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说到“西部文学”，就会想起“西藏的马丽华”一一就如“新疆的周涛”、“青海的昌耀”一般，这是一种连接着创作实绩的荣誉。
在中国西部作家中，马丽华是一位引人注目的女性。可以说，“西部文学”因为有了马丽华的辛勤劳作，这片天空的色彩也就显得更加丰富、更加充实、更加璀灿斑斓。马丽华与西部一西藏的关系是令人钦佩与羡慕的，正如格勒博士（藏族）所说，她对于西藏怀有一种难能可贵的虔诚，她“目光注视、双脚触及”，而且是“心灵感知”。就西部作家、乃至中国作家而言，她创造的奇迹是无与伦比的：她把一个精神的西藏推到了现代世界的面前。她是第一个这样的作家。格勒博士说，在瑞士苏黎世的“西藏一喜马拉雅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她的作品令外国专家们爱不释手。
倘在西方，她的作品也许可以被称为“社会观察”或“文化记述”等，但以中国的文学眼光论，则是地地道道的散文，只不过是这些散文拥有一种特别的文化色彩罢了。可以认为，她的作品也因为这种特别的文化色彩而产生的价值，必将随时光推移而越来越不可估量，甚至要不了太长的时间，迅捷的现代化进程便可能使她的记述或抒写成为一种遥远的梦幻世界，或成为一种实在意义上的最后的精神朝圣。
我想，我的估计或评价是很客观的——只要读一读她的作品，谁都可能获截这样的结论。
我读过马丽华的五本书：《我的太阳》（诗集）、《追你到高原》（散文集以及长篇系列散文《藏北游历》、《西行阿里》、《灵魂像风》（并有三本合集《走过西藏》她早先是一位诗，人，但诗的浪漫与诗的天真，一旦与宗教感浓厚的严酷生存现实发生碰撞时，狭义的诗形态便被突破了一一她的创作进入了广义的诗的世界：“诗”的灵魂依然活跃着，那就是体现于她散文创作中的感受力与洞观方式，就是诗人的视听、诗人的感觉，就是领悟弦外之音、言外之意的卓越才能。她的创作或轻或重地踩住了文化人类学或诸如宗教学、民俗学之类学科的影子，但因了“我”的深深介入（或卷入所以无论是思索、遐想、还是穿透的究诘，或者是与现时社会文明进程的融合或参照，都使她的关于西藏高地的抒写成为品位不凡的、富有审美意味的文学作品。
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虽是古人的说法，但用来衡量今人的作品，也不失为一种感受或评价的尺度。当然，由于马丽华散文、尤其是总题为《走过西藏》的那三部长篇系列作品所拥有的生动、细致、翔实的描写特点，文化人类专家、宗教学家、民俗学家、乃至藏学专家们很自然地产生相应的学术兴趣，这在我们读到的学者们所写的“序言”，如格勒的《（西行阿里）.序》、周星的《（灵魂像风）——序》之中，即可获得充分的印证。但这恰恰说明，散文这种文体是可以产生多样性阅读效应的一同时也显示了马丽华散文的独特创造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开创或完善了一种多功能文体，一种对西部作家富有启示的文学方式。
在现时的中国文坛上，关于“女性作家”的评论显得繁荣而又不甚健康一或赞美快乐之后的所谓痛苦与孤独，或称道欲壑难填的各式各样的忧愁与烦闷，或把小沙龙里的无聊恩怨及那种打上了问号的“爱情”，当作唯一的人生来拍卖与推崇……甜甜腻腻、絮絮叨叨，但令人遗憾的是，当今的文坛还没有充分注意到马丽华这位“西部女性”一作为作家而作出的独一无二的文学奉献，甚至在浮躁蔓延的情景中还静不下心来细细体味这种奉献的内在意义（这与“文化中心”轻慢“西部文学”的态度很吻合不过，此间所包含的这种阴差阳错、颠三倒四，并不是马丽华的悲哀，而只能是今日文坛的悲哀。实际上，“西藏的马丽华”拥有西藏便足够了，如她在《西行阿里》中所说：西藏“本身不具备更多，除了石头和冰雪；但通过对它的凝视，它给予的一瞥便可成为无限”。我想，西部作家之于西部的精神收获，也将是如此。
不难想象，马丽华点点滴滴的光辉，全因了她是“西藏的马丽华”的缘故。她说：“回望西藏，以往的那些岁月时日，流年似水，渗入冻土层了；如风如息，荡漾在旷野的气流里了；化成足迹，散布在荒山谷地上了。”
再一回望，流水不见，风息不见，足迹不见，羚羊不见，狼也不见，只见风干了的思想和青春丢弃的褪了色的旧衣裳。
“只见一个心脏不适、步履艰难的心力交瘁的下山者，她的行囊中，唯有一本书——《走过西藏》。”
其实，她的行囊中何止是一本书呀！
无论如何，马丽华与不少勤勉而甘于孤寂的西部作家一样，是充实富有的。
她依然生活在褐白色的西藏高地上，依然奔波，依然思虑与洞观着精神的西藏，依然熬煎自己，依然以散文的方式为读者提供探究人类生活奥秘的契机。她不仅仅是一个为打开窗户而打开窗户的劳作者。
在西藏，她已生活了二十年。
她不怕高山缺氧，不怕人烟稀少，不怕那种罕见的孤寂，以及精神上必须承受的艰辛苦涩一不言而喻，无论是孤寂还是艰辛苦涩，都不可能是当今都市的感觉：你难以想象，因为其中深深隐藏着某些人类的特质或人性的初始状态；它是洞悉人或人性的一种途径。
她尽情沐浴了世界屋脊的神圣熏陶。她引以为自豪的是，她走过了西藏，走过了高地上的许许多多地方（她的“作家状态”或许能使西部的男性作家们汗颜，更不待说那些终年躲在水泥建构中“痛苦”与“烦恼”的甜腻腻的女作家或酸溜溜的男作家了）。她感兴趣的是人，是人的活生生的可触可摸的生存状态，是人的精神风景及孕育其中的秘密，而不是或不仅仅是每个人都可以看见的雪山或寺院。她也看到了生活的落后与迟缓，但她感悟到的、引起她心驰神往的东西，则大大超越了可见的生活。由此而让人想到，因了对于西藏感知的肤浅或局限，也因了那种浮光掠影的轻薄及懒惰，我们的不少作家，艺术家在重塑西藏高地时，实际上已经成了某种文化中心主义的俘虏，在他们的目光及印象中，或多或少掺杂了一些类似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偏见，并在相应的变味过程中，已经把“文明”的概念弄得含混不清。
我们很容易感受到，马丽华的《走过西藏》一她的《藏北游历》、《西行阿里》、《灵魂像风》，辽阔俊逸地提供了一种悲壮美，一种苦难美。这种由文字传达的美，或许与世界屋脊的冰山雪岭、草原旷野相关，但更为丰厚的来源，则出自她对于这片高地上的人的关注与透视。当然，也与浓郁的宗教氛围与罕见的朝圣精神相关。
马丽华虽自称：“从诗意和文采中下凡”，实则只是把“诗意”作了凝练的转移与渗透，并把它变为一种感受力、一种富有意象色彩的直觉，而“文采”也获得了升华：文采不仅仅是文采，而是真正的寓意传达手段（或过程即便是沉重的感叹，也成为记叙及探究的形态。无论是悲壮美，还是苦难美，其本身就是“诗意”。在马丽华那里，“诗意”摆脱了所谓的温馨、所谓的慷慨激昂、乃至种种一览无余的抒情。我觉得，任何一门学科之中都包含着终极意义上的“诗意”，尤其是历史学、文化人类学，其间所要阐释的终端，便是表象背后的人类生存状态的精神风景：那种广义的“诗意”。即便学者可不作这样的理解，但作家是可以的。而马丽华作品中的悲壮美、苦难美，就与这种“诗意”的理解相关。
我们读马丽华的《走过西藏》就可感知，她在传达悲壮美或苦难美时，思想的火花一直显得美丽而灿烂，而且随着底层生活的深入，内心体验的质地也不断得到提高或升华，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她已有的文化人类学知识的相助，得力于她对于宗教的理解，或者说，她自身的感知外部世界的修养，使她的体验达到了一般作家所无法企及的境界，再加上她的勤奋、虔诚、不辞劳苦，也就可能实现于人的灵魂的接近：就她的作品而言，越到后来这种“接近”的程度越高。当然，在这种“接近”的漫长而微妙的过程中，她内心的沉重也越趋明显，踌躇无奈的成分也更加浓厚。如《灵魂像风——朝圣者的灵魂》，这一章描写了一位名叫罗布桑布的虔诚朝圣者，其中便涉及了磕头朝圣的思考与感叹：既是一种不折不扣、矢志不渝的神圣，又是一种不可理解的困惑与迷茫一倘没有“来世”，“现世”的所作所为又将如何交代？就精神追求来说，其间的神圣及执着，正是迷恋物质生活的现代社会所匮乏的，但此间的含量又远不止于这般简单的诠释。于是，“西藏的马丽华”也就陷入了无可超越的悖论。然而，这样的悖论恰恰体现了人类存在的某种两难处境，而可能使我们联想到一些有价值的人文课题。
西藏一西部一人自身一人类的存在，这便是马丽华作品的描写线索，也是她对“西部文学”作出的最大贡献。
一九九六年五月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