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一直以来整天担心的事情，终于在这道上谕中全部出现了：朝廷追要幼天王等逃失人犯、指责谎报军情、追要天京“如海”的金银、惩处防守不严之人、指责曾国荃“骤胜而骄”。做不到这一切就难以“永保勋名”，也就不能“长承恩眷”。
曾国藩被这一纸上谕惊得冷汗直流。看来，再不“自惕自概”，自己就将会被太后“概之”、被皇帝“概之”了。
听完上谕，粗野骄横的曾国荃连惊带气，病倒在了军营里。
3.曾国藩没有“黄袍加身”，是经过他通盘考虑的
听说弟弟病倒了，曾国藩赶忙前去看望。老九见到哥哥，便一把拉住了他，委屈、愤恨得欲哭无泪。曾国藩看到他并没有多大的病，便乘机狠劝了弟弟一通。曾国荃不知深浅，只怪清政府奖赏不公，认为自己率领湘军围攻天京几年，遭受了说不尽的苦处，同“长毛”打过无数次血仗，死了千百名兄弟，最后不仅封赐不厚，反而弄了一身的不是。最让他不解的是，天京城破，只逃走了千余名太平军就要严加惩办，而杭州城破时，陈炳文率数万太平军逃出城去，左宗棠为何未受指责？
一提到左宗棠，顿时触动了曾国藩的痛处。他根据曾国荃的报告，上奏说幼天王“积薪自焚”，而皇帝的“上谕”中却说，根据浙江方面的奏报，幼天王由天京逃出。浙江方面的奏报肯定是左宗棠上的了。自己对左氏不薄，为什么他会在这个时候告自己的黑状呢？
曾国藩的猜测是对的，没过几天左宗棠就写信告诉他，从难民口中得知，洪天贵福由李秀成等保护，已经逃出城去了。然而，左宗棠为何要上报皇帝呢？这位与自己相交了30年的老朋友，为什么会在这么大的事情上不仅对自己毫不留情面，反在背后捅了自己一刀呢？
最让曾氏兄弟难办的是，皇帝勒令他们查清南京城里的金银，逼着他们“报部”、“拨用”。曾国荃如实告诉哥哥：金银确实是不少，但城破以来，早被湘军数万官兵抢走，分散在各自的腰包里，并且大多数早已运回老家了，如何还能“查清”，又如何“报部”？
“况且，还要我们把李秀成、洪仁达押送京师。这两个人已被杀死了，如何送得去！”曾国荃越说越气，下得床来，摩拳擦掌。据传闻，就在这次谈话中，曾国荃要让哥哥学赵匡胤，搞“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他说：“皇帝逼得这么紧，湘军上下怨声载道。我的吉字营5万，彭玉麟、杨载福水师2万，鲍超、张运兰、萧启江共5万。这十余万人马，八旗、绿营都不是我们的敌手！”
不过，曾国藩还没等弟弟说完，就坚决地不再让曾国荃讲下去了。他知道，曾国荃的话若被人听到后去告发，就会立即招来灭族之祸。曾国藩以他对清朝200多年历史的了解，以他个人数十年的经历，深知清政府虽然对洋人的欺凌、对吏治败坏、对民生凋敝，都软弱无能，束手无策，但对汉官的防范制裁，却是老谋深算，有的是办法。眼下，虽然湘军兵力在江南数省占据着优势，但官文据守长江上游，富明阿、冯子材分守扬州、镇江，僧格林沁屯兵鄂皖之间，分明是清政府对湘军早有防范。浙江的左宗棠、江西的沈葆桢，早就被清政府拉了过去，成为湘军背后的两根利芒。湘军号称30万，实际上他能调动的就只有10余万人。在这10余万人中，曾国荃、彭玉麟、鲍超等部是忠于他的。李鸿章与他的关系也很不错，但真正到了生死关头，李鸿章不一定会像彭玉麟那样对自己死心塌地地追随，他很有可能会像左宗棠那样站到清政府那边去。
即使黄袍加身了，恐怕也会重演赵匡胤与赵光义的故事。曾老九心高气傲、倔强狠毒，要胜过当年的赵光义多少倍啊。他能把黄袍加在自己身上，也就会随时夺走。
他转念再想，天京被湘军攻下来了，“长毛”闹得清政府束手无策，也是被湘军打败的。天京刚破，清政府就要给曾氏颜色看，其实这并不奇怪，清廷建制200多年，有几个像曾氏这般手握重兵的汉人？这样炙手可热、功高震主的人，又怎么能令皇帝放心呢！曾老九要自己学赵匡胤，正说明了清政府的防范是有原因的。假若自己同意了老九的计划，这不正好说明了太后与皇上的料事之准了嘛。可是，曾国藩不会违背“忠君敬上”的儒家信条的，如今虽然受了一点窝囊气，但那毕竟是清廷的警告。只要依着朝廷的旨意行事，自己是不会失去“功臣”之名、侯爵之位的。
4.想让朝廷放心，只能裁撤湘军
经过再三思考，曾国藩认为当下最要紧的是要让朝廷对自己放心，而朝廷对自己最放心不下的，是自己手里握着十几万军队。当时有人说：“三千里长江，无一船不挂曾字旗！”一个汉官有着如此大的兵权，试问又怎么能令太后、皇上睡得着呢？湘军原来就不是国家的经制之军，不过是“长毛”起事而临时招募的应急之师，现在“长毛”已平，理应裁撤。
这些天来，他耳闻目睹了湘军从营官到士兵的种种表现，知道这支军队也真的该解散了。“嗯，裁去一大半，一是让朝廷对自己放心；二是自己也能甩去一个沉重的负担！”这是曾国藩与他的九弟谈话后做出的第一个决定。
他迅速向清廷奏请裁撤湘军。果然，清政府很快就批准了，但是，朝廷提出不可裁撤太骤，以免被遣散的兵勇聚众闹事，因此让曾国藩将精壮之兵留下来补充绿营。但是曾国藩未予理睬，而是马上下令裁撤江宁吉字营湘军2.5万人。
不过，裁军进展得并不顺利，将领们皆依军队自重，所以，曾国藩未采纳清廷“留精壮”“补绿营”的意见，但采纳了不可“骤裁”的意见，陆续地将湘军裁撤。
当时曾国藩的湘军嫡系有7万余人，鲍超、周宽世2万余人已赴援江西，由沈葆桢指挥，他手中仅剩下曾国荃统领的5万余人，这正是清政府最不放心的军队。七月二十日曾国藩先裁2.5万人，留1万人守江宁，1.5万人为城外游击之师。到同治四年（1865年）二月，守城部队仅余2000人，城外的游击之师也所余无几。再到清政府命曾国藩北上镇压捻军时，曾国藩手中除了刘松山统领的“老湘营”少量湘军，基本再无军队。
湘军裁撤，军饷也就不需再留，曾国藩在清政府逼令他交出南京金银之时，一面上奏南京城确无金银可以“报部”“拨用”；一面上奏停解湘军军饷，用以作为交换条件。清政府接到他的奏折后，立即批准。
由于曾国藩主动申请停解军饷供应，这多少平息了舆论对湘军和曾氏的攻击，清政府也不再追问南京的金银了。
在奏撤湘军、停解军饷的同时，曾国藩又于同治三年（1864年）八月二十七日上奏其弟曾国荃开缺回籍。这份奏疏是曾国藩在南京月余后再回安庆时上奏的。原来此时朝野上下舆论沸腾，皆言曾国荃为“老饕”。御史朱镇、廖世民、蔡寿祺三人上奏折弹劾曾国荃、曾国藩及湘军将领们占据军政高位，乘时而起，实非国家之福，而将为国家之患。他们还一一罗列了曾国荃及湘军将领抢掠南京、湘军士兵虐害地方的种种罪行，要求朝廷对曾氏兄弟及湘军将领进行调查、惩处。
曾国藩阅罢三位御史的弹劾奏章，立即派人给曾国荃送信，要他做好准备，辞官开缺回籍。同时上奏朝廷，代曾国荃申请开缺。曾国藩上奏的第八天，即九月五日，清廷便批复了准曾国荃开缺的上谕，可见当时清政府对曾国荃的恶感和不放心。
同治三年（1864年）九月八日，曾国藩由安庆回到南京，正式将两江总督衙门设于原太平天国王府。满堂宾客，共庆典礼。盛会之上，曾国荃以大功不赏，反被逼令开缺回籍，三杯酒下肚后又哭又闹，搅得盛典难成，曾国藩也狼狈万状。为了安慰弟弟，在曾国藩41岁生日那天，曾国藩派赵烈文登门劝慰，并写了十几首诗为之庆寿。诗篇记述了曾氏兄弟创办湘军，为清廷征战10余载，讨平了太平天国运动，创立了丰功伟绩，但却遭到嫉谤的事，所谓“十载艰难下百城，漫天箕口复纵横”。他劝曾国荃暂且回籍休养，不必把开缺一事看得过重。但写诗的曾国藩毕竟也是心有不平的，万般委屈虽能安慰弟弟，但诗篇里却饱含了无限的怨愤和伤感。
当曾国荃读到“河山策命冠时髦，鲁卫同封异数叨。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几句时，他想到自己征战多年，身上满带刀箭之伤，兄长知道，自己知道，然而苍天是否知道？而嫉恨者不知自己和湘军兄弟征战之苦，却诋毁咒骂，使自己得到了如此结果，满腹的委屈和痛苦，使得他忍不住放声大哭。
很快，曾国荃愤愤不平而又无可奈何地返回了湖南老家。回籍后，他“杜门谢客，以书帖自娱”。
当时，太平军虽然大致已被镇压，但捻军复起，西北回民起义复起，天下并未太平，清政府在曾国荃回籍数月后，又下旨令其“入京陛见”，第二年又授予他为山西巡抚，但他都托病坚辞，不肯从命。后来，他实在没办法推辞了，就勉强地接受了湖北巡抚一职。但很快他又借故辞官，回归老家，再也不像围攻天京时那般替清政府卖命了。
“蜚（飞）鸟尽，良弓藏”。如果不想被“烹”，最明智的做法，就只有急流勇退了。退，是闯过“狡兔死，走狗烹”这一关的最好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