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要回到1897年底。
那段时间，沙皇俄国急需在远东寻找一个“不冻军港”，作为俄罗斯帝国舰队在冬天的停泊地点——他们瞅上了旅顺和大连这两个地方。1898年初，沙俄政府派出璞科第等办事人员，找到大清重臣李鸿章，开展关于此事的谈判。
在谈判的过程中，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对李鸿章说：“只要你说服你们的朝廷和我们签约，将大连、旅顺租借给我们俄国，我们会给你50万两银子的报酬。”
李鸿章得到这一笔“业务”，很高兴，立马上奏折，四处奔走，并说服了朝廷同意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事成之后，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给李鸿章送去了50万两银子的重金贿赂——李鸿章笑纳了这笔巨款。50万两银子，等于现在的多少钱？如果以一两银子约等于今天人民币200元的购买力推算，50万两银子，则约等于今天人民币一亿元的购买力。一个亿。李鸿章办一件外交事务，可以收一个亿！？这件事，在中方的史料里面，当然找不到记录——李鸿章打死也不会在任何文字里留下自己收受黑钱的记录。所以，有关这件事的史料，只能到外方的文字记录里面去找。天网恢恢，沙俄当年的财政大臣维特伯爵在他所著的《维特伯爵回忆录》中，记录了这件事：李鸿章收受了沙俄政府50万两银子的贿赂。
维特伯爵是当时沙俄政府的财政部长，这笔钱是经过他批准的，所以，他很清楚这件事。再者，假设这件事不存在，维特伯爵完全没有必要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面捏造这样的一个谎言——因为捏造这样的谎言，对他没有任何的好处，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当然，从做学问的角度来看，《维特伯爵回忆录》的记录尽管合情合理，但毕竟是一份孤证，恐怕还不能作为结论的依据。于是，我们需要别的史料来进行佐证。
所幸近代史史料浩如烟海，只要耐心找，还是能找到的。
让我们来读一读另一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二分册。在这册史料的第103～104页，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确凿的证据。
这册史料收录了俄国当年驻北京外交人员的一系列电报，其中包含了亲手交钱给李鸿章的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拍回莫斯科的一份关键电报，在他的这份关键电报里，璞科第清清楚楚地写明了：李鸿章收受了自己50万两白银。
这一系列电报有四份，我们先来看第一份：
（一）1898年3月（俄历）9日（公历21日），七等文官璞科第由北京致财政大臣密码急件。
今天我得到代办的同意，和李鸿章及张荫桓作机密谈话，允许他们，假如旅顺口及大连湾问题在我们指定期间办妥，并不需要我方的非常措施时，当各酬他们银五十万两。两位大臣均申诉自己的地位非常艰难并述及官吏阶级激愤心情。向皇帝上了无数申请书，勿对我国要求让步。明天两位大臣都将向皇帝做报告。中国驻伦敦公使电总理衙门称，英国外交部对其声明，英国对我国的要求甚不表同情。
璞科第无误文书巴兹特涅耶夫
这份电报写得很明白：俄方允诺给李鸿章贿赂并要求租借旅顺和大连，李鸿章答应向光绪皇帝疏通一下。
我们再来看第二、第三份电报：
（二）内廷郎巴夫洛夫密电1898年3月（俄历）9日（公历21日）与璞科第一起非常秘密地允许李鸿章及张荫桓，如协议不迟于3月15日（公历27日）签字，而我方也不必采取紧急措施时，则各酬银五十万两。
（三）内廷郎巴夫洛夫密电1898年3月（俄历）12日（公历24日）允许的报酬起了应有的作用。李鸿章与张荫桓显然已使其他大臣及亲王等对此发生兴趣。
希望在3月15日签订条约以后即迅速支付所允款项，请将此事命令璞科第。
这两份电报表明：李鸿章在得到俄方送钱的允诺之后，办事很积极，开始着手说服清廷的中央大臣以及一些亲王，同意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
我们来读最后一份电报：
（四）1898年3月（俄历）16日（公历28日）七等文官璞科第由北京致财政大臣密电今天我付给李鸿章五十万两（按北京习惯所用市平银重量），计值四十八万六千两（按银行所用公砝两重量折算）；李鸿章甚为满意，嘱我对您深致谢意。同时我当电告罗启泰。我没有机会将款交给张荫桓，因为他非常小心。
璞科第无误文书巴兹特涅耶夫
这份电报最为关键。在这份关键电报里面，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亲手交给了李鸿章50万两的白银。李鸿章收钱之后，十分高兴，当场向俄方表示感谢。
请大家注意璞科第给李鸿章送钱的时间：1898年3月28日。我们后世人知道，中俄《旅大租地条约》签订于1898年3月27日。也就是说在签约的第二天，俄国人就给钱了——十分“守信用”。
说到这里，请允许笔者对此事的过程，来一个梳理，如下：
1.1897年底，俄国瞅上了旅顺和大连。
2.1898年3月21日，俄国人璞科第要求李鸿章说服清廷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事成之后，俄国允诺向李鸿章支付50万两白银作为报酬。
3.1898年3月24日，李鸿章说服朝廷，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
11898年3月2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和俄国签署《旅大租地条约》，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租期为25年。
23月28日，俄国办事人员璞科第，如约支付给李鸿章50万两白银的报酬，李鸿章十分高兴，连连道谢。
这就是李鸿章在办理外交事务的过程中，利用职权，收受俄国人巨额钱财的历史事实——当然了，是否存在这种可能：璞科第在电报中撒谎了，他自己私吞了50万两白银，而没有真正付给李鸿章——存不存在这种可能呢？平心而论，从理论上来讲，是可能的，但是我们搞历史研究，一切猜想都需要证据——如果将来历史学界挖掘出来璞科第私吞50万两白银的证据，也许本文所讲的论点会被推翻——但是，李鸿章死后，留下租界洋楼好几幢以及金银一大批，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些钱难道都是合法工资所得么？
当然，假如李鸿章能起死回生，他也许会这样为自己辩护：“当年中国受到日本和德国的觊觎，我引俄国海军到旅顺、大连来，是为了抗衡日本和德国，是为了请俄军来保护我们大清——也就是说，你别看我收了人家俄国人50万两白银，可是就《旅大租地条约》这份条约而言，它不但有利于俄国，而且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有利于我们大清国！”
李鸿章倘若要这样为自己辩护，也许有他的道理，也许没有道理——但是，这个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话题，因此，笔者在此无意深入探讨。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条约是否有利于大清国，但身为大清国重臣，办理外交事务，收受外国巨额贿赂，都是不对的——这一点，恐怕是李鸿章所无法否认的。
换句话来讲：李鸿章也许是个忠臣，但是，他同时应该也是一个贪官。他收钱的时候，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人家俄国人——而且不止一个俄国人，在他们内部的电报中，将这件事，用白纸黑字给记录了下来。
天网恢恢——该暴露的，迟早还是会暴露——你可以在一段时间里，欺骗所有人；你也可以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一部分人。但是，你绝对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
行文到最后，就让我们来看看，李鸿章和俄国人当年所签署的这份“佣金”为一个亿的《旅大租地条约》都是些什么内容。
《旅大租地条约》
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俄历一八九八年三月十五日，北京。
大清国大皇帝、大俄国大皇帝欲更敦两国盟谊，互筹相助之法，为此，大清国大皇帝派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李鸿章，尚书衔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为全权大臣；大俄国大皇帝派驻华署理全权大臣内廷郎巴夫洛夫为全权大臣。该大臣等各以所奉全权之据视为妥协，商定条款如下：
第一款为保全俄国水师在中国北方海岸有足为可恃之地，大清国大皇帝允将旅顺口、大连湾暨附近水面租与俄国。唯此项所租，断不侵中国大皇帝主此地之权。
第二款因以上缘由所租地段之界，经大连湾迤北，酌视旱地合宜保守该段所需应相离若干里，即准相离若干里，其确切界限以及此约各项详细，俟此约画押后，在圣彼得堡会同许大臣即刻商订，另立专条。此界线商定后，所有划入租界线内之地及附近水面专归俄国租用。
第三款租地限期，自画此约之日始，定二十五年为限，然限满后，由两国相商展限亦可。
第四款所定限内，在俄国所租之地以及附近海面，所有调度水、陆各军并治理地方大吏全归俄官，而责成一人办理，但不得有总督、巡抚名目。中国无论何项陆军，不得驻此界内。界内华民去留任便，不得驱迫。若有犯案，该犯送交就近中国按律治罪，按照咸丰十年中、俄约第八款办理。
第五款所租地界以北，定一隙地。此地之界，由许大臣在圣彼得堡与外部商定。此隙地之内，一切吏治全归于中国官，唯中国兵非与俄官商明，不得来此。
第六款两国政府相允，旅顺一口既专为武备之口，独准华、俄船只享用，而于各国兵、商船只，以为不开之口。至于大连湾，除口内一港亦照旅顺口之例，专为华、俄兵舰之用，其余地方作为通商口岸，各国商船任便可到。
第七款俄国认在所租之地，而旅顺大连湾两口岸为尤要，备资自行盖造水、陆各军所需处所，建筑炮台，安置防兵，总设所需各法，借以着实御侮；并认以己资修养灯塔以及保航海无虞之所需各项标志。
第八款中国政府允以光绪二十二年所准中国东方铁路公司建造铁路之理，而今自画此约日起，推及由该干路某一站起至大连湾，或酌量所需，亦以此理，推及由该干路至辽东半岛营口、鸭绿江中间沿海较便地方，筑一支路。所有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二日中国政府与华俄银行所立合同内各例，宜于以上所续支路确切照行。其造路方向及经过处所，应由许大臣与东方铁路公司议商一切。唯此项让造支路之事，永远不得借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
第九款此约自两国全权大臣彼此互换之日起举行。此约御笔批准之本，自画押后，即刻在圣彼得堡互换。兹两国全权大臣将此约备中、俄二国文字各二份，画押盖印为凭。两国文字校对无讹，唯辩解之时，以俄文为本。此约在北京缮就二本。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三月十五日“张勋复辟”背后的阴谋
近代史上的事情，黑幕重重，“张勋复辟”这件事，也不例外。张勋这个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一个“坏人”的角色，可是从第一手史料中，我们却能读出来一个不一样的张勋，原来，在段祺瑞和黎元洪的政治斗争中，忠勇有余、谋略不足的张勋是被利用了，而且还背了将近一百年的黑锅……1917年，民国六年，也是清廷倒台的第六年。
这一年的7月1日，北京城中，突然几乎家家户户都挂出了消失了六年之久的大清国国旗——龙旗。清朝，在灭亡整整六年之后，在“忠臣”张勋的武装扶持之下，复辟了！
可能有一些读者受此前历史读物的影响，会一厢情愿地认为：北京人民对此深恶痛绝。可是，事实的真相却是令人大跌眼镜。北京人民不但不郁闷，而且许多人似乎还挺高兴的，有的人甚至是逢人便报喜：皇上回来啦！皇上归位啦！
年仅11岁的废帝溥仪，在张勋的扶持之下，又坐上了龙椅，并在一群前清遗臣的辅助之下，像模像样地发号施令了。一时间，许官，封爵，张罗朝政，闹得不亦乐乎。
这就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张勋复辟”事件。
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天，北洋军阀巨头段祺瑞就从天津发兵讨伐张勋。张勋力抗不支。这一场复辟，在仅仅持续了12天之后，闹剧般地画上了句号。
对于这段历史，不少的史书说：张勋“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了复辟清朝的军事政变。可是，在我看来，本案其实大有内幕，恐怕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鲜为人知的是：事实上，张勋在这一年搞复辟，是有一定的人脉支持的，当年中国大部分的重量级军阀，似乎至少从表面上都支持张勋搞复辟。也就是说，所谓的“冒天下之大不韪”，恐怕并不那么符合历史事实。
我们来看看当年的亲历者、见证人，对于这件事，都是怎么说的。
首先，我们来看看当年曾经当过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对张勋复辟一事，是怎么说的。叶恭绰的说法，原文如下：
“……1917年5月下旬，黎元洪下令免了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安徽省长通电独立，继而冀、鲁、豫、陕、奉、浙、闽七省相继响应独立。相当多的政客聚集到徐州，当时有相当多的军政人物支持张勋之主张：复辟清朝。张勋以为功业有成的机会到了，不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显然是出人意料，叶恭绰这篇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的证言表明：张勋复辟，竟然是经过相当多的北洋军阀巨头首肯的。
依据叶恭绰的证词，当时全国重量级的军政人物，持支持复辟立场的似乎并不在少数。当然，这些军阀是真心拥护，还是虚假附和，人心隔肚皮，那就不知道了。
值得注意的是叶恭绰上述证词中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八个字，它道出了张勋复辟一案深层次的内幕：张勋其实是被捧杀的。
