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茅盾文学奖的评委，我曾受评委会委托，为《历史的天空》做过如下评语：“《历史的天空》在种种历史的偶然背后，显示出了历史的必然，纵向而又曲折地演绎了梁必达从一介草莽到高级将领的性格史与心灵史（通过个体生命对历史的重新言说，以真切厚重的军人生命体验的细节和碎片，去填充和修补想象中的历史，使历史中的战争和战争中的英雄都变得更加真实、丰富和耐人寻味），从而以鲜活强悍的人物性格和人格的光芒照亮了苍茫深邃的历史的天空和当代战争文学的人物画廊。作品凝重雄浑，充满了战争文学的阳刚正气和崇高风范，故事跌宕起伏，包蕴了聪颖的战争艺术和兵家智慧。”（当初发表时有改动）评语要力求简洁而全面，具体说来，《历史的天空》能够取得成功，一个重要的方面正在于历史理性的贯注。徐贵祥在传统的宏大叙事的框架中，以现代的观念、人性的理念，把目光聚焦于战争中个体的人和历史的种种纠葛，为人物设置生与死、善与恶等两难困境，使历史的必然在诸多偶然中自然显现。主人公梁必达——当年一个米店的小伙计梁大牙为了逃避日军的追杀而欲投国民党，结果阴差阳错闯入了八路军的根据地，从此走向了战争和政治。一个带着匪气的流氓无产者，却在后来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对敌战争中，逐步显示出优秀的品质和卓越的智慧，最终成长为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斗争艺术的高级将领。这样带有传奇性而又具有可信性的情节架构，显示出作者对于偶然因素和历史必然规律的富有哲学意味的思考。作者的理性还体现为始终牢牢把握人物性格变与不变的辩证法。此前战争小说的主人公，或者一登场就是有着坚定革命信念的成熟的军队指挥员，或者参加革命前个性峥嵘，棱角分明，一旦参加了队伍，提高了觉悟，便逐渐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符号化甚至神化，形象高大了，但个性变得扁平干瘪，丧失了人物的真实性和丰富性。《历史的天空》则可贵地把握住了人物性格中正面与侧面、主流与支流的消长关系，不管梁必达的政治觉悟、身份地位发生多大变化，他性格中那些作为“这一个”的基本元素和最具特性的部分都没有随之流失、衰减和消弭，反而愈益彰显，贯穿始终，持续焕发着新鲜热烈的光彩。作者把人的情感，欲望、命运同战争和政治生活进行了完美的结台，写活了历史，写活了战争，更写活了梁必达这个人物，从而以一个人物的光芒照亮了整部作品。
王：《历史的天空》在直观上很容易被读解为战争小说、历史小说，但我感觉它更主要的是一部性格史、心灵史，或者直接说，《历史的天空》就是主人公梁必达（梁大牙）的生命和精神历程。作者全部的历史理性，在小说中都是通过对梁必达生命和精神历程的叙述得以体现和展示。
就像《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斯历经艰险终于回到故乡一样，梁必达也是穿越一生的风雨，最终实现精神和人格的还乡，即到达成熟通达的境界。梁必达的生命历程穿越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以及“文化大革命”和新时期等数个历史阶段，最终的梁必达是历史与他个人相互作用的结果。历史可以有多层面的含义，它可以是一种宿命的力量，是一只任意拨弄人的命运的“看不见的手”，也可以是在特定的时空里遭遇的具体人事，但不管怎样，它都是塑造人的外来力量和外在环境。而人并不仅仅是历史的奴仆，尤其像梁必达这样有着旺盛生命热情和强大生命意志的人，他在历史中存在的同时，也以自己的力量创造和改变着历史，并在这一过程中从蒙昧走向觉醒，从凭直觉行事到自觉追求理想，不断实现自我蜕变和自我超越，人格、情感和灵魂的质量不断升华。中国革命是从农村发起走向城市走向胜利的，作为农民出身的革命者梁必达，因其斗争经历和心路历程而成为中国革命道路的一个见证。
朱：把《历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开》《高地》归为历史战争小说，只是一个大致的划分，其实只有《八月桂花遍地开》写的是陆安州军民的抗日斗争，因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小说，而另外两部都有着较长的时间跨度，跨越了战争年代和解放后的和平时期。这样的长篇小说在徐贵祥之前已经有过不少，以后肯定也还会有。但徐贵祥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没有把小说写成顺时序排列的“编年体”式，而是有一种贯穿始终的东西，使小说浑然而为一个整体。这种东西，就是人格历练成长，不断追求超越的趋向，它是小说叙事的动力，是表层叙述背后的“灵魂”，也是叙述过程精彩迭出甚至撼人心魄的重要原因。这与他在和平题材小说追寻完善的军人人格的努力是一致的。
战争与斗争
王：如果把徐贵祥的小说看作是心灵史和精神历程的叙述，就不存在战争与和平时期可能出现的“断裂”的问题，而徐贵祥将二者统一起来的方式是，诉诸“斗争”。在我看来，除了对战争与和平关系的辩证思考，对斗争的认识是徐贵祥作为一个“思想型”作家的重要体现。徐贵祥说过：“在所有的征服中，人征服人无疑是最大的征服；在所有的享受中，人享受人无疑是最大的享受。诗人毛泽东说得很精彩，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我认为这是真理。”（徐贵祥：《（天下）后记：谈谈战争》）在《历史的天空》中，他又借梁必达之口说：革命就是斗争，同鬼子斗，同汉奸斗，也同内部人斗……斗争有多种手段，斗争对象也有区别，要找准斗争对象，把握斗争策略，选准斗争目标……
徐贵祥小说展示出的对斗争的认识，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人类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甚至民族、国家之间的本质关系。斗争是人类（也是所有生物）存活于世必不可少的手段，区别只在于它的表现形式有隐有显、有平和有激烈，因而命名也有所差异（如竞争和战争）罢了。在战争中、在军人身上，它的表现就较为直接和鲜明。我们常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广义而言，政治就是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而权力，正是一方支配另一方并使之服从的能力。权力的获得，斗争是最为重要的方式，而战争，不过是斗争的极端形式。所以，对敌的战争和同一阵营内部的政治斗争，如果除去道义和意识形态的因素，实际上并无根本的区别。
在《历史的天空》中，对敌战争与内部斗争是梁必达生命历程的两大部分，二者大致平分秋色，到了《高地》，则战争更多地成为背景，主人公兰光泽和王铁山的斗争直接走上前台。从共同爱慕的女孩杨桃，到每次战斗的功绩，再到进步的快慢、职务的高低，甚至儿女的感情，他们都要争斗个不停，而最根本的，他们斗的是人格的高度和生命的境界。小说的题目“高地”，表面看来指的是二人始终耿耿于怀的双榆树战斗中的二号高地，实际上未尝不是人格的高地、精神的高地、生命的高地。他们所有细琐的斗争，根本上是在争先登上那看不到、摸不着，却又切实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高地。
朱；《高地》中的兰光泽身上多少有点梁必达的影子，都是生长在小镇上，都是因为八路军（解放军）漂亮的女战士而走进队伍，在战争中都体现出超人的智慧。但《高地》主要是靠两个“结”把小说聚拢起来：一是兰光泽、王铁山同时爱上的女兵杨桃，一是扑朔迷离的双榆树战斗。而他们二人围绕这两个“结”展开的长达一生的斗争，又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明天战争》中“四大金刚”的军旅生涯中无时不在的明处的竞争和暗中的较劲。
《高地》是由徐贵祥的一部同名中篇扩充而成，作为一部中篇，它应该算得上出色，虽然以前并未引起太多注意。但同样的题材写成长篇，就多少显得有些单薄，气象和格局都稍嫌小了一些，虽然故事讲得巧妙引人，但明显厚重不足。当然，这样说可能也因为有《历史的天空》这样一部杰作摆在前面作参照，我们诚然不能要求一个作家每一部作品都是杰作，但当他攀升到了一定的高度，总希望他能做出新的超越。
王：跟其他两部战争题材的长篇相比，《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时间跨度不算大，它写的是陆安州军民的抗日斗争。按照徐贵祥的“斗争理论”，抗日战争不妨理解为两个民族之间的斗争，更可以看作是两个民族的文化之间的博弈。徐贵祥在《八月桂花遍地开》的《写在后面》中说，他希望读者从这部作品中“了解我们的历史，了解我们的民族；了解我们的敌人，了解我们自己；了解在那场战争中作战双方的状态，了解在战争背后两个民族的文化较量”。他希望读者从抗战胜利的过程，看到我们民族的自豪与自信，看到浇铸民族坚强性格的希望之光。野心不可谓不小，但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他确实做了这样的努力。主人公沈轩辕认为，中国的优势是人多，对鬼子是一千比一；劣势是不团结，如果一千个人一千条心，连一个人都不如。所以，要通过血浓于水的民族情结开展“攥拳行动”，把中国入团结起来。小说也用事实证明，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正是国民党军队、共产党的游击队和各种民间力量团结一致、密切配合的结果。
朱：这是题旨上的考虑，就创作本身而言，这部小说有两个特点值得一说，一是肯定了国民党军队在全面抗日正面战场上的作用。这一点在徐贵祥自己以及其他一些军旅作家那里已经有了突破，这里做了延续。第二点，也是更主要的，是怎样写对手的问题。写好对手，我们才知道自己是在与什么样的敌人作战，而不会让读者产生置身“无物之阵”之感。以往的抗战题材小说，能把日本人写得“像”，写得深入、丰满的少之又少，最常见的就是骂“巴格牙路”，能打，不怕死，在早期的作品中还要加上一条，就是很愚蠢。徐贵祥在这部小说中对对手没有进行简单化、模式化的处理，而是正视对手，直面他们的丰富和复杂。他的方法是，写鬼子的时候感觉中自己就是鬼子，进入鬼子的角色状态后，自己就具备了鬼子的坚定、凶残、勇猛甚至智慧。（徐贵祥：《（八月桂花遍地开）写在后面》）通过这种方式，这部小说塑造出了松冈联队曹长荒木冈原、岩下二等兵等鲜活、有人情味的人物，尤其是主要对手、陆安州驻屯军司令松冈大佐，作者自由出入他的内心和思想，较为充分地写出他的心机、狡诈，写得立体而多面。
王：应该说，在写好对手这个问题上，徐贵祥已经向前迈进了一步，但面对对手、面对异族文化，仅仅把自己想象成对手恐怕还不够。对于一场民族战争，要想真正地了解它、理解它，必须对双方都有充分的了解和理解。我们需要对对手做更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朱：是这样。对于日本文化，对于从古至今的中日关系，有许多问题仍有待我们进行深入的探讨和考察。在历史上，中国的国势曾长久繁荣强盛，中国的文化也曾经异常发达，吸引着异域民族前来学习。早在公元六世纪，日本就派来遣唐使，学习“天朝上国”的先进文化。日本的文化跟中国文化，有着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比如日本的文字，就跟中国汉字有着极深的渊源。但到了近代，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迅速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并“脱亚人欧”，很快跻身世界强国的行列。相形之下，一度强盛的中国此时却已衰朽得不堪一击。随之，从甲午海战一直到“七七事变”，日本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除了一九四五年的抗战胜利，中国在日本的侵略之下几无还手之力，受尽屈辱和损害。与此同时，清末和民国时期，许多以救国图强为己任的年轻人却选择东渡扶桑，到日本学习西方的文化。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日本某种程度上充当了西方文明向东方传输的“桥头堡”的角色。对照当年的遣唐使，不由得让人兴发无限感慨，而在诸多古今正反之间，又有多少东西值得玩味啊。
王：玩味之余，恐怕更应该做的是要摘清楚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会这样发生。最近几年，研究日本文化的书出了不少，但除了早就流行坊间的《菊与刀》和《武士道》（作者分别为美国人和日本人），其他的都很难说有很重的分量，而用“菊与刀”“武士道”能否准确而全面地解释日本文化和日本的民族性格，也尚难定论。这说明我们的学术界、思想文化界和文学界，对日本的文化、历史和民族心态，研究得尚且不够。对于这一问题，军事研究和军旅文学理应有所作为，因为它们都以战争为自己的关注对象。而且，文学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应该有自己独到的、不同于学术研究的方式，这是我们抗战题材文学创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找准合点与自我超越
朱：当年，我曾就和平时期军旅小说创作提出一个“寻找合点”的命题，即寻找“军门子弟作家”与“农民子弟作家”或者说“军营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合点。今天面对徐贵样的长篇小说创作，我再次想到了“合点”的问题，而且已经不限于以前论述过的范畴。我在想，对一个作家而言，他在创作上的成功一定是找准了多种结合点的结果。我们以徐贵祥至今为止成就最高的《历史的天空》为例来做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