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王有很多儿子，泰伯老大，周武王连第二位也没排上。按规矩，是泰伯即文王之位。但他和二弟坚持将皇位让给有能力的弟弟姬发，而为示决心，他和二弟一起远到吴地去避嫌。于是姬发即位，而他就是后来的周武王。
泰伯的“尊贤”体现在让贤的举动中，这也就符合了孔子“尊贤为大”的“大义”。那么，如何识“贤”呢？还是看一下鲁哀公向孔子问政时的对话吧。
鲁哀公问孔子：“当今的君主，谁最贤明啊？”
孔子回答说：“我还没有看到，或许是卫灵公吧！”
哀公说：“我听说他家庭之内男女长幼没有分别，而你把他说成贤人，为什么呢？”
孔子说：“我是说他在朝廷所做的事，而不论他家庭内部的事情。”
哀公问：“朝廷的事怎么样呢？”
孔子回答说：“卫灵公的弟弟公子渠牟，他的智慧足以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国，他的诚信足以守卫这个国家，灵公喜欢他而任用他。又有个士人叫林国的，发现贤能的人必定推荐，如果那人被罢了官，林国还要把自己的俸禄分给他，因此在灵公的国家没有放任游荡的士人。灵公认为林国很贤明因而很尊敬他。又有个叫庆足的士人，卫国有大事，就必定出来帮助治理；国家无事，就辞去官职而让其他的贤人被容纳。卫灵公喜欢且尊敬他。还有个大夫叫史鱿，因为道不能实行而离开卫国。卫灵公在郊外住了三天，不弹奏琴瑟，一定要等到史鱿回国，而后他才敢回去。我拿这些事来选取他，即使把他放在贤人的地位，不也可以吗？”
其实，孔子所提的“大义”都是以服务于政治为目的的。因而，他所说的大义，指的就是让贤人来治国平天下。在《春秋·左传》中，还特意从反面来写出了什么是大义。
鲁隐公四年的时候，卫国的州吁杀了卫桓公而自立为国君。州吁这个人，依仗着武力残忍行事，弄得自己众叛亲离，老百姓对他怨声载道，在国内一点也不得人心。石碏的儿子石厚追随着州吁，替州吁卖力。于是，为了安定卫国的百姓，石厚就问父亲石碏，该怎样让州吁坐稳君位。石碏说：“朝觐周天子就可以取得合法地位。”石厚说：“怎样才能去朝觐呢？”石碏说：“陈桓公正在受到天子的宠信。现在陈、卫两国和睦，如果朝见陈桓公，让他代为请求，就一定可以成功。”于是石厚就跟随州吁到了陈国。石碏派人告诉陈国说：“这两个人，杀死了我国君主，请您趁此机会搞掉他们。”陈国人于是把这两个人抓住，而请卫国派人来陈国处理。九月，卫国人派右宰丑在陈国的濮地杀了州吁，石碏派他的管家獳羊肩在陈国杀了石厚。
石碏杀儿子石厚的行为，在当时传为美谈，被称为大义灭亲。由这个典故，也可看出，大义从正面来说就是尊贤，从反面来说就是除恶，为贤人扫除障碍。
有关忠义的典故，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莫过于《水浒传》。《水浒传》全书描写的是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人在梁山泊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这些故事，处处体现着“忠义”的精神，所以《水浒传》又被称作《忠义水浒传》。以当时人的眼光来看，梁山好汉们的“义”体现在“替天行道”，要扫除祸害天下的高俅、童贯等四大奸臣。后来受朝廷招安后，又征战企图进犯的辽国，打败田虎、王庆等割据势力，然后又征讨南方的方腊。他们的“忠”开始体现在不改变“替天行道”的心志，受朝廷招安后，又体现在不改变心志地为国家服务。
在《左传·宣公二年》中，就写出了一位具有“忠义”精神的人——鉏麂。晋灵公荒淫无道，通过重重的收税用来彩画墙壁，从高台上用弹丸打人而看他们躲避弹丸的形状。有一次，厨子烧煮熊掌不熟，就杀死他，放在畚箕里，让女人用头顶着走过朝廷……赵盾看后就频频进谏，惹得晋灵公很不耐烦，决心杀掉赵盾，于是派遣鉏麂去赵盾家行刺。鉏麂潜入赵盾家，看到赵盾早已穿好朝服准备上朝，因天色尚早于是在座位上打盹。鉏麂见此情景退了出来，感叹说：“不忘记恭敬，真是百姓的好官。刺杀百姓的好官，就是不忠；放弃国君的使命，就是不信。两件事情有了一件，都不如死了好。”于是，他一头撞在槐树上死去了。
鉏麂为“忠”和“信”而做出了符合儒家所倡导的杀身成仁的选择。他的举动从反面来看也含有尊贤的用意，但还称不上大义，可算作忠义。因为，他的选择本身不是冲着义去的。
所以，《春秋》中的“大义”和“忠义”尽管在行为上有交叉，但是在概念上是有区别的。大义，指的是行为，而忠义指的是内心的意念。
5.为什么说“《春秋》，天子事也”？
《孟子·滕文公下》中写道：“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这些话，可说是对当时的时代背景的交待：“世衰道微”，而诸侯争霸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天下礼崩乐坏，暴虐横行，社会固有的秩序遭到严重践踏。另一方面，也可说是交待出孔子作《春秋》的一个原因：出于忧国意识。
如何改变现状，恢复周以前的社会秩序，孔子经过思考，提出了德化天下、以礼治国的仁政思想。他本人也曾为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周游列国进行宣扬。可是，在那样的世道下，有几个人愿意静下心来倾听呢？更别说予以实践了。在遭受磨难和打击之后，孔子于郁郁不得志之中，只能“厄而作《春秋》”。但是，孔子的心志始终没变，他还是想通过一定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于是，在编著《春秋》时，他就把自己的政治思想融入进去，体现在那些仁、义、礼、忠、信等各个方面。在写作手法上，寓以微言大义，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史实，让人看到符合要求的素质：君仁、臣忠、士义、民淳，并让人能做到嫉恶如仇，从善如流。并且，《春秋》中还十分明显地体现了他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点。这样，我们便从中看到了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现代有学者为此特意考证了“弑君”案例，归总共有四十一例。比方说：鲁隐公四年二月，卫公子州吁弑卫桓公；鲁隐公十一年十一月，鲁公子翚弑鲁隐公；鲁桓公二年，宋华督弑宋殇公……这些弑君事件各有原因。以鲁宣公十年五月陈国夏征舒弑陈灵公为例来说明。
陈灵公、陈国大夫孔宁、仪行父都和陈国已故大夫御叔的寡妻夏姬私通，三个人常常拿这件事来相互说笑取乐，连朝堂上也不回避。大夫泄冶对此进行劝谏，结果被陈灵公杀掉。鲁宣公十年五月的一天，陈灵公、孔宁和仪行父在一起喝酒。席间，陈灵公对仪行父说：“征舒长得像你。”仪行父回答说：“也像君王。”夏征舒听后感到无比愤怒，于是等到陈灵公要离开的时候，他在马厩里用箭射死了陈灵公，而孔宁和仪行父则逃到了楚国。
这个事件的后续是，楚庄王讨伐夏征舒的弑君之罪。随后楚国占领了陈国，并车裂了夏征舒。楚庄王本打算将陈国划作楚国的一个县，后经楚国大夫申叔时的劝告，才让陈国复国。这个事件，导火索是陈灵公的荒淫无耻、丧德无道，最终招致灭身之祸，差点让国家也覆灭了。孔子通过这个事件，明显宣扬了君不仁，必然会导致臣不忠的结局；臣不忠，必然会导致遭身灭的下场。
孔子在《春秋》中毫无讳言地写出各种弑君事件，一方面自然是秉承有史写实的原则；另一方面，这是微言大义：让一些道德败坏、荒淫无道的人来管理诸侯国，这是造成天下动乱、动荡的根本原因。想要改变这种局面，就要推广他的仁政理念，让贤人来理政，最终让天下德建礼复，恢复周朝初期时的礼乐天下。
《春秋》中的弑君事件，很多都是缘自争权而引起的，但像上面陈灵公一样，弑君并非缘此争权的，蔡太子般杀蔡景侯就是一例，可归于弑父之列。事件起因十分简单。蔡景侯为太子般娶了楚国的女子，后又与该女子通奸，结果太子般盛怒之下杀了父亲。显然，蔡景侯为自己的道德败坏付出了身家性命的代价。
《春秋》中忤逆事件除了弑君、弑父外，就是权臣干政、乱政。这方面，齐国的大夫崔杼颇具代表性。
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庄公与崔杼之妻东郭姜通奸，多次去崔杼家，还把崔杼的帽子赏给别人。庄公的侍从劝说他不要这样做，庄公根本不听。崔杼知道后大怒，就想除掉齐庄公。该年五月，莒国国君朝见庄公。庄公在甲戊日宴请莒君。崔杼谎称有病不上朝。乙亥那天，庄公就去崔家探望崔杼，但意在其妻东郭姜。庄公到崔家后就调戏东郭姜。东郭姜入室，与崔杼一起把门关上不出，而齐庄公就抱柱唱歌。庄公的近侍贾举已和崔杼串通一气。他把庄公的护从人员拦在外面，自己进入院子，并把院门关上。崔杼的手下便手执兵器冲庄公一拥而上。庄公请求和解，众人不答应，庄公又请求盟誓定约，众人也不答应，庄公于是请求到宗庙自杀，众人仍不答应。众人说：“君之臣杼疾病，不能听命。近于公宫。陪臣争趣有淫者，不知二命。”庄公跳墙想逃跑，被射中大腿，坠落在了墙里，随即被杀。庄公被告杀后，崔杼并没有把齐庄公的棺材殡于祖庙，而是就便放在外城北边。随后安葬在士孙之里，葬礼用四把长柄扇，不清道，不警戒，送葬的破车七辆，不用武器盔甲随葬。当时的齐国的史官据实写道：“崔杼弑其君。”结果史官被崔杼杀死。而史官的弟弟和接下来的史官也因坚持写“崔杼弑其君”被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