之故，以昭示来兹于不爽云。
该段序言虽然说所借谱牒与自己家族世传祖籍河南开封不相同，但旧谱所记蒋姓得姓始祖西周伯龄公以下六十余代世系在在可稽，脉络清楚。就这样，边缘族群通过与内地汉族同姓联宗而建构了汉族祖源记忆。
王明珂认为，移民所造成的新族群环境，除了提供结构性失忆滋长的温床外，也往往促成原来没有共同“历史”的人群，以寻根来发现或创造新的集体记忆。清代清水江下游土著族群的祖先记忆便是在寻根的过程中发现或创造的。
二、清代清水江下游族谱编写的特点
通过家谱序言，可以发现清代清水江下游边缘族群的家谱编写有如下特点：
（一）家谱编写的主要人员是家族中的儒学知识分子
以表二为例，家谱编写的主修人中具有科举功名或官员身份的占到一半。有些虽然没有科举功名，但如蒋氏家谱的首修人蒋宗纲自称“业儒”，也有可能是进过县学的生员，从其所写的序言中透露了其身份为私塾教书先生。有些虽然从家谱序言中看不出什么身份，但从他们对文言文写作的娴熟程度来看，自然也是饱读圣贤书的夫子。
清代清水江下游的知识分子为什么有强烈的修谱愿望呢？这是边缘族群汉族认同或国家认同的体现。从表二可以看出，这些清水江下游地区家谱的入黔或入湘黔边的始迁祖都要上溯到明朝初年甚至更早，至清代乾隆以后首次修谱时已经传了十余代两百余年。即使其祖先确为汉族移民，但在清朝乾隆以后早已土著化。由汉变苗的叙事在这些家谱中屡有记载。如天柱《龙氏六公宗谱》（2005年油印本）记载，其始祖龙腾汉原籍江西吉安府太和县东关人氏，明朝洪武年间，因商入黔抵清水江头，见山川秀丽，风俗淳朴，遂定居于清水江头柳富寨（今属贵州剑河县）。由于久居“夷地”，习俗所染，“变汉语而侏离，易冠裳而左衽”，其子孙遂化为苗族或侗族。清水江下游乃至整个湘黔边的大姓为杨、龙、吴三姓，今三姓总人口约占当地人口的一半。在这三姓的家谱中，大多数杨姓认同的入湘黔边始迁祖是唐末五代的“飞山蛮酋”“十峒首领”杨再思；龙姓的始迁祖则为北宋神宗时（1068-1085）“镇抚苗疆”的荆湖南路安抚招讨使龙禹官；吴姓始迁祖则为南宋理宗时（1225-1263）任大理寺丞的吴盛，因避奸臣贾似道迫害而避难于“苗疆”。至清代中前期，这些所谓中原汉族移民的后代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了数百年，远的近千年。而侗族先民仡伶族群见诸于文献记载的时间是宋朝。也就是说，有些汉族移民的历史甚至早于侗族族群形成的历史。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清代清水江下游的宗族化活动是土著族群的知识精英们建构正统性文化身份的手段，是对大一统国家认同的表达。如下面两则序言：
序一：清世祖撰广训十六条，首敦孝弟，次睦宗族。海隅苍生，罔不率俾。生今之世，为今之民，敢不仰体元首之教，序昭穆，明尊卑，登一族于惇庞，共昭太平之盛哉。
序二：庶几尊其祖，敬其宗，敦其本，睦其族，不坠帝廷大孝之风，即圣帝协和之法也。然异姓传道统，同姓传世统。传道统者，祖述宪章；传世统者，希圣希贤，宁不传道统哉？是故谱牒不修，则前何以绳祖武，后何以贻孙谋。余约众族于天柱城之家祠内公修谱牒，前可以绳其祖武，后可以贻厥孙谋，俾子子孙孙勿替引之矣，是为序。
序一、序二都把敬宗睦族、亲亲之道视为“元首之教”、“帝廷大孝之风”、“圣帝协和之法”，体现了对国家权威的高度认同。这种认同的形式便是边缘族群中的精英分子通过建构华夏世胄身份，并极力与“苗”划清界线，进而通过读书应试的途径而跻身国家的官僚系统。从《龙氏迪光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龙氏子弟出外求学时，似乎都要带上家谱作为自己正统华夏世胄身份的证明。如道光十七年（1837）贵州巡抚贺长龄为龙氏家谱所写序言，便是应一位在省会贵山书院学习的龙氏子弟之请而写。贺长龄的序言记叙了这一过程：“一日（龙生）诣署谒予。予观其人，沉静温雅。座间询其家世。次日以家乘进，并呈其先人嘉会、仁山、约斋等诗文及长官禹夫所辑全黔人鉴一书于予。读之，因悉其家学渊源。龙生之所以拔起特出者，其来有自也。龙生勉乎哉！恢先绪即迪前光，尔能为家作白眉，即能为吾副青眼也。”当时这位龙氏子弟远赴省城贵阳求学，家谱却随身携带，足见家谱在身份证明上的重要意义。道光二十一年（1841），贡士龙绍讷到京城会试，虽然万里之遥，仍然把家谱带在身边，并请当时的军机处官员王积顺为之作序。如序言所记：“龙君绍讷，予典试黔南所取士也。今年来会礼部试，携其家乘一册至京，求予一言以为序。披阅之，见其规模制度井井有条，谱牒分明，尊卑不混，而于远支从略，于本支则独加详焉。夫龙氏之先，代有显宦，岂不可引之以为当世耀。”
（二）清代地方官员积极支持民间修谱
清代清水江下游各个姓氏家族所修家谱中，基本上都有地方官员的赠序。当然，能否获得地方官员的赠序还和家族在地方上的声望有关。其中最突出的是锦屏县亮寨长官司龙氏土司家谱《龙氏迪光录》，如表三所示，该家谱收录了曾在贵州任职的四品以上地方官的序言六例。为什么地方官员积极支持民间修谱呢？从他们的序言中可以看出，建宗祠，修家谱等宗族活动正是地方官员推行封建教化的重要手段。
序三：予谓观于前可以励于后。长官之先人有守有为者，班班可考。从此激昂奋发，使宗族人人有继继承承之思，入则为家之孝子，出则为国之良吏。于以鼓吹休明，而匡扶时事，不亦善乎。若乃敬宗收族，以时习礼于祠堂，长官宗族知之矣，予又何言。
序四：予惟广教化，美风俗，使地方人知尊祖敬宗，于焉亲睦，固太守事也。……龙氏之先，侯王封谥，代有显宦，载之家乘邑志，其子孙类能道之，予可以不论。至其长官一职，上下数百年毋亦先泽实有不可斩者耶。君其讲明理一分殊之旨，相与立师以教之，笃恩以联之，于以发其孝弟之心而长其淳睦之意。行见礼族之盛，达于州闾。予守兹土，亦乐夫俗之有成而可为乡里法也。君与宗族勉乎哉。
序五：儒者出宰方隅，苟有关于人心风俗，莫不诱而张之。诚以治乱起于风俗，风俗本乎人心，两者厚而操刀无难矣。……迄乾隆十八年，余奉宪檄修邑乘，（龙）艳衢偕兄侄数人恳以太祖忠悃登志。余命呈谱以验，乃宋世中叶禹官父子也，何为而至今不劂也？……子之来丐我者，诚有关于人心风俗之大，而其量不仅于家也。……凡无所挟而来者，吾皆诱而彰，况殁而祭者之俎豆常馨；生而足师者之学行兼举，而顾不为之掇一言以吹嘘其祖德，可许其子孙以附春秋蔡季之义也乎，是为序。
序六：圣天子仁孝治人之化，欲使斯人由亲亲以及尊尊，共遵夫荡平之道。今而后族之人其益进而勉焉。饬伦纪，敦礼让，秀者服仁义于胶庠，朴者勤职业于畎亩。以贤劝愚，以善变俗，凛宪章而念先型，笃亲睦而虔爱敬，毋忘兹作谱初意焉。将见人文蔚起，世泽流芳，是固蒋氏之幸，抑司是邦者所甚乐也。
从以上官员赠序中可以看出，封建士大夫出任地方官，便承担着宣布圣教，移风易俗，以仁孝化人的重任。而宋代以来以亲亲之道为特征的宗族制度正好成为封建地方官员推行教化政策的重要工具。由亲亲以及尊尊，移孝作忠，“入则为家之孝子，出则为国之良吏”。“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宗族雍睦则天下和平，这正是清王朝“以孝治天下”的本意。序五记叙了乾隆十八年会同县修县志时，龙氏族人进呈家谱，要求把龙氏入迁湘黔边的始祖北宋龙禹官忠君报国的事迹记入县志的经过。知县于文骏是进士出身，对于龙氏家谱中叙述的这样一位“镇抚苗蛮”的英雄祖先，他应该知道《宋史》等文献无片语只言记载。他只感叹说：“何为而至今不劂也？”也就是说对于这样一位忠君报国的人物为何至今未载入史册。其内心是否置疑龙禹官其人其事的真实性不得而知，但他认为这种忠君报国人物有必要载入方志以教化百姓，因而说：“子之来丐我者，诚有关于人心风俗之大，而其量不仅于家也。”
大多数清水江下游家谱中都有华夏英雄祖先戍边湘黔或“征苗”“抚苗”的叙事，这是边缘族群在汉化宗族制度的建构过程中，在特殊历史情境下对祖先记忆的失忆与重构。为这些家谱作序言的地方官们也许都知道其中的虚构情节，但他们没有必要去置疑。因为这种祖先记忆的建构表达了边缘或边疆对华夏的认同，也即对中央王朝的认同，这正好是与封建士大夫们推行的“用夏变夷”王化政策相契合的。
三、家谱中的移民入黔叙事与“英雄祖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